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游钓产业发展历程、现状及趋势展望

作者信息

天津市水产研究所：李太初，尤宏争（通讯作者），吴宁，谷德贤，孙跃；

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农牧局：尤宏争（通讯作者）；

天津市农业生态环境监测与农产品质量检测中心：张丹娜。

文章来源

本文摘编自《中国渔业经济》2026年第44卷第五期（页码54-61），完整版请查看期刊纸质版或电子版。

一、引言

在全球休闲经济向体验化、生态化转型的背景下，中国游钓产业正经历从生产性渔业向文化服务业的战略跃迁。作为世界上淡水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我国拥有约2.3万条流域面积超100平方千米的河流与9021座水库，为游钓产业提供了天然空间载体。同时，作为渔猎历史悠久的国家，我国渔业文化随着渔业发展不断丰富，丰富的渔文化为游钓产业的发展提供了非物质文化基础。近年来，游钓产业作为休闲渔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迅速崛起，并成为渔业转型升级和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推动力。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和消费观念的转变，游钓活动逐渐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青睐。游钓产业不仅有助于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还能促进旅游、餐饮、装备制造等相关产业的协同发展，推动区域经济增长并提高渔民收入。同时，游钓产业的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密切相关，通过合理的规划和管理，能够有效保护和修复渔业生态环境。因此，研究游钓产业的发展现状及趋势展望，不仅有助于产业健康发展，也为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休闲渔业的转型升级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同时对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促进乡村振兴和区域经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二、文献综述

游钓这一概念的提出可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学者们多用“游钓渔业”这一概念。熊笑园提出游钓渔业曾是美国食用鱼的重要来源之一，但随着世界钓鱼风气盛行，逐渐与当地旅游服务业结合；沈汉祥认为游钓是水产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游钓产业与渔业相互积极影响。但在现代渔业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背景下，游钓渔业并不能完全代表这一新业态，故本文以游钓产业为名进行探究，并给出新的定义：游钓产业是由休闲垂钓为主的休闲渔业、垂钓竞技赛事以及钓具制造业构成的完整产业链体系，是连接第二产业制造业与第三产业文化与旅游业的新兴业态。

游钓产业常与地方休闲渔业事业紧密联系，王欣等结合山东省渔业特征选择游钓型海洋牧场进行分析，游钓型海洋牧场作为渔业三产融合重要阵地，更是政策支持所在；同时，游钓产业的发展已不局限于渔业，更是与新兴技术结合，在二产高新技术方面持续突破，叶蔚忠等人就对游钓的重要工具，国内玻璃钢游钓艇的发展状况、船舶的总体设计、主要性能、钓鱼设备等关键技术问题进行分析；在游钓产业经济研究中，贾雷鸣调查分析了钓鱼和主题体育旅游的开展现状，南铭扬以产业融合理论、产业发展理论为基础，分析了当前舟山市渔农村休闲海钓产业的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及原因，并提出了优化策略。此外，游钓产业与现代渔业联系紧密，游钓与鱼病、渔生态等水产养殖相关的研究密不可分，刘富强针对游钓池发生鱼鲺病进行剖析，王莲莲、陈丕茂等人开发了“一种适合游钓休闲渔业开发的贝壳礁”，足以看出水产养殖技术对于游钓产业的托举。

综上所述，游钓产业的概念内涵越来越丰富，系统化、体系化的研究必不可少，而当前游钓产业的研究多是对于该产业中制造业部分、休闲渔业等部分进行着重分析，缺少对于整体业态的全面把控。为此，本文在系统梳理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力求在以下方面有所创新：一是采用全产业链视角，创新性地将游钓产业作为一个包含钓具制造、休闲服务（含旅游融合）、竞技赛事三大核心板块的完整体系进行整体性研究；二是结合长时段历史溯源与详实数据，系统梳理发展历程并动态呈现当前规模、结构、区域格局及新业态涌现现状；三是聚焦产业融合不足、监管机制不健全、文化挖掘不深三大核心痛点，精准识别挑战并提出构建“游钓+”生态圈、“法治+共治”监管体系、“IP化”文化体系等整合性对策。

三、我国游钓产业发展历程

一个产业的研究往往是从历史开始，“游钓”也不例外。起初，垂钓的出现是渔猎活动的需要，如石器时代发现的骨质鱼钩等，但随着渔获物增多，养殖渔业的出现，垂钓不只是为了填饱肚子，而是作为一种娱乐活动，寄托了更多的艺术感受。

（一）起源时期：新石器时代

中国游钓文化源远流长，其发展历程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人们的主流经济活动从采集渔猎转变成农耕畜牧，此时的水产品不仅作为满足生存需要的物质劳动成果，同时也被用来满足精神需要，此时期物质渔文化的代表之一就是鱼钩。考古发现显示，陕西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骨质鱼钩（距今约6000年）已具备倒刺设计（图1），印证了原始垂钓技术的成熟。同时，黑龙江小兴凯湖新开流文化、甘肃马家窑文化等遗址的类似发现，表明内陆淡水垂钓活动在新石器时代已广泛存在。早期钓鱼以食物获取为核心，随着农耕社会的稳定，逐渐演化为文化符号。

（二）萌芽时期：夏商周时期

夏商周时期仍以初级渔业生产为主，但贵族阶层中出现了以休闲娱乐为目的的早期垂钓雏形。随着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过渡，出现了许多精良的渔具、渔船等，都可以作为游钓文化的物质载体存在。在海河流域北京张营遗址的夏代墓葬中，出土了骨针、骨制鱼钩、铜制鱼叉等，商代的殷墟（河南安阳）多个地点（如小屯、大司空村、后冈等）出土了相当数量的骨鱼钩，它们制作精良，有倒刺设计，大小形态各异，明显用于钓取不同大小的鱼类。青铜鱼钩是商周时期技术进步的重要标志。在商代晚期和西周遗址中发现了青铜铸造的鱼钩，如：殷墟出土的青铜鱼钩、重庆忠县中坝遗址出土的青铜鱼钩（图2）、陕西宝鸡茹家庄西周墓出土的青铜鱼钩、长安沣西等地西周遗址出土的青铜鱼钩等。这些鱼钩（无论是骨角还是青铜）通常带有倒刺，这是防止鱼脱钩的关键设计，明确指向其用于钓鱼的功能，而非其他用途（如缝纫），大小和钩型不同也反映了针对不同鱼种和钓法的专门化。

商代的甲骨文中有明确的“渔”字，其字形主要有两种：一种像手持钓竿（或钓线）钓鱼之形、另一种像双手拉网捕鱼之形。手持钓竿（线）的“渔”字写法，是商代存在垂钓活动的最直接文字证据。金文（商周青铜器铭文）：“渔”字在金文中延续了甲骨文的写法，同样有手持钓具的形象。西周青铜壶上刻画了人物在船上或水边持竿垂钓的形象，也是垂钓文化在西周时期的一种体现。《诗经》中“籊籊竹竿，以钓于淇”的诗句，以及姜太公“直钩垂钓”的典故，赋予垂钓隐逸与谋略的文化意涵，成为文人雅士的精神寄托。

该时期钓具技术迎来多维度革新，形成“材料迭代-工具创新-理论总结”的完整发展链条。材料科学层面，商周青铜鱼钩经汉代冶铁技术改良，普遍升级为铁质带倒刺钩型（江苏盱眙汉墓出土实物），配合蚕丝捻制钓线（长沙马王堆汉墓丝线遗存可证）大幅提升抗拉强度，奠定工具精细化基础。机械装置突破以唐代“钓车”（即轮竿）为核心，陆龟蒙《渔具咏·钓车》详载其“辘轳收绠”的棘轮结构，实现人类垂钓史上首次机械化收线，此项发明较西方早逾五世纪。至宋代，钓具体系经理论化整合趋于完备——邵雍《渔樵问答》首次系统归纳钓具六要素：“竿、纶、浮、沉、钩、饵”（卷三），标志垂钓技术范式的确立。同期垂钓文化呈现艺术化、哲学化与全民化三重繁荣。在文学领域，唐代李白《行路难》“闲来垂钓碧溪上”将钓境升华为精神自由象征，柳宗元《江雪》“孤舟蓑笠翁”则塑造士大夫孤高人格意象，推动“渔隐”母题成为文人集体意识，绘画创作更构建视觉美学体系；宋代马远《寒江独钓图》（图3）以“计白当黑”手法凝练钓者天人合一之境；元代吴镇《渔父图》长卷则系统性图解垂钓哲学。社会参与维度的拓展尤为显著：明代《三才图会》记载“闺阁携竿”，证实妇女垂钓风气，清代《康熙南巡图》中多处描绘儿童溪岸垂钓场景，而清代初期李渔《闲情偶寄》更载有专业钓徒“日获百尾鬻于市”的产业实践，折射垂钓从士大夫雅趣向全民休闲活动的历史性转变。

（四）现代化阶段：20世纪至今

20世纪以来，中国游钓产业经历了彻底的转型与规模化扩张，步入现代化阶段。80年代浙江歌山镇依托渔线加工起步，通过高分子聚乙烯纤维染色等技术革新，形成覆盖渔线轮、钓竿的完整产业链，至2024年产值超20亿元，占据全球半数渔线市场。当前产业涵盖休闲垂钓、竞技赛事与钓具制造三大领域，2023年市场规模达674.8亿元，钓具企业超63万家，出口额18亿美元。威海钓具、湖南临湘浮漂等区域特色产业集群的崛起，标志着我国从传统垂钓文化大国向现代产业强国的转型。

（五）小结

游钓活动及其相关产业的形态随社会发展经历了显著的阶段性演变（表1）。

起源时期（新石器时代）：其主要产业形态表现为原始生存性渔猎活动，作为早期人类食物采集的重要补充。代表性工具为骨质或石质鱼钩，其核心特征是服务于直接的生存需求，技术基础极为原始。

萌芽时期（夏商周时期）：游钓活动开始显现出超越纯粹生存目的的社会分化。代表性器物为青铜鱼钩，并首次获得文献实证——《诗经》“籊籊竹竿，以钓于淇”成为中国最早垂钓文字记载，其核心特征是工具材质升级及功能初现分化（生产与娱乐并存）。

发展时期（秦汉至明清时期）：见证了游钓产业的多维度拓展。规模化渔业生产体系形成，以范蠡《养鱼经》（世界首部系统性养殖专著）为标志，奠定水产养殖技术基础；文化性休闲垂钓深化，士大夫阶层通过文学创作（如严忌《哀时命》、张志和《渔父词》）构建“渔隐”哲学；民间渔业技术革新，唐代“钓车”（轮竿）的应用实现收线机械化，配合麻线、铁钩等提升生产效率。此阶段核心特征是产业属性多元化（经济生产-文化艺术双轨并行）与技术迭代（养殖理论、机械装置）的协同演进。

四、我国游钓产业的发展现状与存在问题

游钓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深厚的历史积淀，我国水域辽阔，水网纵横，游钓历史悠久，丰富的水域资源孕育了逾千种鱼类，从淡水水域的“四大家鱼”到海洋深处的珍稀鱼种，为不同偏好的游钓爱好者提供了广阔的垂钓空间。近年来我国游钓产业呈现快速发展态势，但大多数游钓活动未能有效整合上下游及周边的产业资源，规模化发展较弱以及地区发展差异较大等问题仍然存在。

（一）游钓产业发展现状

1. 市场规模持续增长，参与主体多元化

近年来，我国游钓产业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市场规模不断扩大（表2），参与人群日益年轻化。据中国钓鱼协会不完全统计，截至2024年，全国钓鱼爱好者规模已突破1.4亿人，其中24岁以下年轻群体占比达22%，45岁以上群体占比降至32%，消费主力逐渐向年轻化、高收入人群倾斜。2023年，休闲渔业产值达到931.47亿元，其中休闲垂钓及采集业营业额为274.85亿元，占休闲渔业总产值的29.5%，游钓产业总规模达674.8亿元，形成三大核心板块：钓具制造，351.3亿元（52%）：休闲服务，249.7亿元（37%）；赛事经济，73.8亿元（11%）。区域发展格局上，沿海地区依托海洋牧场和人工鱼礁建设实现规模化发展，例如山东已建成国家级游钓型海洋牧场37处，年接待海钓游客超200万人次。据三亚市投资促进局统计，海南三亚通过“渔业+旅游”模式，打造了蜈支洲岛、西岛等海钓热门目的地，2023上半年三亚休闲渔业产值 达5.4 亿多元。

2. 产业融合深化，新业态加速涌现

游钓产业的发展促进了渔业与旅游、文化、体育等产业的深度融合。在三亚，海洋休闲渔业通过整合渔业资源和旅游资源，形成了海钓、水上运动、渔村度假等多种产品形式。山东则通过打造“山东海洋牧场”品牌，举办全国性海钓赛事，提升了游钓产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这种产业融合不仅丰富了游钓产业的内容，还带动了餐饮、住宿、交通、渔具制造等上下游产业的协同发展。随着垂钓文化的逐渐普及，围绕“垂钓+”的产业融合日益显现，各地纷纷打造融合生态、文化和旅游等多重元素的特色文旅项目，成为推动地方经济增长与旅游收入的新引擎，多个地区纷纷开设垂钓主题的旅游小镇，吸引了大量游客参与。垂钓与科技、体育跨界联动，智能鱼竿、VR虚拟钓场等产品逐步市场化。此外，垂钓赛事作为带动地方旅游经济的有效手段，也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普及，据中国钓鱼运动协会（CAA）官方统计，2024年全国性赛事超200场，越来越多的垂钓赛事通过吸引钓鱼爱好者的参与，推动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这些融合不仅为游客提供了多元化的休闲方式，也为产业带来了可持续的增长动力。

3. 政策体系完善，生态保护机制强化

面对垂钓产业巨大的市场潜力，我国积极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推动该产业的规范化发展。国家层面出台《渔文化保护与传承行动计划》，明确将游钓产业纳入乡村振兴战略，鼓励“渔旅融合”示范项目。多个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强渔文化保护、传承和弘扬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鼓励发展以渔文化为核心的休闲垂钓和渔事体验等活动，以促进渔业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同时，地方政府也在不断加大对垂钓产业的支持力度。例如，海南省出台了《海南省休闲渔业管理办法（试行）》，三亚市也编制了《三亚市休闲渔业发展规划》，将海洋休闲渔业作为传统渔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方向。山东省发布了《关于促进海洋渔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通过政策引导推动海洋渔业及休闲垂钓产业的进一步发展，还推出了《关于培育和发展休闲海钓产业的实施意见》和《山东省休闲海钓暂行管理办法》，明确了游钓型海洋牧场的发展目标和扶持政策。《休闲海钓产业管理办法》，规范海洋牧场运营；海南省实施“休闲渔业一船一码”制度，强化生态红线管控。同时，生态友好型技术广泛应用，如威海光威集团研发的碳纤维可降解鱼线、浙江歌山镇推出的环保型聚乙烯渔具材料，均降低了产业对水域生态的影响。

    （二）游钓产业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1．产业融合力度不足

主要表现在与旅游业脱节、与装备制造业联动弱、与文化、教育结合浅、与餐饮、零售协同差。与旅游业脱节主要体现在游钓大多以休闲垂钓为主要活动，多与水产养殖紧密结合，大多是养殖渔业的衍生产品，因此，产品形态较为简单单调，缺少专业的“游钓+”旅游线路设计、套餐服务（含交通、住宿、导钓、渔具租赁、渔获处理/烹饪等），未能融入地方旅游整体营销。与装备制造业联动弱体现在游钓目的地与特色钓具、船只、服装、高科技装备（探鱼器、GPS）等的研发、生产、销售联系不紧密，未能形成合力，达到产业链延长的效果。与文化、教育结合浅主要体现在渔文化使用少，未能深入开发渔文化体验、生态科普教育、亲子游钓、钓技培训等衍生项目，缺乏业态多样性。与餐饮、零售协同差主要体现在游钓与餐饮行业、文创产业、土特产零售业等结合不足，游钓目的地缺少特色渔家乐建设，不能品味鱼类美食、缺少钓获加工服务，未能充分释放消费潜力。大多游钓产业链条短，与其他产业协同效应差，附加值低，限制了产业自身规模扩大和经济效益的提升。

2. 产业监管机制尚不健全

游钓产业目前发展中还存在随意性较大，管理框架不健全，规则空白或规则执行不力的问题。主要表现为：法规体系滞后，缺乏针对休闲游钓的专门法律法规，常套用商业捕捞或模糊管理，在钓具限制、渔获限额、保护鱼种、禁钓期/区、外来物种防控等方面规定不清或缺失；涉及农业(渔政)、文旅、环保、水利、交通、市场监管等多个部门，权责交叉或真空，导致监管效率低下、执法困难；对商业性游钓服务提供者（船东、导钓员、钓场、俱乐部）的资质、安全标准、服务规范、定价机制等缺乏明确要求和有效监管；专业执法人员不足，监管覆盖面和频次有限，对违规行为（如电毒炸、使用违禁渔具、超限额捕捞、在保护区垂钓）打击力度不够；缺乏对游钓者数量、渔获量、经济贡献等基础数据的系统收集和统计，影响科学决策。游钓产业存在无序发展的风险，安全隐患多，市场秩序亟需维护。

3．文化挖掘不够深入

当前我国游钓产业在文化挖掘方面仍存在“表层化”与“去语境化”的显著缺陷。产业实践多将“钓鱼”简化为一种消费行为或竞技活动，而忽视了其背后所蕴含的渔文化系统，包括生态伦理、工匠精神、民俗信仰与地域记忆等深层价值。这种文化抽离导致传统渔俗被符号化、碎片化，丧失了原有的历史连续性与群体认同功能。具体表现为：其一，文化叙事缺乏生态维度，未能将“钓”与“水”的关系升华为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伦理实践；其二，文化表达趋于同质化，地域差异与渔民群体的主体性被弱化，传统仪式、语言与技艺被简化为表演性符号；其三，文化体验设计过度商品化，缺乏对渔文化完整语境的还原与深度参与。

五、加快游钓产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综上所述，我国游钓产业虽已形成可观规模并展现出巨大潜力，但在其快速发展过程中，仍面临产业融合力度不足、监管机制尚不健全、文化挖掘不够深入等核心挑战。这些问题制约了产业附加值的提升、生态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以及文化价值的充分释放。为破解发展瓶颈，释放游钓产业作为区域经济增长极、文化传承载体和产业协同平台的三重潜力，亟需采取系统性对策。

（一）注重产业融合

游钓产业在进行产业融合时要从理念、职能、市场、服务多方面入手。游钓产业主体涉及养殖渔业、住宿产业、餐饮行业等，可发挥各自领域优势特色，进行市场联动，有助于扩大消费规模、增加消费者基数，进一步提升经济效益。同时，可构建“游钓+”全产业链生态圈，规划多业态融合示范区，选取有代表性的优质水域（如湖泊、海岸线）打造“游钓综合体”，整合垂钓基地、生态民宿、渔文化体验馆、亲子研学营地、特色渔市等业态，开发主题化游钓线路，串联自然景观、文化遗产、特色餐饮，与旅行社合作推出高端定制套餐等。使用“互联网+”进行技术赋能，通过开发APP来提供实时钓点推荐、渔情分析、在线导钓预约服务。将强化装备制造与游钓消费联动，加力研发适合本土鱼情的智能钓具（如防缠绕鱼线、生态拟饵）。

（二）加大监管力度

针对游钓产业监管缺乏的现状，构建“法治+共治”监管体系。通过制定专项法规作为法律依据，建立协同监管平台，改善协作体系，加大农业（渔政）、文旅、环保、水利、交通、市场监管等多个部门合作力度，共建办事小组，严防权力真空，提高监管执法力度。同时，推广科技赋能与生态平衡措施：一是实施“配额垂钓”制度，利用电子标签精细化管理可捕捞鱼种与数量；二是扩大人工鱼礁建设和增殖放流规模，修复渔业资源；三是建立钓具“碳足迹”认证体系，引导企业采用可再生、可降解材料，推动全产业链绿色转型。此外，政府应加强政策支持与资源管理，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强化监管以确保行业健康持续发展，并推行可持续渔业战略，加强对渔业资源的保护与管理。

（三）打造文化体系

文化挖掘是文化应用的基础，需由表及里提炼“人-水-鱼”共生哲学、工匠伦理与民俗信仰等核心意象，凝练为可传播的文化符号与母题；继而以符号统摄故事，构建贯通古今、跨媒介的“中国游钓叙事体系”。在此基础上，将叙事转译为可体验、可消费的文化产品，设计沉浸式的主题场景，开发具有地域辨识度的IP衍生体系，并以赛事、节庆和新媒体矩阵为载体持续放大声量，使渔文化从隐性资源转化为游钓产业的价值中枢与品牌引擎。

六、我国游钓产业的未来展望

我国游钓产业根植于千年渔猎文化，历经原始工具、传统技艺到现代产业的演进，已成为融合经济、生态与文化价值的综合性业态。当前，产业呈现“规模扩张、业态创新、技术赋能、生态优先”四大特征，在政策支持与市场需求双重驱动下，逐步形成覆盖钓具制造、休闲垂钓、赛事经济的全产业链体系。预计未来几年，我国游钓产业发展迅猛，市场规模将迎来大幅跃升，并将持续保持稳健的高速增长态势。驱动因素主要包括：一是消费升级带动高端垂钓需求，如深海船钓、极地冰钓等小众领域兴起；二是下沉市场潜力巨大，三四线城市及县域垂钓基础设施加速完善；三是“银发经济”与“Z世代”需求叠加，老年康养垂钓与年轻群体“社交化垂钓”同步增长。

未来，游钓产业将与旅游、文化、体育、康养等产业深度融合，形成多元化的发展格局。通过开发渔文化体验、海洋科普教育等产品，游钓产业的内容和形式将更加丰富，同时，借助大数据、互联网等技术，推动产业的智能化和信息化，提升运营效率和服务质量。技术创新将在游钓产业中发挥重要作用，尤其是在人工鱼礁、海洋牧场、智能装备等领域。碳纤维、物联网、AI技术将深度赋能钓具制造与垂钓体验。

面向未来，游钓产业需聚焦三大方向。一是以技术创新提升核心竞争力，推动智能装备与绿色材料研发；二是以“垂钓+”深化产业融合，打造文旅IP与跨界生态圈；三是以可持续发展理念重构产业逻辑，实现资源保护与经济效益的共赢。通过多方协同，游钓产业有望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传统文化活态传承的新载体，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标杆，助力达成“人与水域和谐共生”的终极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