溪流笔谈▏为什么我国高校很多科研项目会烂尾？

我国高校科研项目确实存在比较高的“半途而废、成果沉睡、结题即结束”现象，表面看是项目没做完或成果没用上，根子上在于高校的评价体系，多数高校奖励的是“拿到项目”，而不是“把项目做好、做出产品”。

其一，很多高校科研项目出发点就不是为了真实的产业需求，而是为了发论文、评职称、拿基金及完成学科考核指标。所以项目在申请书写得很漂亮，创新点很多、路线图很完整、预期成果很宏大。创新点、社会效益写得越亮眼越容易命中，技术路线是否真的科研走得通反而次要，所以真正落地时，才发现技术路线不成熟、工程化难度被低估、团队执行能力不足。结题时只要报告规范、PPT漂亮，哪怕成果是半成品，评审专家也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行，甚至互相捧场。一句话，很多项目从立项开始，就不是奔着“做成产品”去的，而是奔着“拿到项目”去的。

其二，我国高校的考核机制重“数量”、轻“结果”，其核心原因是评价体系导向偏差和考核方法缺陷的相互叠加，形成了“数据即政绩”的惯性。论文数量、期刊影响因子、项目经费、人才头衔等数字指标，被当作衡量科研水平核心甚至唯一依据，形成“为指标而办学、为数字而科研”的倾向，这种“科研GDP思维”让“数量取胜”成为生存逻辑。项目结题了、论文发了，考核就完成了，没有人去顾问技术还是不是停留在实验室阶段？项目中试、工程化、市场验证会不会有人继续去做？因为考核结果与资源分配、职称评审、绩效工资深度绑定，强化了追求短期效应的行为惯性。

其三，高校科研与产业脱节，科研选题多基于学科自身逻辑，而非国家战略或行业实际痛点，导致研究内容与产业需求距离较远。企业需要的往往不是单项技术，而是能融入生产线和供应链的系统解决方案。但高校的成果多停留在技术原理验证阶段，对企业来说“不好用、不敢用”，需要大量高风险的二次开发。成果转化的收益分配、知识产权归属等核心问题若不能妥善解决，也直接影响双方合作的积极性。另外，人才培养也有时间差，高校培养人才周期一般为3-5年，而产业技术迭代已缩短至一两年，这就导致“所学非所需”。如今最前沿的技术已不在大学实验室而在企业，这就进一步放大了这种脱节感。有数据显示，2022年高校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仅为3.9%，大量研究成果未能转化为实际生产力。

其四，我国高校科研团队人员流动太快，导致很多科研成果烂尾。很多大型课题组真正稳定在编的不到十人，一线实验、数据分析基本由副高、博士后这类聘用期只有三到五年的流动人员完成，这种“核心脱离实操、一线频繁更替”的结构，导致团队很难沉淀长期技术积累，其结果就是研究断层、学生培养质量下滑，项目做着做着就没人能真正接得住。人才流动遵循“收益—成本”的理性选择逻辑，目前很多高校和科研院所实行“非升即走”和短期考核，科研人员为了在聘期内完成指标，倾向于选择能快速出成果的“短平快”方向，而不是需要长期深耕的课题，这种机制客观上加剧了人员的更替频率。另外，科研人员流动时，原单位和现单位常因项目归属、职务成果发生冲突，项目中途换人后难以续接，这也是烂尾的常见诱因之一。

其五，我国高校科研项目的经费和考核都高度集中在“拿项目”这个前端，而对项目拿到手之后的持续支持和真正“养出成果”却缺乏耐心。这导致大量项目在结题验收后就成了“一锤子买卖”，成果被锁进硬盘，没人维护、没人迭代，最后烂尾。高校和科研人员的职称、绩效、声誉都跟“拿到多少项目”直接挂钩，立项成功本身就是重大胜利。至于项目做完有没有人用、有没有持续价值，反而不影响考核。当项目真正需要有人去维护、迭代、服务用户时，这些工作因“没经费、没工分、没论文”，自然没有多少人愿意干。

其六，知识产权和利益分配太复杂，需要科研人员同时协调国家、学校、院系、科研团队和个人等多层主体，还要在“保护国有资产”和“激励科研人员”之间找到平衡。这些问题包括：学校、团队、个人之间利益怎么分，专利归属谁，作价入股怎么评估，失败风险谁承担，老师兼职创业是否合规，国有资产流失风险怎么处理？等等。若这些问题不解决，企业就不敢投，老师就不敢动，学校也怕担责，最后大家都在等流程，在等来等去的过程中，科研项目就烂尾了。

发现问题的目的在于解决问题。一方面，需要改革评价体系，让“做出来”比“拿到手”更值钱，全国政协委员石磊建议，将科技成果转化成效作为评价重要指标；另一方面，国家已出台政策简化预算编制、下放预算调剂权、提高间接费用比例，并推行经费包干制，给科研人员“松绑”，让科研人员把精力放回研究本身；再一方面，科研本身就有不确定性，要宽容失败、鼓励探索，同时将结题质量与后续项目申报挂钩，对超期项目分类清理、限期整改，倒逼负责人对项目全周期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