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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Light人物 | 百年创新精神与一位光学学者的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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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者 按
一百年前，中国南开大学创始人张伯苓先生确立了该校流传至今的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如今，南开大学2017级物理伯苓班校友刘癸庚，在拓扑物理学领域实现突破性进展，研制出首个三维光子陈绝缘体和光学轴子绝缘体。他现任西湖大学工学院独立研究员（PI）、博士生导师，在《自然》《物理评论快报》《科学》等国际顶级期刊上发表多篇成果，其研究入选2022年度中国光学十大社会影响力事件。在本期“Light People”专栏中，我们很荣幸邀请到刘癸庚助理教授，分享他在光学领域的求学探索与成长历程。
人 物 简 介
「受访者」：刘癸庚
「采访者&翻译」：王勣
「原文信息」：Wang, J. A century of innovative spirit and an optical scientist’s pursuit. Light Sci Appl 15, 252 (2026).
https://doi.org/10.1038/s41377-026-023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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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童年时期有哪些难忘的经历激发了您对科学的早期兴趣？这些经历又是如何潜移默化地影响您最终走上科学家道路的？
A：科学探索于我而言，本质上就是认识世界、理解世界的过程。我出生在农村，那段在乡间自由成长的时光，是我人生中极为宝贵的一段经历。广袤的田野赋予了我充足的时间和空间，让我得以按照自己的兴趣去探索、去尝试。
我自幼便喜欢亲手制作各种玩具和手工，也曾自己种植各类植物，悉心观察它们从萌芽到结果的每一个阶段。但最令我着迷的，还是观察蚂蚁。我可以蹲在地上度过整个下午，看它们如何分工协作，将远超自身体型的食物搬运回巢。现在回想起来，蚂蚁教会我的，远比任何教科书都更为深刻：它们锲而不舍，面对困难从不放弃；它们懂得分解目标，将庞大的食物化整为零；它们善于协作，让无数微小的个体汇聚成惊人的能量。这些品质，后来都潜移默化地成为我科研生涯中至关重要的精神底色。
真正让我对“科学”形成系统性认知的，是小学时读到的一本书——《简明科学技术史话》。时至今日，我仍清晰记得阅读时那种心潮澎湃的感受。那本书以宏大的叙事视角，梳理了人类从文明初始至今探索科学、认知世界的整个历程。它让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科学研究是一场跨越时空的伟大接力——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这场探索中的一员。从那时起，“世界的底层规律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便在我心中扎下了根。
刘癸庚博士与儿子共读《简明科学技术史话》
中学开始接触物理后，这份探索科学世界的渴望越来越强烈。能够用简洁优美的物理原理解释复杂的自然现象，那种认知上的满足与愉悦，是其他任何事物都无法替代的。和许多小男孩儿时“想当科学家”的梦想一样，我只是幸运地将这份初心坚守至今，一步步将梦想变为职业，让探索未知成为我毕生的追求。说来有趣，尽管岁月流逝，我发现自己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与当年蹲在地上观察蚂蚁时相比，其实并未改变太多。只是如今，我已能够带领团队，能够在“探索世界”这一伟大进程之中做出自己的一点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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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您的学术之路——从带领团队斩获南开大学“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特等奖，到在南洋理工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再到入选2024年度《福布斯中国》“30位30岁以下精英榜”——彰显了中国本科教育的深远影响力。您认为中国本科教育的哪些建设性特质，为您的学术成长与职业发展奠定了最关键的基础？这些经历又是如何塑造了您的科研思路？
A：童年和中学的经历，在我心中埋下了科学的种子。然而，若论及我真正走上职业科研道路的起点，那无疑是南开大学的本科教育——它是我学术生涯的基石，也为后续的发展奠定了最为核心、最为坚实的基础。
我选择物理学专业，最初完全是出于纯粹的兴趣，几乎没有考虑过任何现实层面的因素。进入南开后，恰逢物理伯苓班招生。这个班的创立宗旨十分明确——培养未来的职业科学家。我凭着对科研的一腔热忱报名，并有幸被录取。伯苓班让我在大学阶段，便完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转变：从“学生”到“准科研工作者”的身份认知转换。在这里，我们并非被圈于象牙塔内背诵公式定理，而是被引导去全面理解“从事科研”究竟意味着什么——从科研人员的真实工作状态、职业发展路径，到日常的研究内容、项目申请与论文发表的全过程。这些认知，让我在大学初期便对未来方向有了清晰的定位。
在科研能力培养上，伯苓班的模式让我受益终身。所有专业课程均采用小班教学，课堂上鼓励的不是“记住标准答案”，而是提问、讨论与质疑。更为重要的是，几乎所有课程都配套了实验操作、小型研究项目和学术论文写作。这种“理论+实践”高强度训练的模式，让我早早掌握了科研的基本方法和完整流程。
伯苓班专门设立的科研训练课程，要求我们真正参与到前沿科学研究中。我大一便加入了我们学院涂成厚教授和王慧田教授的课题组。除上课时间外，我将绝大部分精力倾注于实验室，和研究生并肩完成同等科研工作。两位老师是典型的传统学者，治学极其严谨，对我的科研习惯影响深远。在实验室里，我不仅收获了知识和技能，更重要的是，提前“预演”了科研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挑战：既有实验成功的喜悦，更有实验失败的挫败、研究陷入瓶颈的迷茫，甚至是对自身能力的怀疑。而这些经历，让我在真正独立开展研究之前，便已具备了面对科研困境的抗压能力和韧性。
我认为，本科生参与科研训练，并非“揠苗助长”，而是将课堂所学知识，第一时间运用于解决前沿科学问题——是让知识从书本走向实践的关键一环。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也能让人尽早判断自己是否真正适合、真正热爱科研工作。
值得欣慰的是，这样的培养方式正被越来越多国内高校采纳。在西湖大学，每一位本科生踏入校园的那一刻，就有学术导师同行相伴，在成长路上引路，也让他们早早触碰科研前沿。我们实验室目前便有几位本科生，他们比当年的我优秀很多，起点也更高。我由衷希望，我的经历与经验能助他们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
2017年，刘癸庚（右七）从南开大学物理科学学院伯苓班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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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最初是什么激发了您对拓扑光子学领域的兴趣？这份热忱在您的学术生涯中又是如何演进的？
A：我对拓扑光子学的兴趣，实际上是从本科阶段的研究积累中，自然而然生长出来的。本科期间，我主要从事结构光场的研究，简言之，就是通过调控光场的相位、偏振等自由度来“塑造”我们所需的光场形态。而拓扑光子学所描述的，是光的一种全局性的、不受局部微扰影响的本质属性——这种从“局部”到“全局”的转变，令我深感着迷。同时，拓扑光子学既有深刻的物理内涵，可以用来发现新的拓扑物态，又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可用于设计新型光子器件。
从南开毕业后，我加入南洋理工大学张柏乐教授和Chong Yidong教授的课题组。两位导师是拓扑光学领域的顶尖专家，加之我此前的研究积累，使我得以很快进入研究状态，独立开展课题探索。彼时正值拓扑光子学的蓬勃发展期，领域内绝大多数研究聚焦于基于非磁性材料的结构——这类体系易于实现、现象丰富，自然吸引了最为广泛的关注。然而，我对磁性光子晶体这一体系情有独钟。它拥有最为“干净”、最为纯粹的物理机理：时间反演对称性破缺直接带来拓扑非平庸性，其背后的物理图像清晰而深刻，有望催生更为精妙的新奇物理现象。读博期间，我将主要精力投入磁性光子晶体的研究，从二维体系起步，逐步拓展至更为复杂的三维体系，取得了一系列成果。时至今日，这一方向仍是我实验室的核心研究领域之一。每一次深入探索，都能发现新的精妙之处。这种从边缘走向核心、从冷门变为前沿的过程，本身也正是科研探索的独特魅力所在。
刘癸庚博士（中）与其博士生导师张柏乐教授（后排左）、Chong Yidong教授（后排右）在南洋理工大学开展实验
Q：您在首个三维光子陈绝缘体相关研究中，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您又是如何攻克这一难题的？
A：这项研究最大的挑战，并非来自理论推导的艰深，也非实验设计的精密，甚至不是实验过程中反复的失败——而是，如何从一个看似平凡、甚至略显“无趣”的研究想法中，挖掘出真正具有开创性的新物理。
这一研究想法本身异常简单：将最经典的二维光子陈绝缘体逐层堆叠，构成三维体系，观察是否有新奇现象出现。最初的发现也确实平淡无奇：二维光子陈绝缘体的一维手性边缘态，在三维体系中演变为二维表面态。这一结果并未有任何惊喜。后来，我通过巧妙的实验设计，发现该三维光子晶体可以实现从三维光子陈绝缘体到外尔半金属的相变，并构建了完整的理论模型来解释这一过程。这一发现填补了实验空白，但依然未能回答我们最初关心的核心问题：相较于二维光子陈绝缘体，三维光子陈绝缘体究竟有何本质不同？我们的稿件在《自然》审稿时，审稿人就曾提出过这一问题，我们仿佛又回到了原点。而此时，项目已启动三年，我们却毫无头绪。
刘癸庚博士制备的三维光子陈绝缘体样品
真正的转机，来自一次与导师张柏乐教授的讨论。他提议尝试研究两个不同三维光子陈绝缘体之间的界面态。我随即设计结构进行模拟，结果令人兴奋——界面上确实存在拓扑保护的表面态。更为重要的是，我发现这些表面态在动量空间中能形成了复杂而优美的纽结与链环结构。而这，正是数学家们在纽结理论中所研究的环面纽结与环面链环结构，这一发现也将材料中的能带拓扑与数学中的结构拓扑关联到了一起。进一步研究表明，这些现象均源于三维光子陈绝缘体独有的“陈矢量”性质——这是三维体系区别于二维体系的崭新特性。我与导师对这一发现均感惊喜，文章最终顺利发表于自然》1。
2022年刘癸庚博士在《自然》1杂志上发表研究论文
回顾这项研究的成功，有两个品质至关重要：一是不放弃的韧性——科研的大部分时光平淡甚至迷茫，真正的突破往往蛰伏于这些看似寻常的日子里，需要坚持到底方能得见；二是开放合作的精神——在最关键的时刻，是合作者的视角给予我新的启发。而这些品质，恰恰是童年时观察蚂蚁所教会我的。
Q：2024年您在物理学顶刊《物理评论快报》2发表的论文中，报道了由非厄米趋肤效应诱导的手性边缘态局域化现象。能否简要概述该研究的关键发现、其背后的物理机制，以及这项工作对非厄米拓扑光子学领域的重要意义？
A：我们这项研究主要探讨了在非厄米拓扑体系中一个非常反直觉的现象：原本被认为无法被局域化的拓扑手性边缘态，竟然可以通过非厄米趋肤效应实现可控的空间局域化。
首先，简单介绍一下背景。非厄米趋肤效应，是指在非厄米系统中通过引入增益或损耗，使大量本征态聚集在体系边界的一种现象；而光子陈绝缘体是拓扑物理的基础模型，量子反常霍尔效应便归属于这一范畴。在传统厄米光子陈绝缘体中，经典的体边对应关系保障了手性边缘态的存在，这类边缘态具备单向传输、免疫背散射的核心特性，因此一直被认为不会因任何杂质或缺陷发生空间局域化。
在这项工作中，我们将非厄米趋肤效应引入到光子陈绝缘体体系中。我们发现，通过合理设计损耗的空间分布，手性边缘态可以在特定边界或者角落处被局域化。具体来说，我们在一个磁性光子晶体中实现了这种非厄米光子陈绝缘体。通过引入具有不同损耗特性的介质，我们在复能谱中构造了点隙结构，并利用点隙缠绕数来描述非厄米趋肤效应的存在。当两个方向上的缠绕数非零时，边缘态会进一步局域到二维样品的角落。我们提出了一种“混合拓扑不变量”，即由陈数（描述传统厄米拓扑）和点隙缠绕数（描述非厄米趋肤效应）共同构成的组合不变量。这个不变量能够统一描述厄米与非厄米体系中的边界态，从而将传统的体边对应关系推广到了非厄米体系。
这项工作的意义体现在两个方面。在基础物理层面，我们的研究表明，光子晶体可以作为一个强有力的平台来探索非厄米拓扑物理。通过实现非厄米趋肤效应与光子陈绝缘体相结合的混合体系，我们展示了传统的体边对应关系——这一厄米拓扑学的核心基石——可以被拓展到非厄米体系。这体现了光子学系统不仅是检验现有理论的实验平台，更是发现新拓扑物理原理的重要阵地。在应用层面，我们获得的局域化手性边缘态既保留了光子陈绝缘体固有的鲁棒性，又实现了精确的空间局域。这种独特的结合使其在拓扑激光器、鲁棒光收集等光子学器件中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2024年刘癸庚博士在《物理评论快报》2杂志上发表研究论文
Q：是什么促使您选择2024年加入西湖大学，而非其他学术机构？在您看来，这所大学对您的研究工作而言，其独特之处何在？
A：2024年选择加入西湖大学，是我深思熟虑后的决定。核心原因其实颇为纯粹：在这里，我能够始终专注于科研最本真的追求，安心从事自己真正热爱、真正想做的研究。
西湖大学拥有极致简洁的管理模式——没有繁琐的行政事务干扰，没有各种形式主义的消耗。我们能够将几乎所有时间和精力，全情投入科研本身。这种“心无旁骛做研究”的环境，对于一个刚刚起步独立建组的青年学者而言，弥足珍贵。
同时，这里汇聚了一批在各领域处于前沿的顶尖学者。无论是基础物理、材料科学，还是应用工程，我都能迅速找到志同道合的合作者。我们西湖大学所有的学院均通过学术环进行连接，我能随时找到同事，当面交流想法。目前实验室的多项课题都正在与多位同事一起进行。西湖大学宛如一个“学术社区”，众人在同一园区之内，随时可以开展讨论，随时可以启动合作。
西湖大学学术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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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作为西湖大学课题负责人，您如何平衡指导研究团队与开展个人独立研究项目这两项工作？
A：于我而言，“指导团队”与“个人研究”并非两个需要费力平衡的对立面，而是相互融合、彼此促进的有机整体。事实上，我的研究始终是与他人合作开展的——过去如此，如今在西湖大学也是这样。我的团队成员就是我最为核心的合作者。因此，并不存在一个完全“独立”于团队之外的个人研究项目。
我乐于将研究过程中思索的科学问题、构建的物理图景，甚至只是灵光一闪的创意构想，分享出来与大家交流研讨。我不会把这些想法当作需要分配下去的“任务”，而是真诚地邀请有兴趣的团队成员一起加入。最关键的一步，也是我始终坚持的原则是：在启动任何课题之前，我都会征询每个人的意愿——“你是否对这个课题真正感兴趣？”唯有学生发自内心地想要探索，我才会支持他推进。若无兴趣，绝不强求，我会根据其背景与特长，协助匹配更合适的方向。
与此同时，我也鼓励学生自主寻找研究课题。我会将自己“寻找课题”的方法倾囊相授——如何高效阅读前沿文献，如何从现有研究中提炼真正的科学问题，如何从问题出发构思研究方案，如何判断课题的科学价值与可行性。我认为，教会学生独立思考和自主探索，远比单纯地向他们灌输知识更为重要。这不仅能让他们在科研中获得真正的成长，更能让他们体会到探索本身带来的乐趣与成就感。
此种模式带来多重益处：学生在兴趣驱动下快速成长，在研究过程中获得成就感；团队研究在共同兴趣的基础上高效推进；而我，也与一群志同道合的同行者一起，将一个个想法变为现实。更为重要的是，学生在自主探索中产生的新想法、新问题，常常反过来为我的研究注入新的思路与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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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您在光子轴子绝缘体领域的研究已取得重大突破，能否分享一下研究过程中最令您振奋的时刻？
A：光子轴子绝缘体的研究，与三维光子陈绝缘体的研究有着相似之处：都是从看似寻常的想法出发，最终揭示出背后深刻而独特的物理内涵。我们最初的设想十分朴素：构建一个反铁磁光子晶体，研究其可能存在的一维手性棱态。这一想法可视为我前期三维光子陈绝缘体工作的自然延伸。受限于理论水平，当时我们并未刻意将此项研究与“轴子绝缘体”概念相联系，尽管直觉上隐约感到可能存在某种关联。
真正的突破，源自与合作者的一次深入讨论。彼时，合作者们设计了一个纯理论的光子晶体模型，并从理论上计算出其轴子场。我将我们实验体系的初步结果分享给他们，并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的体系是否也可能具有量子化的轴子场？”这一问题，开启了我们长达一年多的合作研究。我们共同推导、反复计算、多方验证——最终证实，我们的体系确实具有量子化的轴子场，且具备半整数的表面陈数。这意味着，我们实验构建的体系，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轴子绝缘体。那一刻，此前所有看似零散的实验发现，均在这一理论框架下获得了统一而优雅的解释。那种“豁然开朗”的体验，是科研工作者最为珍视的时刻。2025年，这一成果最终也很顺利发表在了《科学》3上。我由衷感谢合作者们在此项研究中持续数年的努力与坚持。
2025年刘癸庚博士在《科学》3杂志上发表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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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您从事科学研究已逾十年，您是如何在研究中保持创新与创造力的？
A：回顾我的研究经历，那些看似瞬间迸发的灵感，其实都是长期积累的自然结果。对我而言，保持创新力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持续的学习与知识积累、深度的思考和开放的讨论。
学习是创新的土壤。对新知识的渴求和对未知的好奇，驱使我不断拓展认知边界。我不仅密切关注拓扑光子学的前沿进展，也时常阅读其他学科的成果，很多重要启发恰恰来自看似无关的领域。遇到重要文献，我会花数天乃至更久深入研读，直到完全吃透核心思想。阅读中我会持续追问：换一种思路会怎样？这个方法能否解决我们的问题？多数想法终将淘汰，唯有一个可行且有价值，就可能成为新课题的起点。
同时，我习惯对关键问题进行长期、深度的思考。许多难题我会反复琢磨数年，在脑中不断拆解、重构、建立关联，直至形成清晰的物理图像。所谓灵光乍现，并非偶然，而是长期沉浸思考后，不同线索突然贯通的结果。
此外，开放交流同样重要。“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我常与团队成员交流，也和不同领域的学者探讨。多样的视角本身就是创新的源泉，不少百思不解的问题，往往在跨领域的轻松讨论中豁然开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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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在为研究团队招募成员时，您会考量哪些最重要的因素？对于青年科研人员，您最看重他们的哪些素养？您在南开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的求学经历，为您今天在西湖大学培养学生带来了哪些启发？
A：在招募团队成员时，我最核心的考量因素，是一个人的内在特质与科研初心——其是否真正适合从事科研，是否具备在科研领域长期深耕并做出成绩的潜力。我最看重的品质，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这也是我对自己的要求。
其一，强大的内在自驱力。这种自驱力，并非来自外界压力，而是源于“想要探索未知、实现突破”的内在渴望。拥有强大自驱力的人，会主动为自己设定研究目标，主动阅读文献、开展实验，在研究陷入瓶颈时主动寻求解决方案，无需他人催促。这是科研工作者最为核心的品质，也是能够在科研路上行稳致远的基础。
其二，独立的思考能力与敢于质疑的勇气。科研的核心在于探索未知、发现新规律，而非盲从权威、重复他人研究。我希望团队成员都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能够对既有理论和研究成果提出自己的见解；在研究过程中敢于质疑、敢于提问；不被固有思维模式束缚，敢于从新的角度审视问题。独立思考是科研创新的核心，而敢于质疑的勇气，则是科研突破的前提。
其三，良好的合作意识与团队精神。现代科研，尤其是交叉学科研究，绝非一人“孤军奋战”所能完成，而是团队协同合作的成果。我希望团队成员能够与他人相互配合、相互支持；乐于分享自己的研究思路与成果，也善于倾听他人的意见与建议；在团队中营造“教学相长、研思互促”的良好氛围。
其四，沉心静气，拒绝急功近利。重大突破无法一蹴而就，需要长期深耕与坚守。“行百里者半九十”，很多时候离成功只差最艰难的一步。
南开和南洋理工给我最深的启发，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让年轻人尽早认清科研的真实面貌，二是让研究者始终专注于问题的本质。
南开的本科教育让我意识到，培养科研人才的关键节点其实在本科。在伯苓班，我不是等到读研阶段才接触科研，而是从大一就走进实验室，不是做形式化的“科研体验”，而是真正参与课题、面对成败。这段经历让我提前完成了从“学知识”到“做研究”的认知切换，也让我在出发之前就确认了方向。这种“先认清、再出发”的模式，避免了在科研路上走弯路、试错、甚至迷失。南洋理工的博士求学阶段则让我看到，一个理想的研究环境，核心在于“减负”——把研究者从繁杂的事务中解放出来，让他有足够的带宽去思考真正重要的问题。在那里，导师的指导直击要害，团队的运转高效简洁，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科学问题本身。这种状态让我明白，顶尖的成果往往不是靠堆砌资源，而是靠持续、专注的思考。
两所学校教会我的是同一件事：培养一个科研工作者，最重要的是在早期帮他建立正确的认知，然后在他进入研究轨道后，为他扫清障碍、保障专注。如今在西湖大学，我希望延续这种理念——让学生尽早看清科研的本来面目，同时为他们创造一种纯粹的研究环境，让精力真正用在刀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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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展望未来5至10 年，您的主要研究目标是什么？您希望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对学术界和社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您会将研究成果发表于由长春光机所与自然出版集团联合出版的顶级光学期刊《光：科学与应用》吗？
A：未来五到十年，我们团队的研究工作将聚焦于光子学领域，致力于实现从底层物理机理的原创性突破，到功能性器件的实质性落地。这让我时常想起南开大学老校长张伯苓先生确立的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在我理解中，“允公”是心怀天下、服务社会，将研究成果真正应用于实际；“允能”是穷究物理、掌握规律，不断提升探索与创新的能力；“日新月异”则是不断突破、永不止步的追求。这恰与我心中所追求的科研理想不谋而合。
在基础研究层面，我们将主要研究拓扑光子学和非厄米光学等底层物理机理。拓扑光子学揭示的是光在受保护状态下的稳健传输，而非厄米光学则实现了增益、损耗等所带来的全新调控维度。这些机理本身蕴含着极为深刻的物理内涵，许多问题仍处于探索的初期阶段。我希望在这些方向上，不仅能够发现新的现象、建立新的理论框架，更能够推动我们对光与物质相互作用本质的理解向前迈出一步。在我看来，基础研究的价值，就在于为未来的技术变革提供“源头活水”。
在应用层面，我的目标是将这些基础机理真正转化为可用的光子芯片。具体而言，我希望利用拓扑保护带来的稳健性、非厄米调控带来的灵活性，实现对光信号的新型调控功能，将这些物理原理“写入”芯片的结构设计之中。我追求的不仅是实验室里的原型演示，更是这些芯片在光通信、光计算等关键领域中的实际应用落地。只有将基础研究与社会需求真正对接起来，才是实现了“允公允能”。
能在《光：科学与应用》期刊上发表我们的最佳研究成果，我也非常期待。作为国产期刊中最具国际影响力的代表之一，《光》不仅为国内外学者搭建了高水平的交流平台，也见证了中国光学研究从追赶到并跑、甚至领跑的过程。我会带领团队继续努力，做出更扎实、更有价值的工作，争取为这本期刊贡献更多有影响力的研究。
西湖大学刘癸庚助理教授的研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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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除学术研究外，您平日有哪些休闲爱好？这些活动又是如何帮您舒缓压力、恢复工作状态的？
A：对我而言，科研本身便是一种源于兴趣的追求。在研究过程中，我更多感受到的是探索未知的愉悦与实现自我价值的成就感，因此并不觉得有太多“压力”需要刻意排解。
科研之外的闲暇时光，我最主要的放松方式便是陪伴家人，尤其是与儿子一同玩耍。有趣的是，我向来喜爱与孩童相处。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曾说“儿童乃成人之父”，而我尤倾心于中国古籍《道德经》里“复归于婴儿”的那份纯粹与本真。或许是因为我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与感知，与童年时相比，并未改变太多。看着儿子以天真澄澈的目光，好奇地探索身边万物时，我便能卸下忙忙碌碌，收获一份纯粹的轻松愉悦。
参考文献
本期特邀通讯员
王勣：就职于西湖大学，翻译《透视教育时尚》（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审校《光子之舞》（中信出版集团）等书。
编辑：赵阳
审核：白雨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