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杂谈▏译码新型“国家实验室”及其定位

从1984年到2016年，中国内地一共陆续组建了300多个“国家重点实验室”。这些实验室主要依托大学、科学院、研究所举办，分别承担某项重点专业学科的任务。国家重点实验室是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组织高水平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聚集和培养优秀科技人才、开展高层次学术交流的重要基地，旨在提升国家自主创新能力，推动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

而如今的新型“国家实验室”，无论是组织模式、管理体制、职能任务、地位定位，都与原来的“国家重点实验室”，都有很大的区别。国家实验室是根据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以国家目标和战略导向，瞄准国际前沿，突破产业技术瓶颈，为国家长远发展提供战略支撑的国家科研平台。它的建设往往涉及多个学科领域，强调跨学科、跨领域的协同创新，以实现重大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为目标。

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实验室组建方案（试行）》。2018年5月22日，科技部提出：“以国家实验室为引领布局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先行组建量子信息科学国家实验室，启动重大领域国家实验室的论证组建工作”。5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强调：“要高标准建设国家实验室，推动大科学计划、大科学工程、大科学中心、国际科技创新基地的统筹布局和优化”。2019年1月，科技部强调，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抓紧布局国家实验室，形成国家创新体系的核心和龙头”。

与此同步，“中央国家实验室建设领导小组”成立。2017年，我国第一个新型国家实验室“张江实验室”在上海成立，该实验室聚焦光子微纳电子领域研究。迄今为止，全国范围内，陆续组建的国家实验室，仅有十几个，包括北京的中关村实验室、怀柔实验室、启元实验室、昌平实验室，上海的张江实验室、浦江实验室、临港实验室，以及崂山实验室（青岛）、鹏城实验室（深圳）、太行实验室（成都）、乾元实验室（杭州）、苏州实验室、合肥实验室、广州实验室、崖州湾实验室（三亚）、汉江实验室（武汉）等。

这些数量极为稀缺的国家实验室，规格、地位、任务都极高，均由中央直接批准成立，单独组建实体，与以往附设在大学、科研院所的300多个“国家重点实验室”不同。新型国家实验室的突出特点是，面向国家重大战略急需，聚焦重大任务，整合资源，建设先进研发平台，致力于打造相关领域核心战略科技力量、国家创新体系龙头，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可以看出，这些国家实验室所从事的研究领域，都是当前新一轮全球科技革命、产业革命的前沿尖端领域，关乎国家的综合竞争力和发展安全。

当然，每个实验室，各有不同的分工侧重。例如，浦江实验室，负责人工智能；张江实验室，负责光子与微纳电子；合肥实验室，负责量子科技；崖州湾实验室，负责先进种业；怀柔实验室，负责现代能源；乾元实验室，负责电磁技术；崂山实验室，负责海洋科学；太行实验室，负责航空发动机；汉江实验室，负责船舶及海洋装备；广州实验室，负责呼吸传染病防控；中关村实验室，负责网络信息；昌平实验室，负责生命科学；临港实验室，负责生物医药与脑科学。

为了有效整合资源、高效推进工作，这十余个国家实验室，都配备了高层次科技人才和高级别管理团队。实验室主任，均由各领域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著名学者领衔；同时，由副部级官员担任党委书记，牵头党建和行政事务管理。

以位于北京的4个国家实验室为例：怀柔实验室主任汤广福，是二十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启元实验室主任廖湘科，是中央军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原常任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防科学技术大学计算机学院院长、陆军少将；昌平实验室主任谢晓亮，是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理学部主任；中关村实验室主任吴建平，是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主任。党政官员方面，怀柔实验室、昌平实验室党委书记，都由北京市委常委、教育工委书记于英杰担任；北京市政府党组成员、原副市长隋振江，同时担任启元实验室和中关村实验室党委书记。

随着建设国家实验室正式写入《科学技术进步法》，各省市愈加干劲十足，纷纷落子布局。除了这些中央直接管理的国家实验室，目前一些省份在本省层面也组织成立了有关的实验室。如浙江的“之江实验室”、“西湖实验室”、“良渚实验室”，广东的“深圳湾实验室”、“南方海洋科学与工程广东省实验室(珠海)”、“南方海洋科学与工程广东省实验室(广州)”，江苏的“紫金山实验室”，四川的“天府实验室”、河南的“嵩山实验室”，等等。

总而言之，新型国家实验室，能够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战略性、前沿性、颠覆性技术领域进行前瞻布局，抢占战略制高点。一方面，培育发展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赋能传统产业更新换代，升级转型；另一方面，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筑牢安全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