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盆腔联合脏器切除是结直肠肿瘤领域难度极高的外科手术,面对肿瘤广泛侵袭盆腔多器官的患者,外科医生手握手术刀,既要对抗肿瘤,又要直面手术创伤大、并发症多、术后生活质量受损等现实难题。从早年探索“能不能切”,到如今MDT模式下思考“值不值得切”,国内盆腔复杂肿瘤外科理念发生重要转变。R0根治不是手术的唯一目标,还要兼顾围手术期安全、并发症防控,充分权衡生存获益与器官功能代价。

在第三届首颐结直肠高峰论坛上,【医悦汇】MDT大咖谈栏目特邀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吴涛教授,结合跟随万远廉教授深耕该领域数十年的临床积淀,从手术适应证筛选、术前MDT评估、术后并发症识别、根治与生活质量的权衡等维度,分享复杂盆腔肿瘤诊疗的实战思考,为临床同道带来参考。
医悦汇:联合脏器切除手术难度高、并发症风险大,临床上什么样的患者才适合开展这类联合脏器切除?
吴涛教授:关于这个话题我有不少临床体会,我的导师万远廉教授是国内较早开展全盆腔脏器切除手术的先驱,从上世纪90年代就带领团队开展这类手术,一路走来经历了很多探索与挑战。
这类手术多用于肿瘤广泛侵犯周围盆腔脏器的患者。结直肠肿瘤向外侵袭时,男性可侵犯前列腺、膀胱,女性可侵犯子宫等器官,手术需要将受侵脏器一并切除。该手术创伤大、手术风险高,还会对患者术后生活质量带来较大影响,因此患者筛选必须十分严格。
我从1993年跟随导师开展这项工作开始,团队内部也经常会争论,究竟哪些患者适合手术、哪些患者不建议手术。能否实现根治性切除,是选择手术最核心的评判标准。
早期全盆腔脏器切除有比较明确的边界:如果肿瘤侵犯骨性骨盆,或是已经出现远处转移,很难实现根治,一般不考虑手术。但随着医学技术不断进步,如今部分骨盆受侵的病例可以做骨盆局部处理,血管受侵犯也可以做血管置换,手术的边界也随之发生改变。
回顾90年代至本世纪前十年,我们遵循的核心原则主要有三点:第一,不存在远处转移;第二,手术有机会实现R0根治切除;第三,尽量不涉及大范围骨性骨盆结构。除此之外,还要评估患者全身状况,患者内科条件要能够耐受如此重大的外科创伤,尽可能规避围手术期死亡风险。综合以上几点,才会考虑实施联合脏器切除手术。
医悦汇:针对这类复杂盆腔手术的术前MDT评估,需要重点预判哪些风险?
吴涛教授:这个问题和前面讲到的手术适应症是一脉相承的。大概二十年前,多学科协作(MDT)的理念在临床尚未普及。受限于当时的治疗手段,复杂盆腔手术大多由外科医生独立评估、决策,若判断具备手术条件,便直接实施手术。而现在,肿瘤诊疗普遍推行MDT多学科讨论模式。
MDT讨论中最核心的两点,依旧是判断患者到底适不适合手术:第一,手术有没有机会实现根治;第二,能否保障患者围手术期的基本安全。围绕这两个核心,术前需要开展更加精细化的评估。过去术前大多依靠CT检查,如今磁共振、血管重建等检查手段已经得到广泛应用。
评估一方面要看肿瘤局部情况,同时更要预判手术之后会不会出现严重不良事件。如果预判手术并发症风险极高,甚至可能直接危及患者生命,那手术就背离了治疗初衷,不仅无法延长生存,反而会给患者带来生命威胁。
站在外科角度,手术其实不存在绝对“切得动、切不动”的硬性界限。我印象很深,早年跟随导师接诊过一例直肠癌术后复发的极端病例,当时联合切除了患者半个骨盆,连带一侧下肢。这名患者术后生存了十余年,实实在在从手术中获益。但在那个阶段,仅仅是外科联合骨科两个科室共同评估,并没有如今完整的多学科体系。
放到现在,这类复杂病例必须开展多学科会诊,各个科室分别从专业角度,共同评估手术的有效性与安全性。总的原则就是,只有判断患者能够真正从中获益,才考虑实施这类高难度手术。
医悦汇:联合脏器切除术后,如何早期识别与管理并发症,您有哪些临床经验可以分享?
吴涛教授:这类手术在国内逐步普及之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目前开展的病例数量有所减少,但我们沉淀了上世纪90年代至2010年前后三十年的临床经验。联合脏器切除涉及泌尿系重建,术后盆腔还会遗留巨大组织缺损,根据我们的统计,有几类并发症需要临床重点警惕。
第一是大出血。尤其多见于直肠癌复发病例,这类患者盆腔正常解剖结构已经被破坏,盆腔血管、静脉丛迂曲扩张,出血风险不可预判。出血既可以发生在术中,也可能出现在术后早期,突发盆腔大量出血。临床要密切观察腹腔引流量、动态监测血红蛋白变化。核心是医生心中要有风险意识,充分认识到该手术存在出血高危风险。出血大多集中在术后早期,度过这一阶段后,临床观察重点再做相应调整。
第二是泌尿系感染。接受回肠膀胱术后,泌尿系统与肠道相通,容易出现逆行感染,患者常突发高热,这也是该类手术排在前三位的常见并发症。
第三是肠梗阻。盆腔脏器切除后盆腔呈空虚状态,大量小肠坠入盆腔,叠加复杂的重建手术,容易出现肠粘连、内疝,进而诱发肠梗阻。一旦患者停止排气排便,就要高度怀疑肠梗阻可能。
总结我们中心的经验,出血、泌尿系感染、肠梗阻是发生率最高的三类并发症。临床看到患者高热,首先需要排查泌尿系感染;出现停止排气排便,优先警惕肠梗阻,做到早期识别、及时干预。
医悦汇:针对复杂盆腔肿瘤手术,外科医生应当如何在肿瘤根治性与患者术后生活质量之间寻找平衡点?
吴涛教授:刚才听到顾晋教授分享我国盆腔脏器切除手术的发展历史,我深有感触。过去我们讨论的是“谁能做这个手术”,而如今临床更应该思考谁值得做、应不应该做这个手术。
从外科角度,我们都希望做到R0根治,把肿瘤完整切除干净,但追求根治往往会伴随患者生活质量的下降。为实现根治,部分患者需要消化道改道;如果膀胱受侵,还要做泌尿系统改道,患者可能需要携带双造瘘,排尿、性功能等多项生理功能都会受损。
这种权衡不能仅由外科医生单方面决断,要充分尊重患者的主观意愿,做好充分的术前沟通告知。如果手术无法实现肿瘤根治,还要以牺牲多个脏器功能为代价,那就要慎重考量手术的必要性。
我们中心这类手术开展数量有所下降,一方面是原发肿瘤诊疗技术与理念进步,肿瘤术后复发的病例有所减少;另一方面,新的综合治疗手段不断涌现,可以部分替代这类高难度手术。如果预估手术很难给患者带来实际获益,就不必强行追求根治,而牺牲患者的生活质量。
只有明确手术可以为患者带来实实在在的生存获益或是显著缓解肿瘤相关症状,我们才建议开展手术。回想早年跟随导师工作,这类手术对医患双方都十分残酷,一台手术常常从早上八点持续到夜里十一点,医生高强度奋战一整天,如果最终没有理想的获益,那么这台手术就不能称之为成功。
我的体会是:对于创伤巨大、难度极高的复杂盆腔手术,如果需要牺牲患者的生活质量,就一定要换来足够的生存获益。生存上的获益必须明显大于手术带来的生活质量损害,这台手术才值得去做。
写在后面
盆腔联合脏器切除代表了结直肠外科的顶尖技术,但高超的手术能力不等于无限制的手术指征。外科医生既要拥有“敢切”的技术底气,更要有“慎切”的临床理性。
从单一外科决策过渡到MDT多学科共同研判,临床的关注点,已经从“能否完成手术”,转向“患者能否真正获益”。严格筛选手术人群、做好术前风险预判、重视术后并发症早期识别,同时充分尊重患者诉求,权衡根治效果与生活质量,才是复杂盆腔肿瘤诊疗的应有之义。技术是工具,让患者获益,才是治疗最终的落脚点。
专家简介

吴涛
医学博士、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胃肠外科
▶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肿瘤外科专委会委员
▶ 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结直肠病学会常委
▶ 北京医师协会肿瘤专家委员会中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 北京肿瘤学会胃癌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 北京癌症防治学会胃肠肿瘤多学科综合诊治专业委员会常委
▶ 国际胃癌学会(IGCA)会员
▶ 《中华胃肠外科杂志》第四届编辑委员会通讯编委
▶ 长期从事普通外科临床工作,师从万远廉教授,擅长胃癌、结直肠癌及胃肠道间质瘤等胃肠道肿瘤的规范化根治性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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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佼娇
排版 | 粘洞
审核 | 晓娟 鹏哥
审校 | 吴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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