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微阅读】黎栋国：树牢正确政绩观，夯实城商行风险治理根基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风险治理关系银行稳健经营和长远发展。当前，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房地产深度调整、地方融资平台转型、部分产业链景气波动、零售风险传导和资本约束趋紧等因素交织叠加，中小银行特别是城商行面对的发展和风控压力更具长期性和复合性。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积极稳妥化解金融领域风险，充实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处置资源和手段，强化风险监测预警和早期纠正，提高风险源头防控能力；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自觉按规律办事。在金融领域，正确政绩观已经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作风要求，而是深刻影响经营观、业绩观和风险观的根本性问题。

对城商行来说，正确政绩观的落脚点，不在于口号多响亮，而在于能否把服务实体经济、支持区域发展、改善金融供给与守住风险底线统一起来，能否把高质量发展要求转化为更稳健的经营导向、更清晰的风险偏好和更扎实的治理机制。要持续推进高质量特色化发展，将“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贯穿经营管理全过程，并围绕风险治理在方向校准、体系重塑、前瞻识别、科技赋能和资源配置等方面形成较为系统的实践。在城商行转型发展的背景下，主要体现在如何把正确政绩观转化为具体治理逻辑、管理动作和经营结果，回答高质量发展阶段城商行应当以什么样的政绩观来理解发展、衡量业绩、塑造治理。

风险治理首先是方向问题。金融资源投向哪里，服务重点落在哪里，发展节奏如何把握，经营边界如何设定，背后都反映着政绩观的取向。对地方中小银行而言，正确政绩观要求把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区域战略、服务民生改善与守住风险底线统一起来，把发展质效、结构优化、资本约束和风险约束放在同一套坐标系中考量。风险治理脱离服务大局，容易滑向为控风险而控风险；发展脱离风险约束，则容易把短期扩张包装成政绩，把潜在风险递延到未来。正因如此，正确政绩观越树得牢，风险治理越能摆脱重速度轻质量、重规模轻约束、重当期轻长远的惯性，也越有可能在复杂环境中保持定力和韧性。对城商行来说，把准价值取向，既是风险治理的前提，也是经营管理必须守住的底线。

把服务实体经济作为风险治理的根本出发点。城商行生于地方、长于地方，其风险治理天然应以区域经济发展需要来设定目标。特别是边疆民族地区、西部地区及县域经济在产业基础、基础设施和金融供给等方面各有特点，既蕴含发展空间，也伴随结构性风险。对城商行而言，风险治理的核心命题并非单项业务的可行性，而是金融资源应以什么样的方式配置到最需要、最能形成长期价值的领域。只有把支持区域重大战略、产业升级、民生改善与风险识别、定价及管控结合起来，风险治理才能成为提升金融供给质量、增强发展韧性的内生保障。换言之，风险治理不是简单压缩风险敞口或收缩资产，而是在守住底线的前提下，着力提高资源配置的精准性、有效性与可持续性。

把长期主义作为风险治理的基本尺度。正确政绩观反对急功近利，强调遵循规律、尊重周期，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反映到银行经营中，衡量业绩不能只看当期规模、当期利润和短期增量，更要看发展质量、资产质量、客户结构、资本消耗和穿越周期能力。对城商行而言，真正有含金量的经营成效应体现为服务区域发展的能力持续增强、金融供给的适配性持续提升、风险底盘持续稳固。风险治理既要管住已经发生的风险，也要防止为了短期数字增长透支长期空间，防止把表面繁荣误当成治理成效。只有把长期主义嵌入经营决策和资源配置过程，风险治理才能由被动补漏转向主动塑形，经营管理也才能在短期压力和长期价值之间保持更清醒的判断。

把治理前移作为风险治理的重要导向。正确政绩观强调把功夫下在平时、下在基础、下在源头。对于金融机构来说，最值得警惕的并不是风险暴露本身，而是风险在表面平稳中持续积累，却没有被及时识别、及时干预、及时纠偏。风险治理要真正有效，就不能等问题形成以后再集中处置，而要把识别、预警、干预和退出的关口尽可能前移，把容易积累风险的重点领域、重点客户和关键变量抓在前面，把“看结果”更多转向“管过程”，把“事后应对”更多转向“事前防控”。这既是风险治理方法的变化，也是政绩观由重短期结果向重长期治理能力转变的具体体现。治理前移越扎实，风险积累就越不容易在表面平稳中被忽视，经营主动性也就越强。

树牢正确政绩观，并不意味着现实约束自动消解。恰恰相反，越是在外部环境复杂、区域发展分化、金融竞争加剧的背景下，越需要在认识问题上保持清醒，在风险治理中保持定力。当前城商行面临的风险，既表现为传统信用压力犹存，也体现为风险来源多元、风险传导复杂、风险暴露滞后。对地方法人银行而言，这种挑战兼具行业共性与区域特征，更须以审慎务实的态度加以识别与应对。

区域深耕与风险集中并存，决定了城商行更需要前瞻统筹。城商行的优势在本地，风险积累也更容易在本地。服务区域战略越深入，越意味着资产投放、客户结构和业务布局与当地经济运行高度相关，一旦地方平台债务化解压力上升、重点行业景气变化或区域市场波动加大，风险就更容易呈现出区域集中、行业集中和客户集中的叠加效应。对省级城商行而言，这种“深耕优势”和“集中约束”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正因如此，城商行越强调发挥地方法人优势，越需要处理好发展速度、结构质量、资本约束和风险底线之间的关系，防止在服务区域发展中积累结构性隐患。对区域特点把握得越准，风险治理越有可能做到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如果忽视区域差异、简单照搬外部经验，管理动作与真实风险之间就容易出现错位。

盈利和资本约束偏紧，更容易诱发重速度轻质量的冲动。近年来，商业银行普遍面临净息差收窄、资本消耗加大、风险抵补要求提升等压力，城商行所受影响更为直接。从行业数据看，城商行整体不良率高于大型商业银行和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资产利润率和资本充足水平也普遍承压。城商行既承担着更强的地方服务责任，又面临更高的不良压力、更低的盈利水平和更紧的资本约束。越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越容易出现为稳规模、保利润、冲指标而弱化风险约束的倾向。此时强调正确政绩观，正是要提醒经营管理者不能被短期压力裹挟，不能把短期扩张误认为高质量发展，更不能把眼前数字建立在未来风险累积之上。只有把资本约束、风险收益和长期回报一起纳入经营判断，才能真正摆脱粗放增长的老路。

制度建设持续加强，但从“有安排”走向“强穿透”仍是共同难点。从行业看，当前城商行风险治理的难点，往往已经不在于有没有制度、有没有流程，而在于风险偏好是否能真正传导到基层，前中后台协同是否顺畅，预警信号能否转化为管理动作，整改问责能否形成闭环。一些机构并不缺制度文本，也不缺审批流程，真正薄弱的是制度与经营的结合度不高、流程与责任的连接不紧、技术工具与管理动作之间存在脱节。更深层次地看，这类问题背后仍然是政绩观偏差，过度关注结果数字，忽视过程治理；过度强调眼前投放，忽视长期约束；过度追求形式上的“全覆盖”，忽视治理上的“真穿透”。对城商行来说，风险治理要从“有安排”真正走向“强穿透”，不仅要补技术短板，更要纠导向偏差。只有导向稳住了、责任压实了、流程打通了，制度和工具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面对复杂形势和多重约束，城商行风险治理不能靠单点突破，也不能依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临时性应对，而要围绕关键环节构建系统性管理闭环。真正有效的对策，不是某一项单独制度，也不是某一个技术工具，而是围绕重点领域、关键流程、风险处置和资源配置，把风险治理做深、做细、做实。

强化重点领域分层分类管理，把风险识别与业务结构调整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城商行与地方经济联系紧密，政信、房地产、重点产业链、大额授信客户等，既是服务实体经济着力点，也是风险治理重点。深耕区域应以风险可控为前提，支持地方发展也要匹配资本约束、资产质量和流动性安全。重点领域风险防控应前移到客户选择、项目准入、区域布局和授信安排之中，充分评估还款来源、现金流、担保效力和集中度。

重点领域治理重在分类施策、动态调整。对政策导向明确、经营现金流稳定、还款来源可验证的市场主体及项目，可在依法合规、风险可控前提下合理支持；对于偿债方案不清、过度依赖外部增信、风险预警信号较多的业务，应审慎新增投放，有序压降存量业务，防止短期规模掩盖中长期风险隐患。同时，在风控实施中，应统筹单户主体识别与资产组合管理，兼顾多维风险维度：既盯紧客户及项目自身的还款能力，又防范区域、行业、客群间的风险交叉传染；既研判当期风险水平，又前瞻性关注地方财政承受能力、产业景气度及融资环境变化趋势。依托清单管理、台账监测、限额控制与压力测试等工具，推动重点领域风险管理从静态判断向动态跟踪转变。

推动数智风控与流程再造协同发力，把管理要求真正嵌入具体场景。面对客户结构下沉、业务线上化加快、风险形态更复杂的形势，风险治理的效能不能简单看系统和模型的数量，而要看风险识别是否及时、流程执行是否穿透、管理动作是否连续。为此，城商行推进数智风控，应坚持实用导向和场景牵引，把有限资源投向风险高发、管理高频、流程关键环节：在客户准入环节强化数据校验和画像，在额度核定与审批环节完善规则提示和授权约束，在贷后管理中提高预警触发、任务派发和反馈效率，在反欺诈、反洗钱领域加强异常识别和系统联动。只有让工具真正嵌入流程、融入责任链条，才能转化为治理效能。同时，也要防止技术应用与管理责任脱节，模型和系统可以提升识别效率，但不能替代审慎判断；规则和标签可以辅助筛查，但不能弱化人工复核。因此，应加强数据治理、模型验证、规则迭代和后评价管理，避免形成新的风险盲区。

完善风险化解和处置闭环，把存量风险出清与新增风险防范统筹起来。风险治理既要守住前端准入，也要打通后端处置通道。存量风险长期沉淀，会占用资本、消耗资源、制约服务实体经济；新增风险防范不到位，又会造成风险“边清边增”。因此，风险化解不宜停留在阶段性清收处置，还应与授信政策、客户结构、贷后管理和责任约束完善结合。

风险处置实施层面，严格遵循分类施策、依法合规、稳妥有序的工作原则，并针对不同业务、客户群体、风险暴露阶段，精准匹配差异化处置方案与工具，避免简单化、“一刀切”处理。同时，要把处置后的复盘反馈纳入治理闭环。各类风险暴露根源多集中于客户准入标准宽松、授信审批把关不严、贷后管理弱化、担保措施失效等因素。城商行应建立常态化处置复盘研判机制，将不良处置过程中排查发现的制度漏洞、操作缺陷反向传导至前端准入规则、授信投向策略、全周期贷后管理及问责约束体系，从制度源头堵塞管理漏洞，防范同类风险反复发生。

城商行风险治理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工程，不能以短期指标改善替代长期能力建设，也不能以局部处置替代整体转型。正确政绩观引领风险治理，重在坚持稳健审慎、尊重规律、久久为功，统筹服务实体经济与守住风险底线，统筹发展质量、资产质量、资本约束和治理能力。树牢正确政绩观，最终要体现到资源配置、业务准入、流程控制、风险处置和责任约束各环节，在服务地方、科技赋能和风险处置中把准定位、强化识别、完善闭环，夯实高质量发展的风险治理根基。（编辑：安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