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视点 | 国际社会海外利益保护话语建构实践

话语权的概念最初由西方学者提出，而国际话语权本身也由西方国家牢牢把握。话语权既是西方国家重要的海外利益之一，也是其维护自身海外利益的重要工具。 

话语（Discourse）不单单是人类进行沟通和表达的言说工具，也不单单是思想理论的外在表达。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以及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等著名学者都对话语与权力的关系进行过深入论证。话语具有较强的建构功能，并由此衍生出定义、解释或说明的权力，以此建构出某种社会实践或社会意义。福柯最早系统性地揭示了话语背后的权力意涵，指出话语隐含着对于言说者地位和权力的认同，并提出了“话语权”的概念。谁掌握了话语权，谁就掌握了表达思想理论的权利和权力，进而获得或确立制度性权力，直接影响国际规则的制定和实施，并由此进一步稳固自身的话语权，形成权力逻辑的闭环。

当新兴经济体国有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崭露头角之时，部分发达经济体对此不满，为此建构出“国家资本主义”论调，推动形成竞争中立（Competitive Neutrality）的国内立法，并逐步演化为当前国际经贸规则中的国有企业规则。在此基础之上，发达经济体还建构出一种观点，即“国有企业不公平的优惠待遇造成了全球经贸扭曲”，并推动《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等区域经贸协定形成专门针对国有企业的反补贴规则，抛弃了世贸组织反补贴规则的公正立场，为新兴经济体国有企业的全球发展制造了制度性障碍。由此也可看出，国际法就是一套国际话语体系，而那些掌握和熟练运用国际法的国家往往占据着道德制高点。包括国际法在内的国际话语权，及其背后所隐含的制度性利益，就成为各国博弈的重点之一。在这方面，西方国家基于先发优势，牢牢把握着全球话语权。

西方国家的海外利益与资本主义的全球发展紧密相连。其中，英国、美国和日本作为“老、中、青”三代资本主义国家，其海外利益保护具有高度代表性。英国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十分重视海外利益保护。自17世纪开始，英国建立了广泛的殖民地，对攫取而来的海外利益持积极保护态度。二战后殖民地相继独立，英国仍保有14块海外领地，并试图通过援助或经贸合作等方式将殖民利益转化为相对合法的海外利益，重建与旧殖民地之间的联系。美国在二战后逐渐接替了英国的霸权地位，善用国际机制在全球范围内攫取和维护国家利益，形成了独特的利益观：自诩其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深度绑定。因而，美国国家利益被认为是世界范围内的美国利益，其海外利益也相应地归为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美国扶持下，日本在二战后迅速复苏并成为全球重要经济体之一，其海外利益也迅速积累。日本官方并未对海外利益作出统一的界定，在其价值观中，海外利益普遍涉及外交领域，被视为是国内利益的延伸，与国内利益共同构成日本的国家利益。作为一个整体，西方国家主导完成了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的制度设计，牢牢把握着国际话语格局中的主导地位。其话语权背后依托一系列海外利益保护路径。

一是海外驻军。时至今日，部分西方国家仍在全球部署大量军事力量。截至2024年7月，美国在51个国家建立至少128个海外军事基地。这些海外军事基地确保美国在关键地区的军事存在能对突发和紧急情况做出应急反应，向盟友、合作伙伴或竞争对手展示美国维护战略利益的能力。而英国等欧洲国家在非洲均有常驻军队。西方国家的军事力量在占据重要地区、维护关键运输通道、实施反恐或撤侨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是海外利益保护的坚实后盾。

二是外交保护和领事保护。相较于军事干预，外交保护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并逐步演化为海外利益保护的关键措施。外交保护是指一国对于另一国国际不法行为给属于本国国民的自然人或法人造成损害，通过外交行动或其他和平解决手段援引另一国的责任，以期使该国责任得到履行。在国家实力悬殊的情况下，外交保护可能会演化为对弱国内政的不当干涉。相较于外交保护，领事保护更为注重主权平等和不干涉内政原则，可以兼顾各方利益。领事保护是指国籍国的领事机构在国际法允许的范围内,在东道国保护本国国家利益、公民和法人权益的行为，如建立预警机制、协调机制或应急机制等。

三是国际援助。美国、日本等国相关立法或政策规定，其对外援助致力于维护本国利益。其中，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促进和引导了国际投资流向发展中国家，并降低由此可能产生的政治风险。1948年，美国制定《对外援助法》（Foreign Assistance Act）， 首创海外私人直接投资保险制度。在经济领域，国际援助以受援国接受新自由主义及“华盛顿共识”为条件，促成受援国市场对西方国家开放，甚至摧毁受援国经济。而“援助制裁”则用于实现特定政治目标。

四是“公私合作”。各国政府虽主导海外利益保护，但非政府组织、行业协会、跨国企业等非国家行为体也是重要的辅助力量。非政府组织发挥着政策研究、舆论引导、价值传播、人道救援等多重功能和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与政府职能形成有效互补，完善海外国家公民社会利益服务体系。此外，私营安保是海外机构和公民采取“自力救济”的重要方式之一。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也在维和行动中购买私营安保公司的服务，以提升安保效率。在私营安保领域，美国和英国占据主要优势，其安保业务服务领域宽泛、专业化程度高。部分私营安保公司具有准军事组织的战斗力和部分情报搜集能力，因其“私营”属性，政治敏感度相对较低，适宜完成一些军队不便执行的任务，避免与驻在国发生政治争议。

五是国际组织。西方国家善于利用国际机制维护自身海外利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成为美国主导欧洲和国际安全事务的核心工具之一。美国还通过主导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原“布雷顿森林机构”，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垄断了全球发展资源。相较而言，欧洲国家则通过欧盟的“共同声音”提升国际地位与话语权。上述海外利益保护途径是西方话语能够形成重要国际影响力的底气，是其建构话语权的基础。

虽然西方国家把持着海外利益保护的国际话语权，但“全球南方”的全面发展正在悄然改变着这一国际权力格局。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权力格局已从冷战时期的两极对峙，发展到冷战后的“一超多强”，再至当下的“多极多元”。作为具有相似历史经历和发展水平的发展中国家群体，“全球南方”有着强烈的独立意识和发展诉求。自“七十七国集团”提出国际经济新秩序纲领之后，发展中国家推动联合国逐步回归到全球发展议题的核心地位，相继提出四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新千年发展目标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在这一背景下，“全球南方”在经济领域迅速崛起。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GDP占全球的份额于2008年过半，2022年进一步提升至58.3%，预计2028年将达到发达经济体的1.6倍。随之而来的是“全球南方”在国际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的影响力持续扩大。据统计，“全球南方”国家2022年贸易总额超过13.3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出口贸易占全球份额上升至42%左右。而“全球南方”吸引国际直接投资的比例由1990年的16%上升至2024年的65%。而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寻求投资促进和投资便利化，发达国家反而更倾向于采取强硬的限制性措施。世界经济发展重心正逐渐展现出“西降南升”的总体态势。

在“西降南升”的大格局下，“全球南方”的身份认同也在逐步形成。东盟、非盟、“金砖国家”等一系列新兴国际合作机制推动了区域一体化进程，不仅强化了“全球南方”的身份认同，也形成以“发展”为核心的共同利益诉求。在谋求发展过程中，“全球南方”基于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中的互补合作，相应形成的多边机制突破了经济领域而扩展至政治、安全等综合性领域。与此同时，“全球南方”逐渐开始对西方中心主义这套话语祛魅。例如，西方国家曾将俄乌冲突包装为“民主与专制”之间的对抗，并试图向那些“不合群”的国家施加政治和道德高压。然而，数十个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等国际平台明确拒绝加入制裁俄罗斯阵营。随后，西方国家在俄乌冲突、巴以冲突和埃塞俄比亚内战中所表现出来的“双标”立场，让“全球南方”看穿了西方国家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而随着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始，美国对俄乌冲突上的立场反复横跳，竭力实现美国利益最大化，彻底暴露了西方国家的自私和伪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全球南方”的话语叙事围绕着反西方而展开。与20世纪的“南南合作”相比，当前“全球南方”的诉求明显减少了激进的反西方色彩，其政策选择是基于现实利益的考量。“全球南方”极力避免被卷入大国竞争中，并就自身利益和需求务实地提出相应的国际议程。因此，“全球南方”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反对“另起炉灶”，反对阵营对抗，主张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正是因为“全球南方”的综合实力逐步增强，且不满足处于全球治理的边缘地带，促使他们在与西方国家形成利益冲突之时，开始觉醒并敢于维护自身利益。这正是当前中国提出海外利益保护的时代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