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杂谈▏Nature发布2026年科研人员工作满意度调查,中国科研人员满意度排名垫底

10月13日,《Nature》发表2026年全球科研人员工作满意度调查报告。调查覆盖133个国家的3882名科研人员,其中61%的受访者表示对目前的工作至少达到中等程度满意。而在受访人数超过100人的10个国家中,中国受访科研人员的满意比例仅为51%,位列最后。更值得注意的是,与2018年的调查相比,中国受访者的工作满意比例下降了24个百分点。同期,全球受访者的满意比例从68%下降至61%,美国下降3个百分点,意大利则基本保持稳定。

这项调查由《Nature》与伦敦研究咨询机构Thinks Insight & Strategy合作开展,于今年5月至6月进行,通过《Nature》网站、Springer Nature旗下数字产品及电子邮件等渠道邀请科研人员参与。共回收了来自133个国家的3882份问卷,有61%的受访者表示对工作的满意度至少为中等;约75%的受访者对职业前景持乐观或中立态度,65%的人会向学生推荐科研这条职业道路。

在影响满意度的因素中,薪资水平排名靠后,在调查涉及的八项因素中仅位列第七。举例来说,从事有意义且富有挑战性的工作、保持良好的工作与生活平衡、拥有工作保障以及充足的研究经费,这些都被认为比实际到手收入更为重要。

在产业界工作的受访者,其工作满意度并未显著高于学术界从业者,这一结论较2021年的上次调查结果有所变化。根据2026年的调查,产业界科学家的收入平均比学术界高出66%。
从数据上看,工作满意度似乎已恢复至疫情前的水平。在2021年的上一次调查中,有53%的受访者表示,过去一年中其工作满意度有所下降。如今,仅有33%的人表示过去一年中工作满意度有所下降,而占比最大的受访群体(39%)则表示满意度保持不变。表示满意的受访者比例从2021年的58%小幅上升至今年的61%,但这一比例仍低于2018年的水平(68%)。
但不同国家受访者的满意度变化情况各不相同。例如,中国研究人员的满意度自2018年以来下降了24个百分点,今年降至51%;而在美国,降幅仅为3个百分点。意大利是唯一一个满意度保持稳定的国家,满意度维持在64%。
中国正在迅速崛起为科学大国,但在所有受访者超过100人的国家中,其科研人员的满意度比例最低,仅为51%。与全球平均水平相比,中国科学家对其工作生活的多个方面满意度明显较低,包括与同事的关系、休假时间、工作生活平衡以及职业发展机会等。
这几项指标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并不完全取决于科研人员获得多少工资,也不完全取决于所在实验室拥有多少设备和科研经费,而是与科研工作的日常组织方式密切相关。
对一名博士生而言,科研工作可能意味着长期实验、论文修改、组会汇报,以及毕业期限带来的压力。对博士后而言,除了完成科研任务,还需要考虑合同到期后的去向、下一份工作的竞争,以及能否逐步建立独立研究方向。对青年教师而言,科研之外还可能承担教学、学生指导、项目申请和行政事务,同时面对聘期考核与职称晋升要求。
这些工作本身并不必然导致不满意,但当科研任务持续增加,而休息时间、职业发展机会和工作保障没有同步改善时,科研人员的职业体验就可能受到影响。
同事关系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指标。现代科研高度依赖合作,研究人员需要与导师、学生、同事和跨机构团队长期互动。科研资源分配、成果署名、项目合作、团队管理等问题,都可能影响日常工作体验。
但《Nature》此次调查并未直接证明,中国受访者在这些方面的满意度偏低是由某一种具体管理制度造成的。对于导师关系、考核压力和实验室管理等因素,仍需要结合更有针对性的调查才能作出判断。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受访科研人员并非对所有工作内容都持消极态度。调查显示,71%的中国受访者对自身研究工作的独立性表示满意,60%对工作的意义感表示满意,55%对个人职业前景持乐观态度。此外,37%认为自己的职业前景好于上一代科研人员,高于全球31%的比例。
这意味着,中国受访科研人员对科研工作的价值和未来发展仍有一定认可,但对工作条件、休息安排及职业支持的评价相对较低。
调查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发现,来自高校科研人员与企业研发人员之间的比较。《Nature》发现,产业界受访科研人员的平均收入比学术界高66%,但两类人群的总体工作满意度并不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这并不意味着工资不重要,而是说明科研人员对工作的评价并不完全由收入决定。
调查将八类因素纳入工作满意度分析,薪酬的重要性排在第七位。相比之下,从事有意义且有吸引力的研究、保持良好的工作生活平衡、获得稳定的职业保障,以及拥有足够的科研经费,被受访者认为更加重要。

在德国受访者中,68%对自己的实际收入表示满意,明显高于全球44%的水平。87%表示在支付基本生活开支之外,还有能力承担一些额外消费。但只有47%的德国受访者愿意向学生推荐科研职业,低于全球65%的比例。《Nature》采访的研究人员认为,德国高校大量使用短期合同,以及稳定学术岗位数量有限,可能是影响科研职业吸引力的重要因素。
加拿大则呈现另一种情况。其受访者总体满意比例达到76%,在10个主要受调查国家中最高。加拿大受访者对研究自主性、从事有趣项目的机会、工作意义感、远程办公灵活性以及薪酬福利的满意程度,都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受访专家认为,加拿大高校相对稳定的工作环境、科研自主权、员工组织和福利保障,以及科研投入等因素,可能有助于解释这一结果。
不过,加拿大同样存在工作量增加和短期合同问题。不同国家的样本构成也有差异,不能简单认为某一个国家的科研管理制度已经被这份调查证明优于其他国家。
这组跨国比较至少表明,科研人员对职业的评价具有多个维度。提高收入能够改善生活条件,但并不能自动解决职业不稳定、研究支持不足和工作时间安排等问题。
在中国受访者中,23%将AI对本学科领域的影响列为自己面临的主要职业挑战之一,明显高于全球12%的比例。这一差异值得关注。
AI正在改变文献检索、数据分析、程序编写、论文写作和科研组织方式。对于科研人员而言,新工具可能提高研究效率,但同时也意味着需要不断更新技能,重新判断哪些能力仍然具有竞争力。
不同学科面临的变化并不相同。有些研究工作可以借助AI大幅提高效率,有些领域则可能因为AI工具的快速发展而改变原有的技术门槛和人才需求。
中国受访者还比多数其他国家的受访者更经常将科研经费竞争和语言能力限制列为职业挑战。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只有6%的中国受访者将地缘政治对科学的影响列为主要职业挑战,低于全球16%的比例。
这说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科研人员,感受到的职业压力并不完全一致。国际合作限制、科研经费、AI技术变化以及本地就业竞争,在不同科研环境中的重要程度可能存在明显差别。
同时,调查也发现,全球约75%的受访者对自己的职业前景持乐观或中立态度,65%愿意向学生推荐科研职业。科研工作仍然具有吸引力,只是这种吸引力并不意味着研究人员对现实工作条件没有不满。
《Nature》在报道中提到,中国正在迅速成为全球重要科研力量。受访专家指出,科研体系不断扩张,可能使研究人员对未来发展保持乐观。中国和印度部分科研人员对职业前景的积极判断,就可能与科研投入增加和科研体系发展有关。但科研体系整体发展,与每一位科研人员的实际工作体验,并不是同一件事。
科研经费增加,首先反映的是科研活动获得了更多资源,却不能直接说明资源在不同学科、机构和职业阶段之间如何分配。论文数量增加,说明科研成果产出扩大,也不能直接反映研究人员的休息时间、合同稳定性和职业发展机会是否得到改善。
对科研人员而言,能否持续获得科研支持、是否拥有合理的工作安排、研究成果能否得到公正评价,以及是否能够预期自己的职业发展,都会影响对科研工作的整体判断。这也是此次调查值得关注的地方。
对于大学和科研机构而言,如何改善这些具体工作条件,可能与增加科研经费、建设科研平台和引进人才同样值得关注。从更长远的角度看,科研体系的竞争力不仅取决于能够吸引多少优秀研究者进入,也取决于能否为他们提供稳定、可持续的科研职业环境,使其愿意长期留下来开展研究。
这或许说明问题不出在“人”身上,出在人与系统之间的那层摩擦上。如果科研人员每天醒来,要先把大量精力花在对抗同事关系的消耗、休假权利的悬空、职业路径的模糊,以及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不知道明天还在不在的悬置感上,那么51%这个数字,就不是意外。
尽管面临上述挑战,中国的大多数受访者仍对自身的独立性(71%)和工作的意义(60%)感到满意,并对自身前景持乐观态度(55%)。他们也更倾向于认为,自己的职业前景好于上一代科学家。37%的中国受访者认同这一说法,而全球范围内认同这一说法的比例为31%。
《Nature》的这份调查提供了一个观察窗口。它不能代表中国所有科研人员,也不能单独解释工作满意度变化的原因,但至少提醒我们,在关注科研投入、论文产出和国际排名之外,还需要关注科研人员每天如何工作,以及他们如何评价自己的职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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