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政策 | 刘云，郭栋，等：“十五五”时期加强我国基础研究的战略思考

当前，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持续深入推进，基础研究整体发展格局迎来全方位变革，科研范式、创新逻辑、组织模式均出现颠覆性变化。一方面，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创新链条持续前移，创新源头逐步向基础研究环节聚焦，依托前沿科学突破产生的颠覆性技术创新加速涌现；另一方面，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成果转化及产业化之间打破线性发展壁垒，形成非线性联动格局，科学、技术、产业三者深度融合的一体化创新态势愈发明显。从创新动力来看，好奇心驱动的自由探索依旧是基础研究原始创新的核心内源动力，而瞄准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对接经济社会现实发展需要的目标导向型基础研究，已成为全球各国布局科技创新、抢占科技竞争制高点的核心战略方向。

第一，基础科学原创性突破进入集中迸发期。各领域基础科学关键瓶颈问题持续攻坚，重大原创性科学突破不断涌现，推动人类基础科学认知边界持续拓展。在物质科学领域，研究维度同步向宏观宇宙、微观粒子，以及极端环境条件延伸，彻底重构人类对大尺度宇宙运行规律与微观物质内部结构的底层认知；在生命科学领域，研究聚焦生物大分子调控、基因编辑等核心方向，迈入生命精准调控新阶段，科研发展路径逐步从认知生命机理、人工改造生命，进阶至人工合成生命、定向设计生命的全新阶段。

第二，学科交叉融合成为创新的主流路径。传统单一学科的边界持续消融、愈发模糊，单一学科独立开展科研攻关的模式难以适配当下复杂科学问题的研究需求。跨学科协同攻关、多学科理论与技术交叉融合成为常态，持续催生全新研究方向，培育新兴学科增长点，依托交叉创新催生多项革命性科研成果，成为基础研究原始创新的重要突破口。

第三，人工智能正在全面重塑现代基础研究科研范式。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AI4S）成为继实验科学、理论分析、计算机模拟之后的第四大科研范式，彻底颠覆传统科研运行模式。人工智能全面渗透科研选题、实验推演、数据处理、成果验证全流程，从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到科研边界范畴，都发生了根本性、实质性变革，大幅提升基础研究的科研效率与原始创新能力。

第四，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融合加深，成果转化周期大幅压缩。基础科学、应用技术、工程应用三者之间的壁垒逐步破除，一体化融合发展特征凸显。尤其在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等前沿领域，科学发现、技术研发与工程落地同步推进、协同发展。相较于传统科研链条，当下基础研究成果从科学发现到技术落地、产业化应用的时间跨度显著缩短，基础研究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效能持续提升。

第五，基础研究迈入大科学协同发展时代。现阶段重大前沿科学问题具有复杂度高、攻关难度大、周期跨度长的特点，单一科研团队、单一国家科研力量难以独立完成攻关任务。现代基础研究高度依赖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高精尖科研仪器，以及海量科学大数据作为支撑。全球创新资源互联互通、跨国网络化分布式协同攻关成为主流模式，全球科研一体化特征愈发突出。

顺应基础研究发展新趋势，“有组织的基础研究”“战略性基础研究”等基础研究新型组织模式应运而生。“有组织的基础研究”强调国家在重大科技创新活动中的统筹组织者定位，聚焦国家战略发展目标，依托学科交叉融合、国家级大科学计划统筹实施，打通基础研究“无用基础理论探索”与“有用技术落地应用”之间的转化通道。其运行遵循三大核心原则：以明确的科学目标为导向，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整体攻关效能；以自由探索为基础科研活动的根本组织形式，保留原始创新活力；以一线科研工作者为核心主导力量，尊重基础研究创新规律。“战略性基础研究”具有目标清晰、战略价值突出、攻关周期漫长的特点，区别于碎片化、分散化的自由探索科研模式，在团队组织形式、科研资源配置方式上均进行了系统性革新，属于典型的目标导向+产业应用双向牵引的基础研究类型。该模式依托建制化科研团队开展长期稳定联合攻关，科研投入规模更大、系统性更强，通过顶层设计完善科研资助机制，采用定向竞争性资助方式，持续稳定赋能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重点破解国家中长期发展过程中的关键科学难题，同时攻坚世界前沿未被突破的重大科学问题。两种基础研究新型组织模式均体现了基础研究发展的“双轮驱动”核心逻辑，即基础理论原始突破能够催生颠覆性应用技术创新，国家战略需求和产业发展需求也能反向牵引基础科学实现变革性突破。

立足我国科技创新战略布局与本土基础研究发展实际需求，笔者在上述两类基础研究模式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战略导向基础研究”的概念，强调以国家战略需求与世界科学前沿为双重导向，通过系统化、有组织的科研布局，常态化开展目标导向型重大基础研究攻关。其核心宗旨是破解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进程中的关键科学短板，抢占全球科学前沿原始创新制高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科研能力体系建设，为我国新质生产力培育提供源头性科学支撑。

近年来，我国立足科技强国建设总体布局，中央科学技术委员会、科学技术部、教育部、中国科学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围绕基础研究顶层设计、经费投入、评价改革、平台与人才建设等关键环节，搭建起国家宏观引领、部委专项落地、院所及高校等科研主体细化落实的政策体系，同步推进自由探索与目标导向两类基础研究协同发展。国家层面，国务院先后发布《“十四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国家“十四五”规划就“持之以恒加强基础研究”这一战略任务，提出“强化应用研究带动，鼓励自由探索，制定实施基础研究十年行动方案，重点布局一批基础学科研究中心”。部委层面，科学技术部联合多部门印发多项专项政策，落地《基础研究十年行动方案（2021—2030）》，聚焦原始创新攻关与关键核心技术突围，从创新力量培育、人才梯队搭建、科研硬件保障、创新生态优化4方面发力，强化基础研究源头创新供给能力。科研主体层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优化多层次资助体系，适配科研范式变革需求，护航前沿自由探索研究；中国科学院出台“优化重点科研布局”“创新科研选题机制”等“基础研究十条”，校准国家队科研定位，积极打通科研全流程改革堵点。整体而言，“十四五”时期我国完成了基础研究从零散布局到体系化发展的跨越，但仍存在重大原创成果不足、前沿布局前瞻性不足、产学研链条脱节、青年科研人员长期稳定支持欠缺等问题。国家“十五五”规划围绕显著增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大幅提高科技自立自强水平的发展目标，进一步提出要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加强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统筹推进目标导向和自由探索的基础研究。加快形成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格局，实现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占研发经费投入比重明显提高。完善竞争性支持与稳定支持相结合的投入机制，加大对从事基础研究的优势团队和青年科技人才长期稳定支持，鼓励开展高风险、高价值基础研究，营造鼓励探索、宽容失败的良好环境。

2026年4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立足全球科技变革新格局与我国科技强国建设新阶段，直面当前我国基础研究存在的原始创新能力不足、前沿布局前瞻性偏弱、产学研创新链条割裂、长周期科研保障机制不完善等现实短板，从优化系统布局、壮大人才队伍、强化支持保障、深化国际合作等方面，对下一阶段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作出顶层战略部署，也是我国“十五五”时期加强基础研究的根本遵循。

当前，全球科技创新格局正经历历史性重构，基础研究转化周期显著缩短，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已成为大国竞争的核心焦点。我国发展既面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赶超跨越机遇，也遭遇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围堵与前沿领域博弈加剧的严峻挑战。学科交叉融合加速、科研范式深刻变革，前沿领域竞争日趋白热化；全球创新版图深度调整，科技竞争重心持续向基础源头领域下沉；新质生产力加速孕育成长，产业升级对底层科学理论与原创技术供给提出前所未有的高要求；国际科技合作与博弈并存，开放环境下实现自主发展、安全发展的压力持续加大。“十五五”时期是我国迈向2035年科技强国目标的关键5年。加强“十五五”时期我国基础研究工作，既是破解核心技术瓶颈、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也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夯实民族复兴科技根基的战略抉择。必须加快完善基础研究体制机制，着力补齐创新体系短板，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全链条，赋能产业迭代升级，催生新业态新赛道；持续强化基础研究能力建设，推进基础研究提质增效，厚植创新底蕴、培育顶尖科研力量，为激活创新内生动力、持续释放发展潜能、化解外部技术风险、筑牢安全发展屏障提供坚实核心支撑。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讲话精神，对标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要求，结合当前科技创新发展新形势，我国基础研究在体系化布局、资源配置、创新链条、支撑体系等方面仍存在深层次、结构性短板，制约原始创新能力整体跃升，集中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

（1）顶层统筹布局系统性不足，基础研究发展结构失衡、体系化攻坚能力偏弱。国家层面基础研究战略谋划和整体布局有待优化，前沿探索、目标导向、市场导向3类基础研究布局不均衡、衔接不顺畅，存在自由探索碎片化、任务型研究聚焦不足、产业导向研究薄弱等突出问题。对基础学科建设重视力度不足，教育部《2024年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相关统计数据表明，在研发经费投入及研发人员数量等方面，我国高校数学、物理、生命科学等底层基础学科与工程技术、人工智能等优势应用学科发展不协调，学科交叉融合、协同赋能格局尚未形成。同时，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机制不健全，高校、科研院所、国家实验室、创新企业力量分散，跨部门、跨区域、跨学科统筹联动不足，难以针对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开展体系化、集约化联合攻坚，重大科学问题和关键底层技术突破效率不高。

（2）重大项目资源配置机制仍不完善，目标导向基础研究攻坚效能不足。当前我国重大基础研究项目管理模式仍存在短板，资源配置精准性、有效性不足。现有资助体系偏重竞争性立项、短期考核，对长周期、高风险、原创性的目标导向的基础研究稳定支持不足，难以适配重大科学难题长期攻关规律。项目立项、资源分配、过程管理、绩效评价全链条机制不够完善，存在资源分散配置、重复部署、重点不突出等问题，致使优质资源难以向国家急需的战略领域、薄弱基础学科、核心攻关团队集中。同时，贴合产业需求、重大战略任务的靶向性研究布局不足，“任务牵引、精准赋能、闭环攻坚”的资源配置体系尚未完全建立，目标导向基础研究服务核心技术攻关的支撑作用未能充分发挥。

（3）创新链条贯通性不足，科教人才支撑与软硬件保障体系存在明显短板。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全链条存在堵点、断点，科研创新与产业发展“两张皮”问题突出，基础研究原始成果难以快速转化为技术优势、工程优势、产业优势和新质生产力。人才支撑体系结构性矛盾突出，基础研究顶尖领军人才稀缺、青年人才梯队建设滞后，科教融合育人机制不健全，复合型、交叉型基础研究人才供给不足，加之分类评价体系不完善，“四唯”问题尚未彻底破除，难以充分激发科研人员原创探索活力。硬件平台支撑薄弱，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布局不够体系化、开放共享效率偏低，适配新一轮科技革命的AI4S智能化科研平台建设滞后，科研数字化、智能化赋能水平不足，制约基础研究范式升级。

（4）多元投入格局尚未成型，创新生态与国际化开放水平有待提升。根据最新数据，我国2024年基础研究经费2 500.9亿元，占全社会研发总经费的6.9%，而世界主要创新型国家基础研究投入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的比重保持在15%~20%。基础研究经费投入总量不足、占研发经费比重仍偏低，与世界科技强国存在明显差距。此外，投入结构单一，过度依赖财政投入，科技领军企业、社会资本参与基础研究的积极性不足。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方联合基金、企业联合基金规模偏小、覆盖面有限，多层次、多元化、协同化的资金支撑体系尚未形成。同时，适配基础研究长周期、高风险特点的创新生态尚未完全构建，宽容失败、鼓励探索的科研氛围不够浓厚。基础研究国际化布局滞后，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的深度和广度不足，高水平重大国际合作项目、联合攻关平台偏少，重点领域国际合作短板突出，难以有效整合全球优质科创资源赋能我国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

面对新时期新形势新要求，迫切需要创新改革举措，瞄准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的制高点，加强多学科融合的基础研究，统筹部署战略导向的体系化基础研究、前沿导向的探索性基础研究、市场导向的应用性基础研究，强化基础研究前瞻性、战略性、系统性布局，深化基础研究体制机制改革，建设基础研究高水平支撑平台，加强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建设，广泛开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塑造有利于基础研究的创新生态，推进“十五五”时期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

“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夯实科技自立自强根基、加快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聚焦破解当前基础研究突出短板，以系统布局、精准配置、链条贯通、全域赋能为核心，全方位强化基础研究能力建设，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源头根基。

坚持系统思维，完善国家基础研究中长期战略规划，构建3类基础研究协同发展的整体格局。统筹平衡自由探索型、目标导向型、市场驱动型基础研究布局，适度加大前沿自由探索支持力度，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布局一批目标导向重点研究任务，围绕产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布局市场导向基础研究项目，实现3类研究互补衔接、有序推进。持续强化基础学科建设，实施基础学科提质培优专项，筑牢数学、物理、天文学、生命科学等基础学科优势，推动基础学科与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应用学科交叉融合、协调共进。整合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布局，健全国家实验室、高水平研究型大学、重点科研院所、科技领军企业协同攻坚机制，完善跨部门、跨区域、跨学科统筹协调制度，强化重大基础研究任务体系化、集约化攻坚能力，提升原始创新整体效能。

加强我国战略导向基础研究的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强化体系化布局和部门间协同。在中央科学技术委员会层面成立国家基础研究战略咨询专家委员会，从明确战略目标，制定战略规划，加强统筹协调，加强战略咨询与指导，围绕重大计划和关键领域实施项目、设施、基地、人才“四位一体”统筹布局，开展战略研究、战略咨询与指导和监督各相关计划或专项项目指南编制和组织实施。加强对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绿色氢能与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和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未来产业科学前沿的重大科学问题的体系化部署；围绕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的重大需求，聚焦农业、能源、材料、信息、生物、医药、制造与工程等战略领域设置战略导向基础研究计划或专项，加强计划或专项的主责部门与相关战略领域的行业部门的战略和组织协同。重构适配目标导向基础研究的资源配置体系，提升科研资源利用精准度和攻坚效能。建立重大科学问题常态化凝练机制，围绕关键核心技术瓶颈、前沿科技变革方向，精准布局战略性、颠覆性基础研究专项。创新资源配置模式，推行“稳定支持+竞争择优”与“定向委托+揭榜挂帅”相结合的资助方式，延长重大原创研究、长周期攻关项目资助周期，加大对优势科研团队、薄弱重点学科的长期稳定支持。优化重大基础研究项目全链条管理机制，精简过程考核、强化结果导向，杜绝资源分散、重复投入、低效建设等问题，推动优质科研资源向能攻关、敢创新、出原创成果的主体集中，切实提升目标导向基础研究服务国家战略、支撑产业突破的核心能力。

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产业孵化全链条堵点，构建首尾衔接、循环赋能的创新生态。建立科研需求与产业需求双向对接机制，常态化发布产业技术瓶颈清单和基础研究攻关清单，引导科研力量围绕实体经济需求开展定向研究。支持高校、科研院所与科技领军企业共建联合实验室、概念验证、中试验证平台、成果转化基地，深化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推行“企业出题、政府助题、科研解题”的协同创新模式。健全专业化成果转化服务体系，培育一批高水平技术转移机构，完善知识产权运营、投融资支撑、成果估值体系，简化转化流程、压缩转化周期、降低转化成本。落实成果转化激励政策，优化科研人员收益分配、尽职免责机制，充分调动科研人员成果转化积极性，推动更多基础研究原创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

深入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协同发展，筑牢基础研究人才根基。完善基础研究人才分层培育体系，精准引进全球顶尖科学家和创新团队，重点培育本土领军人才，持续加大青年科研人才扶持力度，扩大青年专项资助规模、放宽申报限制、优化晋升机制，打造结构合理、梯队完备的人才队伍。深化高校基础学科育人改革，优化专业设置与课程体系，大力培养跨学科、复合型基础研究人才，强化产学研协同育人。健全适配基础研究规律的分类评价体系，破除“四唯”导向，以原创价值、科研贡献、长远潜力为核心评价标准，充分保障科研人员科研自主权，营造鼓励探索、敢于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科研生态。

立足基础研究长周期、高风险、厚积累的发展规律，健全常态化、多元化、长效化投入保障体系，破解投入总量不足、结构单一等突出问题。持续稳步提升基础研究经费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比重，压实财政稳定投入责任，建立基础研究投入刚性增长机制。强化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出台企业基础研究投入专项激励政策，落实税收优惠、财政奖补等支持举措，引导科技领军企业立足长远发展、突破短期效益局限，主动加大源头性、前瞻性基础研究投入。扩容升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联合资助体系，持续做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与重点行业、龙头企业联合基金规模，全面拓展地方自然科学基金与企业合作联动渠道，推动国家、地方、企业基础研究投入梯次衔接、互补赋能，构建政府引导、企业主导、社会广泛参与的多元投入新格局，为基础研究持续高质量发展提供稳定资金保障。

坚持前瞻布局、集约建设、开放共享原则，体系化推进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与优化整合，补齐高端科研硬件短板。统筹全国大科学装置、超级计算平台、重点科研基础设施布局，优化空间布局与功能分工，破除区域、部门壁垒，健全设施开放共享、高效运维、迭代升级机制，避免重复建设、闲置浪费，最大化释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支撑原始创新的核心效能。顺应智能化科研变革趋势，加快推进AI4S新型平台体系建设，聚焦基础研究实验模拟、数据挖掘、机理推演、成果验证等关键环节，搭建智能化、数字化、集成化科研支撑载体，重塑基础研究科研范式，全面提升复杂科学问题攻关效率，为前沿基础研究、交叉学科创新、颠覆性技术突破提供高水平的AI4S平台与工具支撑。

紧扣基础研究探索性、不确定性、长周期性核心特征，持续深化科研评价机制改革，构建科学精准、分类施策、导向鲜明的评价体系。针对自由探索型、任务导向型、应用牵引型基础研究建立差异化评价标准，摒弃唯论文、唯数量、短周期考核的传统模式，重点评价科研成果的原创价值、学术贡献、长远潜力和战略支撑作用。充分赋予科研人员更大人财物支配权、技术路线决定权，最大限度释放科研主体创新活力。健全科研容错纠错、尽职免责制度，精准界定科研创新试错与失职失责边界，旗帜鲜明营造鼓励大胆探索、包容创新失败、潜心深耕研究的良好科研氛围，引导广大科研人员甘坐“冷板凳”、勇闯“无人区”，持续深耕基础性、前沿性、原创性研究。

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立足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基础研究创新发展，主动融入、深度链接全球高端创新资源。持续拓展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广度深度，积极参与和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重大科学工程，主动承担国际科研任务，深度参与全球基础研究规则制定、学术标准共建。深化与全球顶尖高校、科研院所、创新团队的常态化合作，搭建跨国联合实验室、国际学术交流平台、联合攻关载体，聚焦量子科学、脑科学、生命健康、前沿材料等重点领域开展协同创新。依托多边合作机制，畅通国际人才交流、学术互通、成果共享渠道，高效集聚全球优质智力资源、科研资源、创新资源，以高水平对外开放赋能我国基础研究原创能力提升，持续增强我国基础研究领域的国际话语权和核心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