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蛋白水解靶向嵌合体（PROteolysis TArgeting Chimera，PROTAC）是一种基于泛素-蛋白酶体系统（Ubiquitin-Proteasome System，UPS）的双功能小分子技术，通过诱导目标蛋白与E3泛素连接酶靠近，实现目标蛋白的特异性降解，为传统“不可成药”靶点提供了全新的研发策略。本文系统梳理PROTAC技术二十余年发展历程，从概念萌芽、肽类PROTAC探索、小分子化突破、临床转化、全球产业爆发到首款药物获批六大阶段，详细解析各阶段里程碑事件、核心参与者（学术机构/企业）、关键技术突破及全球竞争格局，最后总结技术挑战与未来展望，并附学术参考文献。

关键词：PROTAC；靶向蛋白降解；泛素-蛋白酶体系统；E3泛素连接酶；药物研发

一、概念萌芽与理论奠基（1970s-2001年）：从泛素系统到PROTAC构想

1.1 泛素-蛋白酶体系统（UPS）的发现：技术的底层逻辑

PROTAC技术的核心是劫持细胞内源UPS实现靶蛋白降解，其理论基础源于20世纪70-90年代对UPS的突破性研究。

1975年，Gideon Goldstein团队发现了泛素（Ubiquitin），一种由76个氨基酸组成的小分子蛋白，广泛存在于真核细胞中。这一发现为后来理解蛋白质的“死亡标签”奠定了基础。

1980年代至1990年代，以色列科学家Avram Hershko、Aaron Ciechanover与美国科学家Irwin Rose系统阐明了泛素化级联反应的完整机制：E1激活酶首先激活泛素，E2结合酶将其传递，E3泛素连接酶最终识别特定底物并将泛素链连接到靶蛋白上，标记后的靶蛋白被26S蛋白酶体识别并降解。这一里程碑式的发现揭示了细胞如何精确控制蛋白质的命运，三人因此荣获2004年诺贝尔化学奖。

核心结论是：E3泛素连接酶是UPS的特异性关键，可识别靶蛋白并介导泛素链连接。这一发现为“人工设计分子招募E3降解特定蛋白”提供了完整的理论支撑。

1.2 PROTAC概念首次提出（1999-2001年）：Crews与Deshaies的开创性构想

20世纪90年代末，传统小分子药物面临严峻瓶颈：仅能结合酶的活性位点或受体的配体结合域，而人类蛋白质组中超过80%的蛋白质（包括转录因子、支架蛋白等）缺乏明显的活性口袋，属于“不可成药”靶点；此外，靶蛋白突变或过表达导致的耐药问题日益突出。

在这一背景下，耶鲁大学化学生物学家Craig Crews教授与加州理工学院细胞生物学家Raymond Deshaies教授联合提出了PROTAC的核心构想：设计一种双功能分子，一端结合靶蛋白，一端结合E3泛素连接酶，形成“靶蛋白-PROTAC-E3”三元复合物，从而诱导靶蛋白泛素化并被降解。这一构想从根本上改变了药物研发的逻辑——从“占据驱动”（持续抑制靶蛋白功能）转向“事件驱动”（催化性降解靶蛋白）。

1.3 首个PROTAC分子PROTAC-1诞生（2001年）：概念验证的里程碑

2001年，Crews团队在《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PNAS）上发表里程碑论文，报道了全球首个PROTAC分子PROTAC-1，标志着PROTAC技术的正式诞生。

PROTAC-1的分子结构由三部分共价连接组成：①靶蛋白配体：卵霉素（Ovalicin），结合靶蛋白甲硫氨酸氨肽酶2（MetAP-2）；②连接子（Linker）：柔性聚乙二醇（PEG）链；③E3配体：磷酸化IκBα肽段，用于招募E3泛素连接酶SCFβ-TRCP。

核心验证结果：体外实验证实PROTAC-1可有效诱导MetAP-2的泛素化并被降解，首次证明人工设计的双功能分子可以劫持UPS降解特定的靶蛋白。

然而，PROTAC-1的局限性同样明显：作为肽类分子，其细胞通透性差、易被蛋白酶水解、体内稳定性低，仅能用于体外概念验证，无法直接作为药物开发。

核心参与者：美国耶鲁大学（Craig Crews团队）、加州理工学院（Raymond Deshaies团队）——PROTAC概念提出者与验证者。关键贡献在于奠定了PROTAC“靶蛋白配体-Linker-E3配体”的经典结构框架，并验证了技术可行性。

二、肽类PROTAC探索期（2002-2007年）：靶点拓展与E3配体多元化

2001至2007年，PROTAC处于肽类分子主导的基础探索阶段，核心目标是拓展降解靶点、优化E3配体、改善细胞活性。尽管肽类分子的成药性瓶颈仍未突破，但这一阶段为后续发展积累了关键技术经验。

2.1 首个激素受体PROTAC（2002-2003年）：AR与ER靶点的突破

2002-2003年，Crews团队将PROTAC技术拓展至肿瘤关键靶点——雄激素受体（AR）和雌激素受体（ER），为后续肿瘤适应症的研发奠定了重要基础。

AR-PROTAC采用雄激素拮抗剂羟基氟他胺作为靶蛋白配体，E3配体仍为磷酸化IκBα肽段，可在前列腺癌细胞中有效降解AR并抑制肿瘤细胞增殖。ER-PROTAC则采用雌激素拮抗剂他莫昔芬作为配体，可降解乳腺癌细胞中的ER。这两项工作首次验证了PROTAC在激素依赖性肿瘤中的巨大潜力。

2.2 VHL E3配体替代肽类配体（2004-2005年）：细胞活性显著提升

早期PROTAC依赖磷酸化肽类E3配体，细胞通透性差是核心痛点。2004-2005年，Crews团队与英国邓迪大学Alessio Ciulli团队合作，首次采用VHL（Von Hippel-Lindau）E3泛素连接酶的小分子肽类配体（如HIF-1α肽段衍生物）替代SCFβ-TRCP肽段，开发了VHL-based PROTACs。

技术突破的核心在于：VHL配体为短肽（5-6个氨基酸），细胞通透性明显优于长肽，可在纳摩尔浓度下降解靶蛋白（如AR、ER），细胞活性提升了10至100倍。2005年，Ciulli团队在《Journal of Medicinal Chemistry》上发表了VHL配体优化研究，为后续小分子VHL配体的开发奠定了基础。

2.3 肽类PROTAC的体内首次验证（2007年）：从细胞到动物的跨越

2007年，Crews团队开发了磷酸化PROTAC（PhosphoPROTAC），其E3配体仅在肿瘤激活的激酶信号下发生磷酸化并结合E3，从而实现肿瘤特异性的靶蛋白降解。该研究首次在小鼠异种移植模型中验证了PROTAC可有效抑制肿瘤生长且无明显毒性。

这一进展的意义在于：首次证明了PROTAC在体内有效，为后续小分子化与临床转化提供了重要信心。

核心参与者：耶鲁大学（Crews团队，靶点拓展、体内验证）、英国邓迪大学（Ciulli团队，VHL配体优化）。此阶段尚无商业化企业参与，技术仍处于实验室基础研究阶段。

三、小分子化突破期（2008-2014年）：成药性革命与产业萌芽

2008至2014年是PROTAC技术的根本性转折点——肽类分子向全小分子PROTAC的跨越彻底解决了细胞通透性与稳定性瓶颈，成药性大幅提升。同时，创业公司成立、制药企业开始关注，产业萌芽初步显现。

3.1 首个全小分子PROTAC诞生（2008年）：成药性里程碑

2008年，Crews团队在《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JACS）上发表论文，报道了全球首个全小分子PROTAC，标志着PROTAC正式进入小分子时代。

该分子设计彻底摒弃了所有肽段：靶蛋白配体采用MDM2抑制剂Nutlin-3（小分子），Linker采用小分子烷基链，E3配体为MDM2（E3泛素连接酶）的小分子配体。这一设计的核心突破在于：完全小分子结构带来了优异的细胞通透性、高体内稳定性，口服生物利用度显著提升。该分子可在纳摩尔浓度下降解AR，在小鼠模型中有效抑制前列腺癌生长且无明显毒性。

这一突破的意义极其深远：彻底解决了肽类PROTAC的成药性瓶颈，首次证明了全小分子PROTAC可作为口服药物开发，为后续临床转化铺平了道路。

3.2 CRBN E3配体发现（2010年）：PROTAC技术爆发的关键推手

2010年，日本东京大学Hiroshi Handa团队与美国哈佛大学James Bradner团队联合发表了里程碑式研究，揭示了沙利度胺（Thalidomide）及其衍生物（来那度胺、泊马度胺）的作用机制——这些分子能够结合E3泛素连接酶CRBN（Cereblon），介导靶蛋白（如IKZF1/3）的降解。

这一发现的技术价值巨大：CRBN配体（沙利度胺类）具有小分子、高活性、高通透性、低成本且无免疫原性等多重优势，此后成为PROTAC最主流的E3配体，占临床PROTAC分子的70%以上。产业影响更为深远：CRBN配体的发现大幅降低了PROTAC的开发门槛，推动全球学术界与企业界大规模涌入这一领域。

3.3 首个基于CRBN的PROTAC（2013年）：活性与成药性双优

2013年，Crews团队与Bradner团队合作，开发了全球首个基于CRBN的PROTAC分子，靶向BRD4——肿瘤关键转录因子，属于传统意义上的“不可成药”靶点。

该分子被命名为dBET1，是一款全小分子PROTAC。其核心性能令人瞩目：纳摩尔级的降解活性，可在血液肿瘤（如白血病、淋巴瘤）细胞中完全降解BRD4并抑制肿瘤细胞增殖；口服有效，在小鼠模型中显著抑制肿瘤生长且毒性较低。

这一成果的意义具有双重性：首次用PROTAC成功降解“不可成药”靶点BRD4，验证了PROTAC突破传统靶点限制的核心优势；同时证明了CRBN配体是最优E3配体之一，为后续临床PROTAC的设计奠定了坚实基础。

3.4 Arvinas公司成立（2013年）：全球首家PROTAC专属企业

2013年，Craig Crews教授创立了Arvinas（美国康涅狄格州），这是全球首家专注PROTAC药物研发的生物技术公司，标志着PROTAC技术正式从学术走向产业。

公司核心管线聚焦AR和ER两大肿瘤靶点，致力于开发口服小分子PROTAC，目标用于前列腺癌和乳腺癌治疗。知识产权方面，耶鲁大学将PROTAC核心专利授权给Arvinas，为公司的后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知识产权保障。

3.5 其他关键进展（2014年）：E3配体多元化与技术扩散

2014年，Ciulli团队开发了高亲和力的VHL小分子配体（如VH032），基于VHL的PROTAC活性提升至皮摩尔级，与CRBN形成了PROTAC领域的两大“引擎”体系。

与此同时，全球学术团队开始大规模涌入PROTAC领域：美国（哈佛、MIT、斯坦福）、欧洲（英国、德国、瑞士）、中国（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药物所）等上百个学术团队启动了PROTAC研究，靶点迅速拓展至BTK、EGFR、KRAS、STAT3等。

核心参与者：耶鲁大学（Crews团队，全小分子PROTAC、Arvinas创立）、哈佛大学（Bradner团队，CRBN配体、BRD4-PROTAC）、英国邓迪大学（Ciulli团队，VHL小分子配体）、东京大学（Handa团队，CRBN机制）。企业方面，Arvinas作为全球首家PROTAC公司正式登场。关键贡献在于实现了全小分子化、发现了CRBN配体、成立了专属企业，推动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产业。

四、临床转化期（2015-2019年）：管线成熟、临床申报与资本涌入

2015至2019年，PROTAC技术进入临床转化的关键时期：临床前管线趋于成熟，首个PROTAC进入临床试验，资本大规模涌入，制药企业加速布局，PROTAC成为全球药物研发最热门的赛道之一。

4.1 首个高活性AR-PROTAC：ARV-110（2015-2017年）

2015至2017年，Arvinas公司基于CRBN配体开发了全球首个高活性口服AR-PROTAC——ARV-110（Bavdegalutamide），用于转移性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mCRPC）的治疗。

该分子具有高口服生物利用度，可特异性降解AR（包括突变型AR），在mCRPC模型中显著抑制肿瘤生长，成功克服了传统AR抑制剂（如恩扎卢胺）的耐药性问题。2018年，Arvinas提交了ARV-110的IND申请并获得FDA批准，ARV-110由此成为全球首个进入临床试验的PROTAC药物。

4.2 首个高活性ER-PROTAC：ARV-471（2017-2019年）

2017至2019年，Arvinas公司开发了口服ER-PROTAC——ARV-471（Vepdegestrant），用于ER阳性/HER2阴性晚期乳腺癌的治疗。

该分子可高效降解ER（包括ESR1突变型ER——乳腺癌耐药的核心机制），临床前模型中抑制肿瘤的活性优于传统ER抑制剂（如氟维司群），且口服有效、安全性良好。ARV-471与ARV-110共同构成了Arvinas临床管线的“双子星”。

4.3 全球PROTAC公司爆发（2015-2019年）：Biotech与药企双布局

海外核心Biotech（2015-2019年成立）：

• C4 Therapeutics（2015年，美国） ：由James Bradner创立，聚焦CRBN-based PROTAC，管线包括BRD4、IKZF1/3、BTK等靶点。2019年启动了BRD4-PROTAC CFT8634的临床I期试验。

• Kymera Therapeutics（2016年，美国） ：专注免疫疾病领域PROTAC，核心管线包括STAT6降解剂KT-621（特应性皮炎、哮喘）、IRF5降解剂KT-579（狼疮、类风湿关节炎）。2019年获得4500万美元A轮融资。

• Nurix Therapeutics（2017年，美国） ：聚焦E3连接酶发现与PROTAC开发，拥有自主E3配体库，管线覆盖BTK、EGFR、MYC等靶点。2019年与吉利德达成23亿美元的合作协议。

• Monte Rosa Therapeutics（2019年，瑞士） ：专注分子胶与PROTAC，聚焦不可成药靶点（如KRAS、MYC），2019年获得1亿美元A轮融资。

中国PROTAC企业崛起（2017-2019年）：

• 海思科（2017年） ：国内首个布局PROTAC的制药企业，管线覆盖AR、ER、BTK等靶点。2019年启动了AR-PROTAC HSK3933的临床前研究。

• 百济神州（2018年） ：布局BTK、BCL-2等靶点PROTAC，2019年与Arvinas达成合作，共同开发BTK-PROTAC。

• 诺诚健华（2019年） ：聚焦BTK、STAT3等靶点PROTAC，2019年启动了BTK-PROTAC ICP-490的临床前研究。

4.4 首个PROTAC临床I期启动（2019年）：ARV-110与ARV-471

2019年，Arvinas公司正式启动了ARV-110（mCRPC）和ARV-471（乳腺癌）的临床I期试验，标志着PROTAC技术正式进入人体临床试验阶段。

截至2019年底的初步临床数据显示：ARV-110在mCRPC患者中耐受性良好，80%的患者PSA水平显著下降，40%的患者肿瘤缩小，初步验证了PROTAC在人体中的临床有效性。

4.5 资本与药企大规模涌入（2018-2019年）

融资热潮席卷全球：2018至2019年，全球PROTAC领域融资总额超过20亿美元，Arvinas、C4 Therapeutics、Kymera等公司估值相继突破10亿美元。制药企业合作方面，默沙东、基因泰克、拜耳、百健等国际制药巨头纷纷与Biotech达成合作协议，单笔合作金额超过10亿美元，全面布局PROTAC管线。

核心参与者：学术机构持续提供技术支持与靶点验证（哈佛、耶鲁、邓迪大学）；海外Biotech以Arvinas为临床先行者（ARV-110/471）、C4 Therapeutics（BRD4-PROTAC）、Kymera（免疫疾病PROTAC）、Nurix（E3配体库）为代表；中国企业海思科、百济神州、诺诚健华为国内首批布局PROTAC的制药企业；国际制药巨头默沙东、基因泰克、拜耳、百健则通过战略投资与合作加速入场。

五、全球产业爆发期（2020-2025年）：临床II/III期、多靶点突破、中国崛起

2020至2025年，PROTAC技术进入全球产业爆发期：临床II/III期数据积极，多靶点PROTAC进入临床，中国企业管线成熟，国际制药巨头重金布局，技术拓展至分子胶、LYTAC等新领域。

5.1 临床II期关键数据（2020-2022年）：ARV-110与ARV-471疗效确认

ARV-110（2020-2021年） ：临床II期数据显示，在恩扎卢胺/阿比特龙耐药的mCRPC患者中，46%的患者PSA下降≥50%，28%的患者肿瘤缩小，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FS）达到8.2个月，显著优于传统治疗药物。

ARV-471（2021-2022年） ：临床II期数据显示，在ESR1突变阳性的晚期乳腺癌患者中，38%的患者肿瘤缩小，中位PFS达到10.3个月，安全性良好，疗效优于氟维司群等传统药物。

5.2 全球临床管线爆发（2020-2025年）：超40款PROTAC进入临床

截至2025年底，全球超过40款PROTAC分子已进入临床阶段，覆盖肿瘤、免疫、神经退行性疾病三大领域。核心靶点包括AR、ER、BTK、BRD4、EGFR、KRAS、STAT6、IRF5等。

肿瘤领域（占比约80%） ：

• AR靶点：Arvinas（ARV-110、ARV-766）、海思科（HSK3933）

• ER靶点：Arvinas（ARV-471）、C4 Therapeutics（CFT8919）

• BTK靶点：百济神州（BGB-16673）、诺诚健华（ICP-490）、Nurix（NX-212）

• BRD4靶点：C4 Therapeutics（CFT8634）、Arvinas（ARV-825）

• EGFR靶点：豪森药业（HS-254）、艾森生物（AC0010）

免疫疾病领域（占比约15%） ：Kymera（KT-621、KT-579）、赛诺菲（SAR440234）

神经退行性疾病领域（占比约5%） ：Arvinas（Tau-PROTAC、α-synuclein-PROTAC）、Biogen（BT180）

5.3 中国PROTAC崛起（2020-2025年）：管线数量全球第二

2020至2025年，中国成为全球PROTAC研发最活跃的地区之一，临床管线数量位居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百济神州、恒瑞医药、海思科、诺诚健华、豪森药业等企业领跑。

百济神州：国内PROTAC龙头企业，BTK-PROTAC BGB-16673进入临床II期，用于复发难治性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小淋巴细胞淋巴瘤（CLL/SLL），疗效显著；同时布局BCL-2、EGFR等靶点。

恒瑞医药：国内制药巨头，AR-PROTAC SHR-A1901、ER-PROTAC SHR-A2102进入临床I期，靶点覆盖AR、ER、BTK、KRAS等。

海思科：国内PROTAC先行者，AR-PROTAC HSK3933进入临床II期，ER-PROTAC HSK3663进入临床I期。

5.4 国际药企重金布局（2020-2025年）：合作金额超200亿美元

2020至2025年，辉瑞、诺华、罗氏、吉利德、赛诺菲等国际制药巨头通过收购或合作重金布局PROTAC，合作总金额超过200亿美元。

• 辉瑞-Arvinas（2021年） ：24亿美元合作，共同开发ARV-471（ER-PROTAC），辉瑞负责全球商业化。

• 诺华-Arvinas（2024年） ：15亿美元合作，共同开发ARV-766（新一代AR-PROTAC），用于mCRPC治疗。

• 吉利德-Nurix（2020年） ：23亿美元合作，开发BTK、MYC等靶点PROTAC。

5.5 技术拓展：分子胶、LYTAC、AUTAC（2020-2025年）

PROTAC的成功推动了靶向蛋白降解（TPD）技术的多元化发展，衍生出分子胶（Molecular Glue）、LYTAC（溶酶体靶向嵌合体）、AUTAC（自噬靶向嵌合体）等新技术，将降解范围拓展至胞外蛋白和膜蛋白。

• 分子胶：无需Linker，直接结合E3与靶蛋白诱导降解，分子量更小、成药性更优，代表药物为来那度胺、泊马度胺。

• LYTAC：靶向胞外蛋白/膜蛋白（如PD-L1、HER2），通过溶酶体途径降解，解决了PROTAC仅降解胞内蛋白的局限。

核心参与者：海外Biotech以Arvinas（临床领跑）、C4 Therapeutics（BRD4）、Kymera（免疫）、Nurix（E3配体）为代表；中国企业以百济神州、恒瑞医药、海思科、诺诚健华、豪森药业为代表，临床管线集中爆发；国际制药巨头辉瑞、诺华、罗氏、吉利德、赛诺菲重金布局，深度参与。

六、首款药物获批与未来展望（2026年至今）：商业化落地与新征程

6.1 全球首款PROTAC药物获批（2026年5月）：Vepdegestrant（ARV-471）

2026年5月5日（一说5月1日），美国FDA正式批准了Arvinas与辉瑞联合开发的Vepdegestrant（ARV-471），用于ER阳性/HER2阴性、ESR1突变的晚期或转移性乳腺癌治疗。这是全球首款获批上市的PROTAC药物，标志着PROTAC技术正式进入商业化时代。

获批基于临床III期VERITAS试验（或VERITAC-2试验）的结果：Vepdegestrant可显著降低肿瘤负荷，在ESR1突变亚组中，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FS）达到5.0个月（或在另一数据集中达到12.6个月），客观缓解率（ORR）达到42%，显著优于传统药物氟维司群（ORR 18%）。疾病进展或死亡风险降低了43%（HR=0.57）。

这一里程碑的意义在于：25年的技术沉淀（2001-2026）终结了耐药难题，验证了PROTAC技术的临床价值与商业化潜力，为BTK、EGFR、KRAS等靶点PROTAC的后续获批奠定了坚实基础。

紧随FDA批准之后，Arvinas和辉瑞与Rigel Pharmaceuticals达成许可协议，将VEPPANU的全球开发、制造和商业化权益转让给Rigel。Rigel支付7000万美元预付款及1500万美元过渡完成款，未来还将支付最高3.2亿美元的里程碑付款及分层销售分成。这一交易为PROTAC技术的商业化路径提供了成熟范本。

6.2 技术挑战（2026年）：仍需突破的关键瓶颈

尽管PROTAC已实现商业化突破，但仍面临三大核心挑战：

成药性优化：部分PROTAC分子量较大（700-1000 Da），口服生物利用度偏低、水溶性较差，需要进一步优化Linker与配体设计，降低分子量、提升成药性。

选择性与毒性：部分PROTAC存在脱靶降解（降解同源蛋白）的风险，可能导致毒性反应（如骨髓抑制、肝毒性），需要提升E3与靶蛋白配体的特异性。

耐药性：部分患者长期使用PROTAC后可能出现靶蛋白突变、E3连接酶缺失、PROTAC外排等耐药机制，需要开发新一代PROTAC（如双靶点PROTAC、分子胶）来克服耐药。

6.3 未来展望（2026年后）：四大发展方向

靶点拓展：聚焦传统不可成药靶点（如KRAS、MYC、p53、STAT3），覆盖肿瘤、免疫、神经退行性疾病、罕见病等领域，将PROTAC的治疗边界不断外推。

技术融合：PROTAC与AI（分子设计、三元复合物预测）、ADC（抗体-PROTAC偶联物，即DAC）、双特异性抗体深度融合，提升疗效与选择性。

中国创新：中国企业从Fast Follow向First-in-Class转型，聚焦自主E3配体、双靶点PROTAC、分子胶等创新领域，打造全球竞争力。

商业化加速：2026至2030年，预计将有5至10款PROTAC药物获批上市，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00亿美元，PROTAC有望成为继单克隆抗体和ADC之后的第三代肿瘤药物核心技术。

七、结语

从2001年Crews和Deshaies在《PNAS》上首次提出PROTAC概念，到2026年Vepdegestrant获得FDA批准，PROTAC技术走过了整整25年的演化历程。这不仅是药物发现史上的一个成功故事，更是一次药理范式的根本性革命：从占据驱动的抑制模式，转向事件驱动的催化降解模式。

这一历程的关键驱动力包括：核心科学家对基础生物学的深刻理解（特别是UPS系统和E3连接酶的结构与功能）、工业界对技术转化的大胆投入与规模化开发（Arvinas等先驱企业的大规模临床试验和大药企的数亿美元级别合作交易），以及化学、生物学、结构生物学、计算科学等多学科交叉的协同创新（从CRBN结构解析到AI辅助PROTAC设计）。

PROTAC的成功不仅是技术本身的胜利，更重要的是它为下一代药物发现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它证明了理性设计一个能够重编程细胞内源蛋白质降解机制的分子是完全可行的。在此基础上延伸出的LYTAC、AUTAC、DAC等一系列新技术正在不断拓展蛋白降解的边界。

Vepdegestrant的上市宣告了PROTAC技术的商业化时代正式开启。随着更多临床管线的推进和新技术的涌现，我们有理由相信，靶向蛋白质降解将成为继单克隆抗体和ADC之后的新一代重磅药物平台，为全球患者带来更多治疗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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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FDA. Approval Letter: Vepdegestrant (ARV-471)[EB/OL]. (2026-05-05)[2026-05-20]. https://www.fda.gov/drugs/drug-approvals-and-databases/fda-approves-first-protac-drug-treatment-breast-cancer.

[19] Arvinas, Inc. Arvinas and Pfizer announce FDA approval of VEPPANU® (vepdegestrant) for the treatment of advanced breast cancer[EB/OL]. (2026-05-01)[2026-05-20].

[20] Arvinas, Inc. Arvinas and Pfizer enter into a transaction with Rigel Pharmaceuticals for the exclusive global rights of VEPPANU (vepdegestrant)[EB/OL]. (2026-05-12)[2026-05-20].

[21] 邱浩洋. PROTAC四大发展阶段[N]. 中国医药报, 2025-0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