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一声“我在”成为人民文艺的现场回响——沉浸式戏剧《李东日记》创作谈

10月30日晚，沉浸式戏剧《李东日记》在岳阳市文化馆小剧场完成首演，作为第六届岳阳文化艺术节开幕大戏与观众见面。谢幕时，剧场里的手机灯光一点点亮起来。剧场内回响着“我在”“我们都在”的声音。

那一刻，我想到的不是一场演出终于落幕，而是一个问题终于在剧场里有了回答：今天，我们怎样用文艺讲好英模故事？怎样让一位“感动中国”人物不只是被仰望、被纪念，而是走进观众的情感，也走进更多人的现实行动？

对于这部作品而言，这不是悬在纸面上的宏大概念，而是一条必须落实到人物、情节、空间和每一次排练中的创作原则：我们要讲述的，不只是“英雄牺牲”的结果，更是英雄从人民生活中走来、在人民呼唤中行动、又把精神力量留给人民的过程。

从更大的时代坐标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文学艺术精品创作，广泛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实施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行动；并提出健全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机制，发展沉浸式展演等新型文化业态。《李东日记》的创作演出，正处于“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理解，一部地方公共文化机构创排的原创戏剧，未必以规模取胜，却可以在“精品创作、人才汇聚、群众参与、文化惠民”这些具体环节中，成为时代文化建设落到一座城市、一个剧场和一群普通人身上的实践。

更重要的是，这部戏本身也不是由少数人在封闭排练厅里完成的。它从创作到首演的过程，本身就是一次社会共创的过程。它让我们看到：当一座城市的公共文化机构把剧场打开、把创作打开、把人才通道打开，围绕一个共同的精神目标，专业力量、社会力量和本地生活经验能够汇成一部有温度、有筋骨的人民文艺作品。

一、人民不是背景，而是这部戏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李东同志是岳阳县毛田镇的一名基层干部。2024年7月，他在防汛抢险救灾工作中英勇牺牲，年仅30岁，后被追授“湖南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并获评“中国好人”和“感动中国2024年度人物”。这是一位具有崇高精神高度的英模人物，但越是这样的题材，越不能把人物处理成远离生活、无所不能的符号。

我们最先要解决的，不是“怎样把英雄写得更高”，而是“怎样让观众先认识一个真实的人”。

所以，戏没有从灾后搜救、遗物发现和撕心裂肺的呼喊开始，而是从“报到日”开始。观众先看到一个背着黑色双肩包、穿着母亲特意准备的新鞋、第一次走进毛田镇的青年。他还没有报到，就被一场鸡棚纠纷卷了进去；新鞋踩进泥里，他也从那一刻起真正踩进了毛田的生活。

这不是为了把英雄“日常化”而削弱其高度。恰恰相反，只有回到日常，才能理解崇高从何而来。李东会狼狈，会疲惫，会牵挂父母；他会给同事塞一颗QQ糖，说“给生活来点甜”；他会背老人走山路，也会因为一件未办完的小事继续奔走。观众先看见这些，才会在风雨来临时真正理解：他最后的选择，不是突如其来的神话，而是无数次“听见了就去、答应了就办”的行动积累。

文艺只有深入人民生活，才有深沉的力量。《李东日记》努力表现的，正是人民生活中的这些具体细节：一份落户材料、一笔医保报销、一部认不出脸的手机、一段车辆进不去的山路、一桌等着儿子回家的饭菜……它们看似琐碎，却是群众的急难愁盼，是基层治理最真实的温度，也是新时代基层干部服务人民最具体的现场。

二、平凡人物怎样成为大戏：冲突不在“坏人”，牺牲不靠再现

坦率地说，把李东这样一位平凡基层干部排成一部大戏，起点并不轻松。李东牺牲前，社会和媒体对他的关注并不多，能够进入创作的材料主要是同事、亲人和群众记忆中的生活片段：跑材料、核数据、走山路、背老人、做调解。这些片段真切，却碎微；有温度，却没有现成的传奇性情节；有现实压力，却没有一个可以被简单设置为对手的“反面人物”。

这正是英模题材最容易陷入的困境。事迹太少，容易被拉成事迹展览；矛盾不够外显，容易把人物写成一路正确、一路胜利的单线条形象；牺牲固然是情感顶点，但洪水、车辆受困和生命逝去的真实瞬间，既不适合也难以用舞台实景去摹仿。若靠铺天盖地的水效、翻覆的车架或死亡瞬间的视觉刺激来“做大”，不仅会面临小剧场的安全与可信度问题，更可能让灾难场面吞没人物，让观众记住技术，而不是记住李东为什么一次次转身。

因此，我们没有为制造冲突而虚构一个恶意阻挠的干部、一个绝对对立的群众，或一场脱离事实依据的生死对决。我们把冲突放回基层工作的真实处境：一边是群众不断到来的具体诉求，一边是有限的人手、阻隔的山路、不断流失的时间；一边是父母等他回家，一边是乡亲在等他回应；洪水来临后，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又被雨声、黑暗和危险一点点切断。这里的对手不是某一个人，而是“来不及”、是“到不了”、是“不能让谁被落下”。

于是，戏剧的推进不依赖一个外在的反派，而依赖行动的累积。每一次“诶，我在”，都意味着李东把别人的困难接到自己身上；每一次看似微小的解决，也都在为最后的选择建立人物逻辑。观众不是在终场才忽然得知一个英雄为什么会舍身，而是在此前一次次看到：他已经习惯于先回应别人、把自己放在后面。

牺牲场面的处理，也必须服从这一原则。我们不把它当作需要“完整还原”的灾难现场，而把它处理为全剧最后一次、最艰难的回应。为此，主创团队为这一段反复寻找既有冲击力、又不把灾难视觉化消费的舞台语言。最终，我们让舞台机械承担一次关键的形象转换：洪水最深处，车架缓缓升到半空，像被一股看不见的力量托起、悬置。我们没有模拟汹涌的洪水，而是让洪水过后的现场落入死寂，一束冷光只打在悬空的车架上，水滴声一下一下穿过剧场。

随后，灯光从车架移开，另一束光落在被留下的黑色背包上；背包上那只属于李东与素素的小黄鸭，也在光里显现。车架的升空，不是为了炫示机械，而是把灾难中“无法抵达”的距离和生命被悬置的瞬间凝固为一个舞台意象。水滴声不是洪水的写实模拟，而是灾难退去之后仍在剧场里回响的时间。黑色背包与小黄鸭则把观众从宏大的灾难重新带回一个具体的人、一段未竟的情感和一个被留下的日常物件。

用车架、光束、水滴与背包完成这个转换，正是为了把真正的重心留给人物在极端时刻仍然作出的选择。洪水不必被做得铺天盖地，生命逝去也不必被直观展示。灯光熄灭之后的静默、未能抵达的回应、仍在等待的人，往往比模拟一场灾难更接近这件事的重量。

所以，《李东日记》的难处，恰恰也是它的创作方向：不把平凡人物硬拽进传奇套路，不把牺牲做成舞台奇观，而是让一连串平凡而具体的行动，最终把一个人的精神高度推到观众面前。李东没有惊天动地的个人宣言；他留下的，是一次又一次没有缺席的回答。把这句话演出来，比把洪水“做出来”更难，也更重要。

三、不做节目拼盘，让人物在行动中站起来

英模题材舞台作品很容易走向“事迹罗列”：一段朗诵、一段歌舞、一个感人故事、一条影像资料，最后用情绪把观众推向高潮。这样的表达并不缺乏诚意，但往往缺少戏剧的连续行动。

因此，从一开始，我们就重塑了项目最初的设计：不做晚会式节目拼盘，不采用外部记者“寻找李东”的叙述视角，而要做一部让人物关系直接发生、让观众跟随李东走完一条山路的连续戏剧。

我们为全剧确定了“呼唤与回应”的精神线索。萍嫂为孩子落户发愁，陈嗲不会人脸识别，胡嗲为医保报销犯难，黄娭毑不愿离开危房，韩宾被工作和家庭压力困住，父母盼儿子回家，素素在山路上等待一句没有说完的话……这些都不是抽象的“群众需要”，而是一声声具体的呼唤。

李东的回答也从来不是抽象的。他说：“诶，我在。”然后他跑过去、查资料、背老人、炖汤、调解、转移、抢险。他的“我在”，落在行动上。

这条行动线，也帮助我们准确处理了李东与父母之间的关系。我们没有把它写成“想离开基层”的职业动摇，而是写成“两头的呼唤”：父母需要他，群众也需要他；他知道父母的艰难，也知道群众每一件“小事”背后的分量。这不是个人理想的摇摆，而是一个年轻人在亲情牵挂与群众责任之间，努力把每一份托付都接住的时间困境。

人民立场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把人物真正放在人民关系中来塑造。李东之所以动人，正因为他不是孤立的“英雄雕像”，而是被乡亲叫作“东伢子”“东哥”“李干部”，被父母叫作“东东”“臭崽”，被同事信任、被爱人等待的一个人。他的精神力量，来自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真实关系。

四、社会共创：不是退而求其次，而是打开公共文化的新入口

《李东日记》的社会共创，并不是一句用来包装项目的宣传语，而是贯穿创作全过程的事实。

这部大戏的创作经费只有80万元。面对的是一部要在小剧场完成的原创沉浸式戏剧：要有剧本、舞美、灯光、影像、音乐、服装、道具、技术、安全与宣传，要完成英模人物的真实塑造，也要面对一个月内首演的倒计时。剧组没有一名职业话剧演员；主创与演员全部通过公开招募加入，并以公益方式参与创作。对任何一个剧组而言，这都是十分具体的压力；但也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作品没有退回到“条件有限就将就完成”的路径，而是逼着我们重新回答：一部公共文化机构的原创戏剧，能不能把有限资源变成共同创造的能量？

这部戏的现实条件：时间紧、任务重、经费少、人员缺；主创团队和演员面向社会招募；其中有市、县院团的巴陵戏、花鼓戏演员还有普通群众，他们并非职业话剧演员，却主动跨入一种陌生的表演样式；同时，来自上海戏剧学院、国家大剧院等行业头部单位的专业力量以公益方式参与艺术指导和舞美创作等工作。国庆七天、一个个周末、一个个夜晚，成为大家在各自日常工作之外共同交出的时间。

一个月的创排，意味着大家没有完整、从容的排练周期。白天，许多人仍要回到各自的单位、岗位和家庭；夜晚和节假日，大家才从不同的方向赶到排练场。国庆七天搭架子，周末和夜间抠细节，下旬进入合成冲刺。高强度是客观的，但整个过程里没有人把公益参与当作降低投入的理由，也没有人把困难当作推卸责任的借口。大家用最紧缺的时间来排练，用一次次复盘来修正，用对英雄事迹的敬意和对作品的共同期待，把“公益”真正变成了专业精神和集体纪律。

如果只把这些看作“条件有限”，就低估了这部戏真正的价值。对岳阳市文化馆而言，这次创作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公共文化机构不只是演出活动的组织者、场地的管理者，也可以成为汇聚城市文化创造力的平台。它可以让专业艺术资源与本地艺术人才相遇，让院团演员与社会参与者共同训练，让创作方法与基层生活经验彼此碰撞，让一部作品从一开始就带着城市共同完成的印记。

文化馆领衔创排一部完整的原创大戏，在公共文化体系中并不是一条常规路径。文化馆长期承担艺术普及、群众文化活动组织和公共文化服务等重要职责；而从零开始完成剧本发展、主创组织、演员招募、排练生产、舞台技术、首演推广和后续传播，通常需要更完整的专业生产体系与资源保障。《李东日记》的探索价值，正是在于岳阳市文化馆没有把自己限定为活动承办者或场馆管理者，而是以公共文化机构的责任和勇气，主动进入原创戏剧生产的现场。

这不是为了证明文化馆“也能排大戏”，更不是要用一部戏替代文化馆原有的普及服务；而是要探索公共文化机构在新的发展阶段怎样更好地连接资源、发现人才、生产优质内容、服务人民。它把文化馆的公共性与戏剧创作的专业性结合起来：以公共文化的立场确定题材和价值，以专业创作的标准打磨作品，以社会共创的方式汇聚力量，以持续演出的可能回应群众需求。这样的尝试，既为岳阳留下了一部原创作品，也为文化馆拓展公共文化供给方式提供了一个具体样本。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坚持面向社会招募。李东的故事本来就不应只由少数人在封闭排练厅里完成。它需要专业，也需要生活；需要成熟的艺术判断，也需要青年演员和社会参与者对山路、人情、责任的切身感受。来自不同专业、不同年龄、不同单位的人，带着各自的生命经验走进剧组，首先要学习的不是“怎样表现英雄”，而是怎样听见别人的呼唤，怎样在对手戏、群体行动和剧场关系中真正托住彼此。

这种共创也改变了群像的意义。剧中的群像不是背景板：他们是乡镇同事、山乡村民、秋收群众、风雨中的抢险者；在尾声里，他们又分布在观众席与侧过道，成为最先亮起手机灯光、最先发出“我在”的人。舞台上的“毛田镇”，既由角色构成，也由整个共同创作的剧组构成。

首次连排后，主创团队静下心来围绕人物塑造、台词打磨、场景调度、舞美适配、素材运用、宣传节奏等逐项复盘并明确整改责任。这种不回避问题、不断共同校正的工作方式，也是社会共创得以成立的基础。社会共创不是降低标准，更不是把专业要求让位给热情；恰恰相反，它需要更加清晰的创作共识、更加严格的舞台纪律和更加充分的专业托举。

首演后，媒体把这一过程概括为“公益力量汇聚，让英雄‘接地气’”。这个“接地气”不是把英雄降格，而是让英雄回到他原本所在的人民生活之中，也让参与创作的人在共同劳动中真正靠近他、理解他。回望首演，我们最珍惜的，也不是“在一个月内完成了一台戏”的速度，而是这支全部公益参与的队伍所显示出的凝聚力：没有职业话剧演员的既有配合，却有跨界学习的勇气；没有充裕的制作条件，却有把每一个夜晚和假日交给排练场的自觉；没有人抱怨为什么艰难，大家更在意怎样把下一次走位、下一句台词、下一束光做得更准。这样的凝聚力，本身就是对“我在”的最好回应。

这也与《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2026—2028年）》的方向形成呼应。该计划把提高剧目创作质量、夯实人才队伍、推动演出提质增量和加强戏剧普及推广交流，作为戏剧振兴的重点。对《李东日记》而言，“出作品”与“出人才”不能分开：一部戏的完成，既要形成有艺术质量、有社会温度的原创作品，也要让参与其中的青年演员、跨界演员、舞台技术人员和组织者，在高标准的共同创作中增长能力；同时让更多观众走进剧场，获得可感可及的精神滋养。

五、守正创新：让“沉浸式”服务于人民、服务于戏剧

作为公共文化场馆创排的重点作品，《李东日记》获得2026年度湖南省文化强省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我们理解，这不仅意味着一项资金支持，更意味着对精品创作、艺术普及和文化惠民责任的回应。

创作中，我们没有把“沉浸式”理解为技术堆叠，更没有把演员跑进观众席、灯光打满剧场当作形式目标。岳阳市文化馆小剧场有439个座位，舞台与观众厅有明显高差，任何为了形式而大面积拆座、堵塞通道、让关键行动落在观众看不清处的做法，都不符合公共文化场馆的安全要求，也不符合戏剧规律。

我们反复做减法，最后把舞台收束为“一条山路、一个黑色背包、一声从黑暗中传来的‘诶，我在’”。山路不是旅游景观，不是装饰性的台阶，而是一条必须真正能走、能折返、能抵达的行动线；它连接家庭、工作、乡亲、危险与归途。黑色背包也不是单纯的道具，而是李东奔走于人民生活之间的“百宝袋”。

我们坚持：关键剧情必须在主舞台和全场可见区域完成；观众席只承担声音、目光、手电和情感的延伸。这样，沉浸式不再是“看不清的热闹”，而成为观众从旁观者变为在场者的方式。全剧的沉浸式处理也不是平均铺开，而是随着人物与观众关系的推进，形成一条有层次的行动线。

第二场“山路上的日常”，是这条行动线的第一次打开。李东不是从传统的幕后入口出现，而是从剧场空间里穿过观众、走向舞台；几位村民散布在观众席中，像从山路不同岔口传来的声音，先后喊他。观众首先听见“东伢子”“李干部”的呼唤，再看见李东回应并走向台上。这个处理不把重要信息藏在座席间，而是让观众在声音包围中感到：对李东而言，山乡不是舞台上一张风景画，而是四面八方都会有人叫住他的生活现场。

秋收直播一场，则让剧场短暂获得节日与劳动的热度。台上的演员跑下剧场，把农产品撒向、递向观众，与观众形成直接的笑声和回应。此处的互动不承担必须“看见才懂”的情节，而是让观众感到秋收的丰实、乡亲的兴奋和李东融入其中的日常情感。它把前一场的“听见呼唤”，推进为一次可感可触的共同在场：观众不再只是观看乡村生活，而像被邀请进入一场秋收的热闹里。

尾声的处理，则让这种在场抵达最庄重的层次。父母推着轮椅，从剧场内的坡道缓缓上到舞台；一组组李东曾帮助过的村民，从剧场两侧走向舞台，带着各自的来处，也带着各自没有说完的感谢和呼唤。最后，其他群演举着手机从观众席走上舞台，点点微光与台上的人汇在一起。此时，剧场不再只是观演关系明确的两端：父母、同事、乡亲，演员与观众共同处在同一片光里。

尾声的星海也不是一次强迫参与的互动，而是在人物情感抵达之后，让观众以一束安静的光，完成对英雄、对身边人、对现实生活的回应。从山路上的一声呼唤，到秋收时的一次分享，再到父母与村民从观众席走上舞台，沉浸式的真正含义始终没有改变：不是让观众替演员完成剧情，而是让观众由“看戏”逐步变成“在场”，最后愿意回应那声“我在”。

这也是我们所理解的守正创新：守住英模题材的真实边界，守住以人民为中心的艺术立场，守住小剧场的安全与可见性；在此基础上，探索连续叙事、环境声场、物件戏剧、肢体群像与有限度观众关系的当代表达。技术可以丰富表达，但不能替代人的情感；影像可以延伸记忆，但不能制造虚假的“复活”。艺术的灵魂，最终仍然来自一个个具体而鲜活的人。

六、从一部作品到一条文化传播链：在“十五五”开局中寻找位置

《李东日记》并不是孤立出现的。广播剧《此山最相思》让人先从声音里听见李东；微电影《寻找李东》让人通过镜头重新寻找李东；沉浸式戏剧《李东日记》则把观众带进剧场，让他们与人物、声音、山路、风雨和彼此共同在场。三部作品不是对同一事迹的简单重复，而是一条从“听见”到“看见”再到“回应”的传播链。它既是对英雄事迹立体化传播的探索，也是以多种艺术媒介讲好岳阳故事、传播巴陵声音的实践。

第六届岳阳文化艺术节以“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为主题。作为开幕大戏，《李东日记》希望交出的答案，不只是一部作品能否完成首演，更是能否把英模精神、人民情怀、艺术创新与社会共创放在同一个舞台上，让优质文化资源真正走向基层、走近群众，成为城市文化生活中可持续的精神滋养。

这部戏也处在岳阳建设“演艺名城”的城市实践中。2026年，岳阳市出台《岳阳市建设演艺名城三年行动方案（2026—2028年）》，明确坚持政府引导、市场主导，打造多元立体、活力充沛的演艺产业生态系统，激活文旅消费、提升城市能级。这为我们理解《李东日记》提供了一个更长的时间尺度：它不应只是文化艺术节的一次开幕演出，而应在坚持社会效益优先的前提下，成为岳阳本土原创剧目孵化、公共文化场馆演艺供给和常态化演出探索的一次起步。

岳阳有关演艺市场高质量发展的配套措施，提出支持精品剧目多演常演、支持演艺新空间创新融合发展、支持原创剧目驻场多场演出，以及支持优秀节目展演巡演。这与《李东日记》今后的方向高度契合：以小剧场为起点，在持续打磨中建立稳定版本；以党建学习、公共文化活动和青年观演为基础，扩大作品的社会覆盖；在条件成熟时，探索与基层巡演、城市文旅场景和文创传播的连接。市场化不是压过主题表达的目标，而是让一部社会效益突出的作品能够长久留在舞台、留在城市文化生活中的可持续路径。

对《李东日记》而言，这提示我们：首演之后的工作，不只是增加演出场次，更要把英模教育、艺术普及、人才培养、社会参与和城市文化品牌建设统筹起来。唯有坚持正确导向，尊重艺术规律，扎根人民生活，才能让这部戏真正成为凝聚人、感染人、激励人的文化力量。

面向今后，我们期待这部戏在不断打磨中走进更多场次、更多基层和更多青年观众，服务党建学习、公共文化活动与城市文化生活。它可以在不同场域与观众相遇，但必须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持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在公共文化的广阔土壤中，让一部作品从一次演出，成长为一种能够被更多人感知、理解和接续的精神力量。

七、首演以后，回应仍在继续

首演结束后，有人问我：这部戏最大的亮点是什么？

我想，不是雨幕、投影、车架，也不只是“沉浸式”这三个字。它最大的亮点，是没有把英雄高高供起来，也没有把牺牲处理成一场灾难奇观；而是让观众在一个背包、一双新鞋、一颗QQ糖、一只小黄鸭、一件雨衣和一条山路中，看见英雄如何从普通人中走出来，理解他为什么在最后一刻仍会回应；也让观众看见，这个作品本身如何由许多不同的人，在有限的时间和具体的困难中共同完成。

李东的故事当然有悲壮的一面，但《李东日记》不应止于悲壮。它最终想说的是：当一个人曾把那么多人的呼唤放在心上，他离开以后，那些被他照亮过的人，仍会替他回答这个世界。

所以，首演不是终点。

愿这部戏继续走下去。愿观众记住的，不只是“感动中国2024年度人物”这一荣誉，更是那个背着黑包、踩着泥路、会递糖、会牵挂、会害怕、却仍然在关键时刻转身向前的年轻人。

也愿我们在现实生活里，在有人需要帮助、需要理解、需要一束光的时候，愿意回答一声：“我在。”“我们都在。”

（本文作者袁思奇，系岳阳市文化馆书记、馆长、研究馆员，沉浸式戏剧《李东日记》出品人、总导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