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微阅读】银行“内卷式”竞争的表现特征与治理路径

现阶段，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而治理“内卷式”竞争成为重要抓手和着力点。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许多行业陷入“内卷式”竞争难以自拔，普遍利用价格战、重复建设、山寨模仿等手段争夺生存和发展空间，并形成较强的路径依赖。这与新发展理念的矛盾日益突出，成为制约资源配置效率优化提升的主要障碍，这种“内卷式”竞争让不少行业和企业深受其害，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亟须进行有效整治。

2024年７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要强化行业自律，防止‘内卷式’恶性竞争”；同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规范地方政府和企业行为”，正式将“内卷式”竞争纳入宏观经济治理框架。2025年6月新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贯彻党中央关于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精神，完善了相关规定。2025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

上述一系列政策导向源于实体经济中的部分行业因重复建设、低价倾销而导致资源错配、产能过剩等问题。作为经济血脉枢纽的金融体系，银行业“内卷式”竞争引发的危害也同样不容忽视。近年来，中国银行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市场竞争日趋激烈，部分银行机构为争夺市场份额和客户资源，逐渐陷入“内卷式”竞争的困境。不仅加剧了银行业的盈利压力，也削弱了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的效能。2025年底，金融监管总局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时强调，“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大力规范市场秩序”。因此，如何有效治理银行“内卷式”竞争，引导行业从规模扩张向高质量发展转型，成为当前金融监管和学术研究的重要议题。

银行“内卷式”竞争并非单一维度的现象，而是业务模式、定价策略、资源分配和风险管理等多个层面的系统性扭曲。本质在于行业陷入低效、同质化的恶性竞争循环，各机构在缺乏实质性创新的情况下，通过过度消耗资源争夺有限的市场份额，最终导致整体效率下降、风险积聚，陷入低效循环。

业务同质化是银行“内卷式”竞争最显著的特征。在金融产品和服务方面，多数银行未能构建差异化竞争优势，而是盲目模仿市场领先者的产品设计，导致信贷、理财、支付等核心业务高度趋同。一些金融产品纵使名目繁多，但本质功能大同小异，无法体现出差异化。当前，银行机构近年来纷纷发力零售业务，包括大型商业银行、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在内的各类型银行均意图通过个人消费金融、私人银行、信用卡、信用消费贷等产品锁定高端客户群体。在审批标准和额度设定上也亦步亦趋，形成“千人一面”的市场格局，结果无法体现自身的竞争优势。这种同质化竞争不仅削弱了银行的盈利能力，还使得客户难以基于服务质量或创新体验做出选择，转而依赖利率或补贴等短期利益和直观利益，进一步加剧行业的低水平重复竞争。

价格战成为银行争夺客户的主要手段，有的领域演变为恶性竞争。在存款端，部分中小银行为缓解流动性压力，不惜突破市场自律定价上限，以高息揽储、返佣等吸引资金，导致负债成本持续攀升。部分银行在季末、年末等时间节点，运用变相提高利息揽储、给予返佣、违规让利、赠送礼品或提供额外附加服务等手段，催生出存款“一日游”现象。部分中小银行为吸引存款，在利率上浮基础上赠送购物卡、现金券、米面油等；部分大型银行通过“手工补息”、冲存款时点等方式虚增规模。

在贷款端，有的机构为抢占优质客户，过度压低贷款利率，甚至放松风控标准，使得资产收益率不断下滑。有的个人经营性贷款、消费贷款等年利率击穿3%，低于资金成本，“赔本赚吆喝”。房贷、车贷市场则存在更隐蔽的灰色操作，如高额返佣、暗箱操作等。

在中间业务端，债券承销领域陷入低价竞争泥潭。如，2025年，某全国性股份制银行以“白菜价”承销费中标某债券承销项目引发市场关注，交易商协会随即启动自律调查，发布通知明确不得以低于成本的承销费报价参与债券项目竞标。以上“以价换量”的模式虽然在短期内能够提升市场份额，但长期来看，银行利润空间被大幅压缩，抗风险能力随之减弱。

更值得警惕的是，价格战的蔓延可能引发行业“囚徒困境”——即便部分银行意识到其危害性，但在竞争对手持续施压的背景下，不得不被动跟进，最终全行业陷入“增量不增收”的怪圈。

过度营销与资源错配进一步凸显了“内卷式”竞争的非理性特征。为完成业绩考核指标，部分银行分支机构采取“人海战术”，要求员工通过电话推销、社交媒体推广甚至上门拜访等方式高强度拓客，不仅造成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还引发客户反感，损害行业形象。

与此同时，在数字化转型浪潮下，部分银行盲目跟风投入金融科技，重复建设类似的大数据平台、手机银行应用等，但因缺乏清晰战略定位，导致资源分散、系统冗余，未能真正提升运营效率。这种“重投入、轻产出”的发展模式，使得银行在竞争过程中消耗大量成本，却难以转化为可持续的竞争优势。

监管套利与短期行为成为部分银行应对“内卷式”竞争的“捷径”，但埋藏了长期风险隐患。部分机构通过表外理财、同业嵌套等方式规避资本监管，以追求规模扩张；或通过借新还旧、风险隐匿等手段美化不良资产数据，掩盖真实风险水平。虽然在短期内能够维持业绩增长，但本质上是通过牺牲稳健性换取短期利益，不仅加剧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还可能因监管收紧或市场波动引发连锁反应。此外，部分银行管理层的考核机制过度侧重短期利润指标，进一步助长了投机性经营策略，使得行业难以从“规模竞争”转向“质量竞争”。

因此，银行“内卷式”竞争的影响绝非仅限于微观层面的利润波动，而是对金融稳定、经济效率和社会福利的多维度侵蚀。不仅未能提升行业整体效率，反而降低银行业自身的经营绩效，冲击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实体经济的融资环境以及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其危害性在于，短期竞争策略与长期发展目标形成根本性冲突，若不加以干预，可能影响银行业服务实体经济的核心功能，甚至成为经济系统性风险的源头。

面对“内卷式”竞争带来的诸多挑战，监管机构与银行业已展开多维度治理实践。从监管引导到银行自我革新，从技术驱动到生态共建，各种探索正形成政策合力。

政策层面：监管政策引导与制度优化。近年来，金融监管部门针对银行业非理性竞争出台了一系列治理措施。比如，在定价机制方面，通过建立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对存款利率上限实施柔性管制，有效遏制了高息揽储的恶性竞争。2021年推出的“存款利率市场化调整机制”，引导银行参考国债收益率等市场化利率合理定价。在业务规范层面，加强对同业业务、理财业务的监管，整治资金空转和监管套利行为。2022年“资管新规”过渡期结束，从根本上扭转了银行理财刚性兑付和资金池运作模式。值得注意的是，监管部门开始更多运用差异化监管工具，如对系统重要性银行实施更高资本要求，对中小银行则侧重流动性风险防控，推动银行业形成错位发展格局。2024年4月，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发布《关于禁止通过手工补息高息揽储 维护存款市场竞争秩序的倡议》，叫停“手工补息”。2025年，金融监管总局办公厅发布《关于扎实做好2025年“三农”金融工作的通知》提出，防止并纠正对涉农优质客户过度授信、“内卷式”竞争等现象，引发广泛关注。

行业协会层面：各地结合实际加强自律。近期，广东、浙江、安徽、宁夏等多地银行业协会（公会）已将“反内卷”列入工作会议中，密集发声呼吁辖区内银行业金融机构摒弃“内卷式”竞争。比如，2025年8月，浙江省银行业协会发布《个人住房贷款自律公约》，明令禁止向房企及中介支付佣金，重点打击“返佣抢单”“暗箱操作”；宁夏银行业协会表示，针对个人住房贷款领域返佣乱象，协会主动出击，组织会员单位及房屋中介机构开展交流，剖析返佣成因、危害及治理路径；广东金融监管局印发了银行业保险业“内卷式”竞争负面清单，指导行业协会研究制定反不正当竞争自律公约，广东银行同业公会表示，下一步广东银行业拟按照“1+3+N”的制度体系推进“内卷式”竞争的综合整治，“1”是指监管部门出台负面清单，明确哪些“内卷式”竞争坚决不允许，“3”是指行业协会发布自律公约、倡议书和承诺书，引导机构主动对照、签字背书、落实到底，“N”是指根据不同业务领域细化治理，例如，将对车险、消费贷、汽车金融等领域返佣、虚列费用等问题启动专项治理。

银行层面：探索差异化发展路径。部分领先银行已尝试通过差异化定位突破同质化竞争，同时将反“内卷式”竞争纷纷列入本行重点工作中。比如，工商银行明确要求带头整治“内卷式”竞争，成为首家将“反内卷”列入2025年下半年工作重点的大行；广发银行在2025年年中会议中表示，抵制“内卷式”竞争，坚持长期主义经营理念，守牢风险底线，以自身实力提升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平安银行广州分行召开2025年年中工作会议暨反“内卷式”竞争宣导会议，组织全行员工全部完成反“内卷式”竞争承诺书的签署工作。在探索差异化、特色化发展模式以及在内部管理机制优化方面，一些银行机构正在改革公司治理与激励体系，比如，工商银行在分行考核中增加“经济增加值（EVA）”指标，引导分支机构关注价值创造而非简单规模扩张；中信银行推行“风险嵌入式"管理，将风险管控前移至业务拓展环节。

表：近期政策层面关于整治“内卷式”竞争的相关要求概览

（资料来源：整理自各政府网站）

银行“内卷式”竞争的治理本质是金融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前银行业的“内卷式”竞争已从单纯的市场现象演变为影响金融体系健康发展的系统性难题，亟须构建一套标本兼治的治理方案。有效的治理需要系统推进，既要遏制非理性竞争行为，更要培育差异化发展能力；既要强化外部监管约束，也要激发内部改革动力；既要解决当前突出问题，也要建立长效机制。应当突破传统监管思维，从制度供给、市场重构、能力再造三个层面进行系统性设计，多方努力，形成有中国特色的银行业高质量发展路径。

制度供给维度：监管改革分层分类，逐步实施“精准滴灌”。现行的同质化监管框架客观上加剧了银行的战略趋同，建议构建基于银行类型、规模和市场定位的三维监管矩阵。对于系统重要性银行，应强化其综合化服务能力和风险抵御要求；对于特色专业银行，可适当放宽其专注领域的监管指标，但需设置严格的专业能力认证标准；对于区域性银行，则要建立服务半径评估机制，防止其盲目跨区扩张。

在定价机制方面，可借鉴国际成熟市场经验，将存款利率浮动区间与银行资本充足水平、资产质量等核心指标动态挂钩，使定价行为真实反映机构风险状况。尤为重要的是，不能以“内卷式治理方式”整治“内卷式竞争”，如发文成立专项小组、制定实施方案、列出明确目标和举措、列入督办事项等行为，反而可能加重治理过程中的内卷化。可改革现有的监管考核体系，在MPA评估中增设类似“战略独特性指数”，将银行差异化发展成效纳入监管评级，从根本上改变“规模导向”的监管激励，从而向“价值导向”转变。

市场重构维度：供需两端同时发力，打破同质化竞争底层逻辑。在供给侧，应推动银行业市场结构的深度调整，通过牌照管理制度改革，鼓励银行走专业化发展道路。可考虑试点“有限业务牌照”制度，允许银行根据自身优势选择专注领域，如消费金融、科技金融或绿色金融等，并在资本计提、风险权重等方面给予差异化政策。在需求侧，需要改善金融消费者的选择机制，可建设权威的银行服务能力评价体系，定期发布各银行的专业服务指数，引导客户从单纯关注价格转向综合考量服务质量。同时，应完善银行业市场退出机制，建立基于风险的早期干预框架，对长期依赖高息揽储、资产质量持续恶化的机构实施强制重组，通过市场的优胜劣汰推动行业结构优化。

能力再造维度：变革组织基因，激发数字化发展内动生动。银行业的数字化转型不应停留在技术应用的表面，而要深入银行的价值创造逻辑。领先银行应当着力构建三大核心能力：基于场景生态的客户洞察能力、依托数据智能的风险定价能力和整合内外部资源的协同创新能力。在公司治理层面，必须重构决策机制，建立战略导向的资源配置模式。建议在董事会下设“战略执行委员会”，将至少三分之一的董事席位分配给具有行业专长的人士，确保战略决策的专业性。绩效考核体系应当体现“长期主义”，可将高管薪酬的40%以上与三年期的价值创造指标挂钩，并对战略性创新业务设置单独的容错机制。

经营维度：精耕细作，强化差异化优势。首先，明确差异化发展定位。每家银行都应立足自身定位与资源优势，聚焦特定客户群体和业务领域。区域性银行可深耕本地市场，为中小企业和居民提供精准化、定制化服务；大型银行可在科技金融、跨境等领域发力，形成独特的竞争优势。其次，优化内部管理激励机制。通过设计合理的绩效考核体系，避免单纯以存贷款规模等指标进行考核，可增加客户满意度、业务创新、风险管理等多元化指标，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力。最后，积极拓展非利息收入业务，如支付结算、代理业务、理财业务、咨询顾问业务等，减少对存贷款利差收入的依赖，大幅提升银行的多元化发展能力和抗风险能力。特别是，中小银行应发挥贴近地方政府、社区和客户的优势，用好决策链条短、决策程序优、决策效率高等特点，继续加大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尤其是要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挖掘新的增长点，通过以量补价的方式提升净利息收入。除了拓展净利息收入外，还应积极发展中间业务，例如，拓展财富管理业务等高附加值中间业务，进一步提升中间业务收入占比，形成对银行营业收入的有力支撑。（编辑：时磊 时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