喝点VC｜a16z联合创始人：真正危险的不是投错项目，而是错过下一个Google

图片来源：20VC with Harry Stebbings和a16z

Z Highlights：

• 在风险投资里，你永远更该担心“错过的错误”，而不是“做错的错误”。所谓“成本上的错误”，就是你给一家初创公司投了1000万美元，结果它失败了，这笔钱亏掉了；而“机会成本上的错误”则是：你没有投资Google，结果你错过了价值1000亿美元的机会成本。”  

• 真正需要的第二种特质，是“勇气”；还有一种更根本的东西，驱动力，雄心。 人要有一种非成功不可的决心，要能正面迎击问题，并且不管碰到什么阻碍，都能硬闯过去。

• 世界上最好的AI，实际上就是那个面向消费者、所有人都能拿到的版本。AI的使用本身——它给消费者带来的好处、给企业带来的好处、给经济带来的好处——都有可能以一种极其激进的方式去中心化。 

• 早期阶段没有替代品。头两年就像烤蛋糕，如果最开始没有把产品、团队、文化和方向做对，后面再多的钱、再多的资源，也无法弥补一开始配方写错的问题；只要早期业务能跑通，我们才拥有去做所有其他事情的选择权。  

20VC with Harry Stebbings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科技与风险投资播客之一，由20VC创始人Harry Stebbings主持，长期访谈顶级投资人、创业者与科技公司掌舵者，以高密度提问和强信息量内容见长。a16z (Andreessen Horowitz)是一家风险投资公司，以其多元化的投资领域著称，被投资公司包括Airbnb、Meta和Twitter等。本次访谈由20VC with Harry Stebbings和a16z于2026年3月发布，围绕风险投资、创业者判断、AI、宏观环境与个人心智展开，是Harry Stebbings与 a16z 联合创始人Marc Andreessen的一次深度对话。

风险投资的核心心法：警惕“错过的错误”

Harry Stebbings：你最近说过，你不会做自我反省，而且自我反省这件事可能被高估了。

这一点让我很难理解，因为我一直以为，人是从错误中学习的，我也正因此很看重经验。你能不能帮我理解一下，为什么你觉得自我反省没有那么大的价值？难道我们不是从错误中学习的吗？

Marc Andreessen：我们当然会从错误中学习，但问题在于，从错误中学习，有时候是好事，有时候却未必。如果先只谈商业，在风险投资的思维里，这其实是个很大的问题。

创始人会犯一种错，风险投资人也会犯另一种错。对于创始人来说，如果他曾经在某个赛道创办公司，结果失败了，那他往往会在情绪上对这个赛道怀恨在心，甚至一辈子都带着这种怨气。之后即便这个赛道里真的出现了能成功的机会，他也不会承认。我已经一遍又一遍地见过这种事。

不过这也没关系，因为大多数创始人之后都会去做别的事情，这没什么不好，而且通常也不会从商业层面真正伤害到他们。可是在风险投资里，同样的事也会发生。如果你投过某个赛道，或者投过某一类公司，或者投过某一种类型的创始人，结果最后并不顺利，那你就会特别容易“从这个错误中吸取教训”。你会告诉自己：好吧，我已经碰过这只烫手的炉子了，我再也不碰了。

然后下一个机会出现了，它和你之前失败过的案例很像，而这一次，偏偏它就是你本来应该投的项目，而且你原本是有机会投进去的。但因为你已经被上次那只“烫炉子”烫怕了，你会觉得，自己现在是在“从错误中学习”，你是在做负责任的事，于是你就不投了。

所以在风险投资里，“从错误中学习”这件事有一种特别有害的地方。这在生活中某种程度上也同样成立。就像人们常说，一个人结好几次婚，这体现的是“希望战胜经验”。在这个领域里，也许你确实就该让希望战胜经验。而在生活中的很多其他领域，可能也是如此。

Harry Stebbings：我完全明白你的意思。尤其是你刚才说的那种情况：在某个行业里亏了钱之后，就很容易觉得这个行业天生就是被诅咒的，或者觉得这个行业难到根本不可能赚到钱。比如你会说，在医疗保健行业赚不到钱，在别的某个行业里也赚不到钱。

Marc Andreessen：我年纪已经大到还记得当年互联网搜索这个领域。那时候人们也会说：互联网搜索根本赚不到钱。因为上世纪九十年代那些互联网搜索公司，最后的结果确实都不怎么样。

Harry Stebbings：当你在引导讨论、引导合伙人做判断的时候，你怎么确保他们面对每一家新公司、每一笔新投资时，都还能保持一种全新的眼光？而不是被过去真金白银亏过的钱所留下的阴影困住？

Marc Andreessen：对。另一个典型例子其实就是AI。从1945年到2017年，在风险投资这个行业里，AI一直都是一种特别高效的亏钱方式。

我在八十年代末攻读计算机科学学位的时候，AI几乎就是那个你明知道永远不会成功的领域。实际上，八十年代AI已经经历过一轮投资热潮，结果失败了。所有人——包括所有计算机科学家在内——都在说：对，这个领域已经死了。而这种事，在AI过去八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大概发生过五次。所以，这又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那么，说回我们是怎么经营公司的，或者说怎么经营这样一家机构的。首先，正如你也很清楚的，错误大体上有两类。一类是“做错了的错误”，另一类是“没做的错误”；或者也可以说，一类是“成本上的错误”，另一类是“机会成本上的错误”。

所谓“成本上的错误”，就是你给一家初创公司投了1000万美元，结果它失败了，这笔钱亏掉了，这当然很糟。而“机会成本上的错误”则是：你没有投资Google，结果你错过了价值1000亿美元的机会成本。而风险投资，恰恰就是一个把这种差异放大到极致的行业。这是一个高度两极分化的经济领域。

当然，如果你做的是债券生意，或者别的那种绝对不能亏钱的业务，因为一旦亏钱，整个模型就不成立，那你显然不能按这种方式运作。在那种情况下，你最好真的要从错误中学习。

但在风险投资里，你永远更该担心“错过的错误”，而不是“做错的错误”。

至于你刚才那个问题，从很多方面来说，Ben和我现在在人生的这个阶段、在公司里的这个角色上，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这个。我们并不是在事无巨细地微观管理公司每一项投资决策。我们有非常出色的资深合伙人和年轻合伙人，他们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我们当然也会参与讨论，会在会议室里一起判断，但通常来说，我们并不会去强行主推某一笔交易。

可我们真正想做的，是让每一个人始终保持这样一种心态：一种更愿意向风险前进的心态，一种更担心“错过机会”，而不是更担心“出手犯错”的心态。也就是一种不要被“曾经被炉子烫过”这种经验束缚住的心态。我们会经常提醒大家：是的，你现在对这件事有情绪，是因为你三年前、六年前、十年前有过一次糟糕经历。但放下它吧。你已经不需要再为那次错误继续付代价了。你现在完全可以把那种情绪抛开，让它慢慢退到远处，然后专注于眼前真正摆着的机会。

顶级创业者的画像与极致心智

Harry Stebbings：我自己最大的一次遗憾，或者说“错过型错误”，其实就和你们投过的一家公司有关，那就是Eleven Labs。我们当时本来可以在种子轮投资，但最终我们只能拿到1%的份额。作为一个新兴基金管理人，我本能地觉得，我应该坚持我答应过LPs的那种“高持股比例模式”。对于这种情况，你会怎么建议我？到底什么时候该打破规则，什么时候又该坚持自己原来说过的做法？

Marc Andreessen：说实话，这既是世界上最简单的答案，也是世界上最难的答案。每一个伟大的投资人，到了做投资三十年左右的时候，最终都会回到这个答案上。我实际上还跟Arthur Rock讨论过这个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几乎就是现代风险投资的开创者。而且他还就这个问题写过一篇文章。

我直接告诉你他的结论，这也是我的结论。Arthur Rock在种子轮就投了Apple和Intel，之后三十年里还投了很多很多伟大的公司。他的结论是：如果当年每次收到商业计划书和融资演示文稿时，他都直接把它们扔进碎纸机，然后把100%的时间全都花在看创始人的履历上，那他会成为一个更好的风险投资人。这基本上是对的。也就是说，伟大的创始人会给你带来巨大的上升空间，这种上升空间足以打破各种规则，也足以打破各种既有先例。而一份由平庸团队执行的、再完美不过的商业计划，几乎注定会被一支优秀团队后来居上、反超过去。

不过，说到这里，这话听起来很容易，可它为什么难呢？因为这话本身多少有点循环定义的意味。因为我们常常是根据结果来定义“伟大的创始人”的。事后回头看Apple的成功，当然很容易说：Steve Jobs是个伟大的创始人。

但即便如此，我还是认为答案就是这个：当你遇到特别的人时，你几乎就应该不考虑其他因素，直接支持他。而当你没遇到这样的人时，你就不该出手。这就是最核心的判断。

Harry Stebbings：那当你的参照系，已经变成那些到了后期、已经被证明非常厉害的创始人时，你要怎么去识别一个创始人到底有没有“伟大的潜质”？

你显然曾长期和Zuck一起在Facebook的董事会共事，既见过他早期的样子，也见过他后期的样子。而我自己花大量时间采访上市公司的CEO。我天天接触的，都是那种已经被反复打磨得非常成熟的人，比如Daniel Ek。

所以当我见到一个种子阶段的创始人，如果他还很粗糙、不够老练，他当然就会显得没那么厉害。面对这个问题，你是怎么想的？尤其是在你已经习惯了和那些近乎完美的人打交道之后，你怎么还能把眼光投向更早期，并判断一个人将来会不会很厉害？

Marc Andreessen：不同的人对此会有不同看法。但就我个人而言，我的判断标准大致如下。首先，一个人必须非常聪明，不过这还只是最基本的门槛。你要找的是那种聪明得出众的人。

我自己有个很简单的判断办法：当我打开笔记本听他讲话时，我会不会不由自主地记下很多内容？如果我一边听一边不断记笔记，而且确实能从他那里学到东西，那通常就说明，这个人的智力水平，以及我们接下来要说的一些其他特质，都相当强。

但仅仅聪明还不够。现实中有很多人非常聪明，可他们更适合埋头做事，或者说，带着一种“办事员式”的思维方式。你把这样的人放在后台、研究部门，或者类似的岗位上，他们往往能把事情完成得很好，但他们不会真正去创造新的东西。所以，光有聪明是不够的。

第二个真正重要的特质，是我合伙人Ben所说的“勇气”。也就是说，这个人要有一种非成功不可的决心，要能正面迎击问题，并且不管碰到什么阻碍，都能硬闯过去。关于这一点，可以有很多种说法。Navy SEALs的那种说法就很贴切，大概就是“硬着头皮把苦头扛下来”。

我一直很喜欢早年的《Looney Tunes》动画片，所以我常说，我想要的创始人，是那种不管撞上哪一堵砖墙，都会硬生生在墙上撞出一个“人形窟窿”的人，就像卡通角色那样。

Harry Stebbings：我最喜欢的是它们从山上冲出去之后，还继续往前跑。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过这个情节。

Marc Andreessen：然后它们会在半空中悬住一会儿，再举起一块牌子，上面写着：“糟了。”不过我其实最喜欢的是另一个类似的版本：里面有一次出现了一个小孩角色，好像是一只小猪之类的。它也那样冲出了悬崖，悬在半空中，然后举起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我才上二年级，他们还没教我们重力呢。”这种事其实在初创公司里也会发生。现在发生的就是这种事。

Harry Stebbings：Reid Holtman跟我说过，要在掉下去的路上把降落伞做出来。

Marc Andreessen：没错，听起来确实很棒。就是赶紧拿出织针，赶快开始干活。

第三点，也就是在智力和勇气之外，还得有一种更根本的东西。它和勇气有点接近，但我会把它描述成某种更底层的力量。比如说，驱动力，雄心。我偶尔会引用Nietzsche的一个说法，叫“权力意志”。大概就是一种非做成不可的决心。因为勇气也许只是说，“我要去解决问题”，但我要说，那还不够。Ben也许会说，那不是他对“勇气”的理解，但我的意思是，这不只是解决问题而已。这里面还有某种更深的东西，比如雄心。再考虑到这个世界本来的样子，很多人会把这种雄心表达成“我要改变世界、改善世界、造福人类”之类的话。这些都很好，这样的创始人很优秀，这样的使命通常也很能吸引很多聪明人加入，这很好。

但我确实认为，还有一种更根本的雄心，那就是：我想亲手做出属于我自己的东西，我想真正证明我到底能做到什么，而且我内心深处有一种非常原始的冲动，逼着我必须这样做。很多人会对这种东西进行道德上的贬低，把它说成贪婪之类的东西，所以大家通常不太愿意谈这个。但我说的甚至都不是钱的问题。我说的是一种“我就是想做出点什么”的冲动。

而且我发现，尤其是第二点和第三点，你未必能从履历上直接看出来，但通常能从一个人的成长背景里看出来。只要你和一个人相处得够久，你就会慢慢感觉到：这个人的一生，是不是基本上一直都在被安排好一切，然后一路靠资历、靠头衔、靠成绩往上走——而这其实正是我们在所谓精英职场环境里经常看到的那种模式；还是说，你面对的是另一种人：他十四岁时做出了这个，十七岁时又做出了那个，二十岁时又干成了这个，而且一路走来，他始终都在做这种事情——不管是做产品、做技术、办公司，还是搞艺术，或者别的什么，总之，他身上始终有一种非常原始的创造冲动。

Harry Stebbings：那种由痛苦催生出来的驱动力，是促成成功的最重要因素吗？

Marc Andreessen：这个理论的完整版本是：所有伟大的创始人，某种意义上都是“带着裂痕”的。所以你很快就会进入某种心理分析的框架，比如破碎的原生家庭，或者像Steve Jobs那样是被收养的，诸如此类。于是你会听到很多这样的故事。常见的比喻是：骨头断了之后，要么长不好；要么一旦长好了，反而会比原来更强壮。所以你其实是在寻找这样一类人：他们会把童年时期的痛苦，转化成一种拼命取得成就的动力。

这里面确实有些道理。尤其是，其中真正重要的一点是人必须有一个每天早上起床的理由，这个理由不能只是“我有一份工作”，也不能只是“我不想让自己丢脸”，也不能只是“我想做个负责任的人”。你必须有一个非常原始、非常底层的理由，尤其是在事情变得特别特别糟的时候——当局面彻底失控、你痛苦不堪的时候；当你连查邮箱都害怕、根本不想知道又出了什么坏消息，因为坏消息已经多到让你根本承受不了的时候——你必须有一个极其原始、极其强烈的理由，让你还能从床上爬起来，继续那样战斗下去。所以也许一个人成长背景中的某种创伤，确实能解释这一点。

不过话说回来，历史上一些最优秀的创始人，他们的成长背景里几乎看不到任何创伤痕迹。举两个例子。一个是Zuckerberg，他是在新泽西一个很典型的中上阶层家庭里长大的，和父母、和家人的关系都非常亲近。另一个是Bill Gates，他父亲是西雅图主流社会里非常有分量的人物，他一路上的是最好的预备学校，后来又进了Harvard。而且他也拥有一个非常美满的童年。认识这两个人少年时期的人都说，他们从很小的时候起就是那种特别有驱动力的人。也就是说，这种特质从一开始就是他们人生故事的核心。所以你也必须接受这样一种可能：有些人天生就是这样的。

Harry Stebbings：那你今天继续以现在这种凶猛劲头和雄心，去打造Andreessen的那个最原始、最底层的动力，又是什么？

Marc Andreessen：这个问题就需要自我反省了。

Harry Stebbings：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从你这里得到一个很好的回答。

Marc Andreessen：我对自己说的是：到了现在这个阶段，我其实是在和自己竞争。也就是说，我在努力弄清楚，怎样才能成为我自己所能成为的最好的版本，怎样才能把我能做到的事情做到最好。所以我脑子里大概是这样想的：你到底能做到多好？你读过Jocko Willing那本书《极端所有权》？

Harry Stebbings：我特别喜欢Jocko Willing。我去健身房的时候，也会听他的那些激励演讲。真的很厉害。

Marc Andreessen：完全同意。他讲的那个“极端所有权”——如果有人没听过的话，这个理念大概是这样：他是非常有名的Navy SEALs指挥官，是个成就非常非常高的人，也是那种别人会心甘情愿跟着上战场的人，或者说，那种会成为伟大首席执行官、伟大创始人的人格类型。他提出了“极致负责”这个概念。他的意思是：你只要假定，一切都是自己的错，人生就会简单很多。就是这样。

比如说，我也不知道，某个有限合伙人没有投我，或者某个创始人没有收我的钱，之类的事情。那就想：好吧，这是我的错，不是他的错，是我的错。很显然，是我做得还不够好，很显然，我可以做得更好。他的论点是，这会让你把注意力放到真正有建设性的改进上。所以我发现，对我来说可以这么说：每当我自己在脑子里因为别人做了某件我不喜欢的事而生气时，最能缓解压力的做法，就是告诉自己：这是我的错。因为这样一来，这个问题就重新回到了我自己手里，我就对它有了掌控感，我也因此有了可以采取行动的空间。而且这样还会把怨气一起抽走。这意味着，我不会再对别人怀着怨恨和愤怒，因为我只会想：好吧，那我就在这件事上继续改进自己。所以，只要可能，我就尽量让自己处在这样一种心理状态里，我会尽量维持这种心理状态。

不过当那本书刚出来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它，我还把它推荐给Ben。我当时跟他说，我们应该把这本书发给所有创始人，还应该教他们这个理念。结果他说：Mark，你疯了。我们的创始人本来就已经有一个问题了，那就是他们什么责任都往自己身上揽，他们已经把整个世界的重量都压在自己身上了，他们本来就有一半时间都活得很痛苦了，我们根本不需要再往他们身上加更多这种负担。

但我仍然觉得，这里面有一种非常非常强大的力量。而且它还有一个巨大的好处，就是它会把你的动力从外在驱动，转变成内在驱动。也就是说，你做事不是为了在记分板上多拿几分，不是为了达到某个净资产数字，也不是为了登上某个排行榜、赢得某个奖项，或者别的什么外部标志。因为所有这些外在成功标志的问题在于：当生活真的变得特别特别糟糕的时候，它们根本不足以让你第二天早上爬起来。外在驱动力做不到这一点。所以你必须有某种内在驱动力。对我来说，那种内在驱动力就是：我知道，我还能把这件事做得更好。

Harry Stebbings：你说你是在和自己竞争。那你觉得，现在的你已经是自己最好的版本了吗？

Marc Andreessen：和我过去所有版本的自己相比，现在的我确实已经是最好的版本了。但我离自己想成为的样子，仍然差得很远。所以自己还有非常多可以改进的地方，

你最想改变的最大那一点是什么？我是说，这样的地方可太多了，大概有一百个吧。我举个例子：我有一个优点，同时也是一个缺点，那就是我这个人很情绪化。情绪化的好处在于，一旦我投入，我就会投入得非常深；我会真正爱上一件事，我会变得极其坚定，我会因为情感、因为热爱，而愿意走得非常远。可它的负面一面是，我也确实会情绪化。我花了很多很多时间，认识我的人也会告诉你，我一直都在努力，不让自己在会议里出现那种负面的情绪反应。

Harry Stebbings：你在意别人怎么评价你吗？这也是我一直想努力克服的一件事，但老实说，我到现在还是非常在意。每次看到别人写我不好的东西，我都会特别难受。

Marc Andreessen：我在娱乐圈有一些朋友，我看着他们时常会想：你们做的事情，我根本不可能做到。我的意思是，把自己那样暴露在一块八十英尺高的大银幕上，让所有人来审视，我根本做不到。然后他们就会说：对啊，这就是最难的部分。接着我总会问他们：那你们会看别人怎么评价自己吗？会看那些评论和影评吗？他们几乎都会给出一模一样的回答：他们会说，我都跟别人说我不看，但其实我当然会看。所以，这件事真的很难完全避免。我确实觉得，“不要去看评论区”通常是一个非常好的人生准则。

不过我得承认，YouTube的评论区现在已经好多了。所以也许你现在的YouTube评论区是有建设性的。但总的来说，“别看评论”还是有帮助的。因为这真的很难。人毕竟都是人。当有人在骂你、说你很糟、说一些很恶毒的话时，要让这些话一点都不留在心里，真的非常难。我会说，我现在已经算挺满意了，因为我基本上不太去在意这些东西。你现在知道那个叫retard maxing（ZP注：网络流行语，可以译为“简化心理负担，只管去做”）的网络梗吗？

Harry Stebbings：我确实在我们那条帖子下面几乎每条评论里都看到了。我说“我请到 Mark上节目了”之后，大家全都在说：“问Mark关于retard maxing。”说真的，那种时候我通常只会想：好，还是回去继续做我正常的资料准备吧。因为我默认retard maxing肯定不符合政治正确，我不应该问这个问题。不过既然是你自己提到了retard maxing，那我就……

Marc Andreessen：首先，retard maxing完全是符合政治正确的，我们现在已经有另外十八个词可以用来指代那些发育障碍人士了。所以retard这个词早就已经漂移成别的意思了。现在它的意思已经完全不同了。而且说到retard maxing这个具体语境里，它的意思其实非常明确。先说说我是怎么接触到这个词的吧。互联网制造梗的这套机制，真是精彩得不得了。网络迷因在文化演化过程中的那种变化，简直令人惊叹。比如最近那一整套looks maxing（ZP注：网络流行语，字面意思是“颜值最大化”。它指的是一个人通过各种手段，包括健身、护肤、改变发型、穿搭、体态矫正甚至整容等，来尽可能地提升自己的外表吸引力），还有clavicular（ZP注：这个词在英语里的本意是解剖学上的“锁骨的”。在“颜值最大化”的语境下，它通常被用来探讨骨架比例和体型，例如，拥有较长的锁骨意味着天生肩膀更宽，这被视为一种提升外表吸引力的关键特质）——我都不知道你有没有在关注这些——总之就是looks maxing这一整套，以及clavicular，现在这些词都已经慢慢进入主流了。类似的网络梗当然还有很多。

我人生中最喜欢的网站之一就是knowyourmeme.com，它基本上就是一个最全面的网络迷因图鉴。网络上正在发生的这种文化演化，真的在很多方面都既惊人又精彩。几周前我在网上因为你刚才提到的“自我反省”这个话题跟人起了点争论。后来我有个朋友给我发来这个词，对我说：“这就是你的答案。”他说：“你这叫retard maxing。”我说：“我这叫什么？”他说：“去看这些视频。”于是就有这么一个人，我们可以把链接贴出来，他在YouTube上大概做了一百个关于retard maxing的视频。现在他算是我的人生教练了。当然我没见过他，只能算远距离的人生教练。这个概念大概就是：好吧，行，那就retard max一下吧。去上班，把工作干好。回家。挺好的。创业，成功了，没关系；失败了，也没关系。某天晚饭吃多了，没关系。去健身房。别数自己做了多少次，没关系。去问一个女孩愿不愿意和你约会。她如果说不，没关系。所以它其实就是“极致负责”更简单的一种版本。或者也可以说，它是另一种形式：它在告诉我，我没有必要把所有事情都背到自己身上，我可以把它们放开，让它们过去。

Harry Stebbings：所以，这正是我喜欢互联网的地方：居然会有这么一个做“只管去做”视频的人，而现在他竟然成了Mark Andreessen最欣赏的人之一。你就会觉得，这件事到底有多妙啊。

Marc Andreessen：那些视频简直太精彩了。每一条都是大概三十分钟，专门讲“只管去做”。你本来会以为，前两分钟讲完意思也就差不多了。结果没有，完全没有。而且顺便说一句，这些视频全都特别搞笑，特别棒。画面就是他坐在某个荒郊野外自家门廊上，叼着一根雪茄，然后一讲就是半小时，真的是精彩绝伦。

回到你最开始那个问题：问题就在于，除了生活已经加在我们身上的那些情绪痛苦，或者我们自己已经加在自己身上的那些痛苦之外——顺便说一句，其中很多痛苦也确实是合理的，比如我们真的对别人做了什么不好的事之类——但问题仍然在于：我们到底还要把自己折磨到什么程度？现代文化，或者说现代西方文化里，有一种倾向，就是我们变得特别以负罪感为中心，特别喜欢自我鞭打，特别沉迷于那种“苦修衫”式的观念。就好像我们穿着某种看不见的衣服，而那衣服会给人带来巨大的痛苦。所以我就会想，好吧，也许在某个程度上，这种东西对纠正不良行为是有帮助的，但显然它已经走得太远了。很多人已经在这条路上钻得太深，结果它反而让人失去行动能力。我想，你也许也认识很多这样的人。

所以我对这件事的理解是：不管是你做的事，还是我做的事，还是风险投资、初创公司，本质上都是高风险操作。有时候事情会成功，但在真正成功之前，它往往会先用一千种方式出错；甚至走到最后，也仍然可能失败。所以这类事情的本性，就是充满巨大的波动和压力。

还有一件事，是我当年自己做创始人的时候就经常想，现在作为风险投资人我看得更清楚：尤其是创始人，往往很难真正找到一个可以倾诉的人。因为如果你是创始人，你会觉得，一旦你承认自己有问题，那你就是个糟糕的领导者，因为这等于在盔甲上露出裂缝。要是你的团队察觉到了，他们就会对你失去信心；要是外面传开，说你在怀疑自己，说你的项目进展不顺，说你自己都没有十足信心，那投资人可能就不投了，候选人也可能就不加入了。所以，如果你要领导这样一件事情，你就必须始终摆出一张无比镇定勇敢的面孔。一个很好的比喻就是：鸭子在水面上看起来平静无波，但水面下面却在拼命划水。所以尤其是创始人，真的很难找到一个能够让自己坦白倾诉的人。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就是：每个人对别人正在经历什么，其实都有一种错误的想象。因为现实中，每个人其实都在感到紧绷、紧张、焦虑、害怕之类的情绪，只是大家都假装自己没有这样。可与此同时，每个人又都以为别人一切都很好，别人都以为只有自己一个人在聚会上强颜欢笑。所以能有一种内在的心理机制来处理这一切、而不被这一切压垮，是极其重要的。至少就这个星期而言，我提名的办法就是——“只管去做”。

a16z的规模化运作与“不投砂石里的钻石”

Harry Stebbings：我记得我之前和Orlando Bravo做过一期节目，结果整场节目最后几乎变成了一次心理咨询。后来他某种程度上都快成了我的教父。人真的很好，给了我很多建议。那我害怕什么呢？我害怕自己会变成Macaulay Culkin。你还记得《Home Alone》吧？就是那个小时候人人都认识的小孩。然后后来别人会说：“哦对，他以前很红。”再问一句：“那他现在在干什么？”结果答案大概就是：我会做噩梦，梦见自己在风险投资行业里变成了Macaulay Culkin。那你害怕什么？在我看来，你就是Andreessen Horowitz的那个了不起的Mark Andreessen，你已经没什么可怕的了。

Marc Andreessen：这类事情的各种版本，我自己基本上都经历过。F. Scott Fitzgerald有一句很有名的话，是他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说的。他就是《The Great Gatsby》的作者。他当时说的是：美国人的人生没有第二幕。你就只有一次机会，仅此而已。幸运的是，他在这一点上错得非常、非常、非常厉害。他对美国人的人生显然是判断错了；而且更广泛地说，他对至少西方世界里很多人的人生，也大体上是看错了。也许在欧洲这种情况稍微少一点，但总体上，仍然不是他说的那样。总之，重点是：我们并不是只有那唯一一次机会。

曾经有人跟我说，伟大的故事其实有两种：“噢，荣耀啊”，以及“噢，耻辱啊”。前者讲的是巨大的成功，后者讲的是巨大的失败；但更好的版本其实是：“噢，荣耀啊”——然后“噢，耻辱啊”——然后再来一次“噢，荣耀啊”。关键就在于恢复，在于重新站起来，在于重新取得成就、重新完成建设。所以只要你还活着，只要你行事的方式没有把某种真正严重、根本性的法律问题招到自己头上，那么一般来说，至少在我们这个圈子里，很多人其实都还能得到第二次机会。很多伟大的成功故事背后，本来就都有这样的经历，你自己也知道。比如连Steve Jobs本人也是这样。

Harry Stebbings：当然。你刚才提到了“这种行当的本性”，也就是我们这个行业。我一直都在学习这个行业，这么多年来也一直读你写的很多东西。如果我们往前看，你是怎么理解风险投资行业的未来的？是不是说到底就是一句话：要么狠狠干大，要么回家？毕竟我们现在看到Andreessen已经做得这么大了。

Marc Andreessen：我相信，而且我们也一直尽量按照这个方式来经营公司：这个行业的核心，就是早期阶段，是一个创始人，或者一个很小的创始团队，怀揣一个梦想，面对一张白纸，开始动手。理想情况下，最好是在车库里，当然现在这个年代，要让年轻人一直待在车库里也挺难，所以可能是在房子里，或者在办公室里。毕竟Palo Alto的市场很贵，车库可一点都不便宜。是的，Palo Alto的车库确实很贵。不过说到底，就是几个年轻人、一个梦想、一张白纸，然后第一笔钱进来，再接着走前两年。这才是这个行业的核心。后来当然会有很多伟大的公司引入更多合作伙伴、成长阶段投资人、团队新成员，也会建立董事会，这些都很好，也都很棒。

但真正没有替代品的，始终是最初那个起点。而能够在那个时候下注、成为最早期投资人的角色，也是没有替代品的。正如你也知道的，一个投资人在那个阶段参与进去之后，他往往会成为这些创始人在公司整段生命历程中的关键顾问。因为你们之间会建立起一种非常强的情感纽带，而且你对所有决策为什么会那样做，都有完整的上下文。你记得这家公司最开始是什么样的，顺便说一句，你也记得一开始有多难。所以早期阶段真的没有替代品。对于我们这样的公司来说——这也是我一直跟团队里的人说的——说到底，早期业务必须能跑通。只要早期业务能跑通，我们才拥有去做所有其他事情的选择权。

Harry Stebbings：那么，后期基金在多大程度上，其实是在弥补早期基金“错过的那些项目”呢？

Marc Andreessen：这件事基本上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确实是这样：它是在修正那些“错过型错误”，也就是把之前漏掉的公司，后来再补上，成为它们后来的合作伙伴。而且这种方式确实也可以很成功，那些投资也可能是非常好的投资，我们也确实会和其中一些创始人建立非常密切的关系。但话说回来，到那个阶段，他们通常早就已经有了一个在更早期就和他们非常亲近的人，所以这里面的差别我们是看得到的。

第二部分，则是对那些已经跑出来、已经在增长的公司继续加码、继续重仓。我想说的是，这里面一部分当然只是纯粹的经济学逻辑：如果你有机会这么做，作为一个专业投资人，你本来就应该这么做。但还有另一个非常根本的原因，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决定在成长阶段做得这么大的原因。现在这种情况已经没那么明显了，但在十年、十五年前，这些公司一开始会从风险投资人那里融资，等发展到某个阶段之后，就会开始从另一类完全不同的投资人那里融资，而那些人并不是以科技行业为中心的投资人。这样一来，公司就会突然进入一种状态：他们的股东结构里会出现一种投资理念上的根本冲突。围绕着风险水平、再投资强度、应该多快上市、要不要卖掉公司、要不要撤掉创始人换一个职业经理人首席执行官之类的问题，都会爆发冲突。也就是说，只要你把那些不带科技思维、或者说不带硅谷思维的成长阶段投资人引进来，你其实就是在给自己埋下一套完全不同的压力系统。所以我们想做到的一件事，就是：对于那些有机会做出真正伟大事业的创始人，我们希望能在他们每一轮融资中都成为他们的合作伙伴。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在更长时间里，把我们的那套思维方式保留在自己的股东结构中。这样运作得相当不错。

Harry Stebbings：我很喜欢你刚才那段话，因为我也很喜欢那种精品手工匠人式的风险投资风格。但问题是，当你一次募了150亿美元之后，你真的还能发自内心地在乎一张500万美元的种子轮支票吗？这在实际上真的可能吗？

Marc Andreessen：可以，确实可以。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我刚才讲的那些观念层面的原因；另一个则完全是纯粹的经济学原因。因为你也知道，一张500万美元支票的上行空间，和一笔5亿美元成长轮投资的上行空间，其实一样大。这就是风险投资最不寻常的地方。如果我做了一笔500万美元的种子投资，而且我押对了，我可能在这上面赚到100亿美元，甚至1000亿美元；如果我做了一笔5亿美元的成长投资，而且我押对了，我同样也可能赚到100亿美元，甚至1000亿美元。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它们的上限是一样的。

Harry Stebbings：你相信那种说法吗？就是“只要最后会出现价值一千亿美元的公司，那入场价格就不重要”。因为我看到每一轮融资的价格都在通胀，这让我的日子变得更难过了。恕我直言，Mark，大基金让我的工作更难了，因为你们的资金成本和我不一样。你相信“只要公司最后值一千亿美元，那企业价格本身无所谓”这种逻辑吗，还是说你有不同看法？

Marc Andreessen：公司估值当然重要，尤其是随着公司体量越来越大，这件事就更重要了，有好几个原因。而且这是一个会被一遍又一遍重新学会、未来还会被继续重新学会的教训。这里面有个Don Valentine的老说法，是对的：死于消化不良的公司，比死于饥饿的公司更多。也就是说a融资过多，对一家公司的经营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这是所有创业建议里最扎实、最符合现实的一条。每个人都能从历史上举出很多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唯一的问题是：没有哪个创始人会听。我在这件事上说服创始人的成功率，是零，但我还是会继续说。

然后他们就会给出十八个理由，解释为什么这钱一定要拿。接着我就会继续逼问他们，他们又会说：“我们会把这笔钱锁起来，专门放在一个保险箱里不乱花。”我就会说，不，你们不会的。我从来没见过什么保险箱方案，没人会真的这么干，从来没人这么干。所以回到你刚才的问题，那就是融资过多其实和融资不足一样危险，甚至可能更危险，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则是，高估值的问题在于：上帝保佑你下次融资时还能跨过这道门槛；要是跨不过去，那就麻烦了。因为每一轮融资其实都在为未来设定一个新的标杆、一个新的障碍。每一个周期里，人们都会用一种痛苦的方式重新学会这件事，就像第一次学一样：没有哪个新投资人愿意去给别人家的公司做一轮“下轮估值更低”的融资。站在投资人的角度想一下：如果我说，我要去给这家公司做一轮估值下调的融资，因为上次它融得太贵了，现在我要来做一个理性的投资，我来当那个拯救公司的英雄——结果会是什么？所有人都会恨我。员工会恨我，其他投资人会恨我，创始人最后也会恨我。所以，没有人愿意去给别人的公司做估值下调轮。因此，把这个标杆设得太高，本身就是个问题。这也是那种大家通常完全不听的建议。

所以这两点都是问题，而且现在系统里已经存在这样的问题，未来还会有更多类似的问题。不过话说回来，至少在风险投资这一侧（成长投资又是另一回事），我会说：每一次我们因为价格太高而放弃一家很有前景的创业公司，后来都证明那是个错误。

Harry Stebbings：最好的公司，是不是往往也都是最贵的那些公司？

Marc Andreessen：这里真正潜在的问题，其实是在问所谓“砂石里的钻石”吗？

Harry Stebbings：对。因为每次我做那种看起来很划算的交易，最后都没什么好结果。

Marc Andreessen：没错。所以我们公司里还有一句话：永远不要去找“砂石里的钻石”，只投真正的钻石。这其实也是一种投资人的自我ego作祟。你会告诉自己：我才是那个能找到别人都没看出来的东西的人。或者换一种说法就是：其他投资人都只是羊群动物，大家都在互相模仿，而我不一样，我要去做别人想不到的事。Peter Thiel这件事做得很好，但除此之外，几乎没人真的做得好。而你大概率不是Peter Thiel。你花了很多时间和Peter相处，你我都知道，我不是Peter Thiel。而你，听众，大概率也不是。

换句话说，外界经常有一种对风险投资人的大量批评，说风险投资人很蠢，都是羊群动物，盲目、追逐共识、追热点，只投显而易见的东西，不懂得欣赏“我这个特别的项目”。可是话说回来，普遍规律其实是——十次里有九次，甚至我会说一百次里有九十五次，甚至九十九次——只要一个项目真的有值得投的地方，而且适合做风险投资，那么市场上其实有很多非常聪明、非常饥饿的风险投资人，他们会极其努力地把这些机会闻出来。这是他们的全职工作，也是他们全部在做的事。所以真正那种“砂石里的钻石”其实非常罕见。

而且如果某个项目真成了“砂石里的钻石”，往往意味着两件事。第一，它通常意味着这家公司在某个根本问题上是偏的。比如说，它在错误的地方；或者它的结构一开始就有问题。也就是说，它之所以成了“砂石里的钻石”，本身往往就意味着一个后来会变成大问题的原因。当然，人们经常举的例子，也算成立，比如据说有一段时间Uber在AngelList上是任何人都可以投的。偶尔确实会有这种例外。但你也知道，如果你把过去五十年风险投资里最伟大的结果按结果排序看下去，你会发现，反复出现的总是那一批名字，每隔十年左右，会有一点轮换，但这种持续性其实非常强。

另一种“砂石里的钻石”出现的原因，是创始人本人从根子上就太拧巴，不愿意按显而易见的方式做事。他们极度不合群，满脑子都是“风险投资有多糟、多坏，这些投资人全都很邪恶”之类的想法，非常执着于条款、控制权这些事，整个人都充满对抗性。结果就是，他们先把六家主流风险投资机构全都得罪光了，等你见到他的时候，他就成了所谓“砂石里的钻石”。而这时候，又会变成那种情况：对，偶尔这里面也会跑出来一个成功的。但老实说，我不确定我愿不愿意把这种事当成我的主要生意模式。

Harry Stebbings：你是不是需要更喜欢自己投的那些创始人？

Marc Andreessen：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当然，不同的人看法不一样。我前面说过，我这个人很情绪化，这有好处也有坏处。所以你确实会和一些人变得非常亲近，你也确实会希望彼此之间有很高的信任度，彼此喜欢、彼此信任当然会有帮助，这些都没错。但另一方面，我还是想说，历史上一些最优秀的创始人，其实并不是很讨人喜欢的人。很多伟大的艺术家、伟大的电影导演、伟大的文学天才、伟大的哲学家，甚至很多伟大的政治领袖，也都是这样。这些人里有很多都并不讨喜。所以我的答案还是：不需要。因为如果你试图在工作里满足自己的情感需求，那本身就是一个很根本的问题，你不应该这样做。这就像Harry S. Truman那句老话：如果你需要一个朋友，那就去养条狗。或者我还有另一种说法：千万不要把“完整的自己”带到工作里。无论如何，都不要把完整的自己带到工作里。只要你出现的时候是专业的、合作起来很棒、很高效，而且你在每一次接触中都能创造价值；如果你是风险投资人，而你合作的创始人也是这样；你们从来不是朋友，但始终保持一种非常好的工作关系；后来公司在多年之后卖掉了也好、发生别的结果也好，然后你们此后再也不联系——这种模式我见过很多次，它完全可以运转得很好。这没有任何问题。

硅谷的不可替代性与全球AI的地缘政治

Harry Stebbings：你想把a16z上市吗？这是一个被反复提起的问题。但当你看着现在已经搭建起来的这台机器时，你会想把它带去上市吗？

Marc Andreessen：我们基本上并不需要真正严肃地面对这个问题。换句话说，我们今天并没有缺少什么必须靠上市才能解决的东西。顺便说一句，这一点其实也越来越适用于很多我们共同投资的公司。所以我想，大概不会。我当然永远不会把任何事情彻底排除掉。Ben和我以前都经营过上市公司，Ben还真的当过上市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所以我们知道那意味着什么。

我讲一个挺好笑的版本吧。当初我们刚创办a16z的时候，大概是2008、2009年，我们去见了很多当时顶级的风险投资人，向他们介绍我们想做的事情，也因此得到了各种各样很有意思的反馈。其中一些人后来真的给了我们很大帮助，对我们非常有帮助。但我们也听到了一些特别有意思的反馈。其中有一位传奇级的风险投资人当时对我们说：你们最讨厌做风险投资人的地方，会是你们最讨厌有限合伙人。就是说，这些有限合伙人简直就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人。然后他给我们做了一次我们后来称之为“蘑菇理论”的讲话。他说，你们应该像对待蘑菇一样对待有限合伙人：把他们放进一个纸箱子里，把盖子盖上，把箱子塞到床底下，两年之内都不要打开。我们当时心想，这是一种思路。我们过去十五年一直都在经营上市公司，我们打交道的一直都是对冲基金经理。你爱怎么评价有限合伙人都行，但无论如何，至少当你走进房间的时候，你知道他们没有在做空你的股票。如果你真的想见识什么叫难缠的投资人，那就去做上市公司。

结果我们后来发现，我们的有限合伙人简直棒极了。他们一直都非常支持我们，是非常好的合作伙伴。我们当然也尽量把他们当成真正的合作伙伴来对待；而且最优秀的有限合伙人理解风险投资，理解其中的时间周期，也理解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些风险特征。他们给了我们非常大的空间，让我们去做很多风险很高的事情，而这些事情里面，有些成功了，有些没有成功。所以这一直是一种非常富有成效的合作关系。正因为如此，我当然能想象风险投资公司去上市，但你必须对上市究竟能带来什么价值，有一套非常明确的理论；同时，你也必须真正接受，今天要经营一家上市公司到底意味着什么。而我只想说一句：如今上市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工作是真的非常难做。

Harry Stebbings：你觉得谁会先上市？a16z，还是General Catalyst？

Marc Andreessen：这是个好问题。我其实还没有和Hemant聊过这个话题。可以这么说，他当然是在打造一家“具备上市条件”的公司。不过，我不知道他最终会不会真的这么做。

Harry Stebbings：如果我是有限合伙人，要开出多大一张支票，才能约到Marc Andreessen当面聊？

Marc Andreessen：这个问题我会直接转给我们负责投资者关系的主管。不过这和你刚才那个“你们会不会真的在乎500万美元投资”的问题，答案其实是一样的。有一些有限合伙人真的非常、非常聪明。更具体地说，在有限合伙人这个圈子里，有一些人非常有影响力。而这些人，不一定就是开出最大支票的人。所以我还是不要点名了，但确实有一些有限合伙人，不管支票大小如何，我都会百分之百愿意见他们。这些人，才是真正最厉害的那一类。

Harry Stebbings：如果说现在Andreessen的产品线里，还有什么是你最希望补上的，你最想要的会是什么？

Marc Andreessen：你是指投资产品吗？也就是投资策略那一类？对我们来说，过去很长时间一直在反复讨论的有两个方向：一边是公开市场股票，另一边是信贷。这两个方向都有非常充分的理由值得去做；但与此同时，把它们放在一家风险投资公司内部来做，也各自都有一些问题。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始终还没有遇到那个真正促使我们下决心扣动扳机的时刻。不过如果要提名的话，大概就是这两个。

Harry Stebbings：如果我们继续聊你前面提到的那种“砂石里的钻石”，我会说，我人在欧洲，而地理位置有时候确实能帮助你发现这种机会。你觉得，如果今天要做一家AI公司，是不是就必须待在旧金山，或者至少待在硅谷？

Marc Andreessen：对，我先从一个前提说起：我其实真心希望科技行业能够去中心化。很多时候我给人的感觉像是个硅谷的坚定拥护者，甚至像个加利福尼亚州的坚定拥护者。我并不是在这里长大的，我某种意义上算是个“移民”——当然是在美国国内，从别的州“移民”到加利福尼亚州，我后来也一直没离开。

Harry Stebbings：你没搬去迈阿密吗？我当时都搞糊涂了，我一直在想：“他为什么搬去迈阿密？”我查到的资料明明说没有，但我又想，到底怎么回事。也许他学Sergei那样搬了。

Marc Andreessen：没有，我是加利福尼亚州、加利福尼亚州、还是加利福尼亚州。我在加利福尼亚州扎得很深。所以你看，我并不是那种意义上的硅谷狂热派，不是那种觉得“所有东西都应该留在硅谷”“所有东西都集中在这里才是好事”的人。我并不这么想。而且我对硅谷存在的各种问题看得非常清楚，也一直很认真地研究这些问题。我可以花很长时间把这些问题一条条讲给你听，不过你大概也都知道了。

硅谷作为一个地方，确实有很多现实问题，光是最实际的那些就很多：生活成本、住房成本、交通成本、通勤问题……然后一旦进入政治层面，那又是一整串更可怕的问题。所以这里面的问题非常多。至于旧金山这座城市本身，也有很多问题。它是一座百分之百不想继续扩张的城市，是一座其平均意义上的选民并不希望商业继续存在于这里的城市。它在生活质量等方面，也确实存在很现实的问题。所以我非常希望看到这个行业分散到整个美国，再分散到全世界去，我是真心希望如此。

2020年到2021年那阵子，我一度对这件事非常乐观。我当时觉得，新冠疫情当然很糟糕，但突然普及起来的视频会议，再加上Slack、虚拟办公、混合办公，以及所有那些帮助公司去中心化、帮助大家在家远程运作的新管理方法和新技术，真的让我们终于找到了摆脱硅谷地理限制的办法。2020年时我最震惊的是：银行系统居然没有崩，股市居然没有崩，事实证明你完全可以把这么多公司搬到线上，它们照样能运转。硅谷自己也没有崩。相反，很多硅谷公司还增长得很快。所以从2020年到大概2023年那段时间里，我一直非常兴奋，觉得我们终于破解了如何摆脱硅谷地理约束这道题。但在过去两年里，这个趋势发生了惊人的反向急转弯。

如今科技行业比它有史以来任何时候都更集中在硅谷。而且原因非常具体，就是AI。我甚至觉得，接近百分之百的高质量AI公司，都在加利福尼亚州，更具体地说，都集中在以我现在坐的位置为中心、二十英里半径以内。当然也有例外，Eleven Labs当然是其中一个重要例外，Black Forest Labs也是；还有一些我们非常自豪的公司，比如Mistral，当然确实都有例外。但老实说，如果你去看价值创造的数字、去看人才基础、人流的方向，不管你喜欢不喜欢，现实就是：核心都在加利福尼亚州北部。所以实际情况会是，这个地区在未来十年里的中心地位，会比过去五十年里的任何时候都更强。

Harry Stebbings：你刚才提到了硅谷以及更广义上加利福尼亚州的种种问题。那当你看今天美国的整体局面时，你是比以前更乐观了，还是更没那么乐观了？

Marc Andreessen：和两年前相比，我现在乐观得多；但和二十年前相比，我又没有那么乐观。美国人的性格也好、民族精神也好，里面有某种很神奇的东西。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称呼它。老实说，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也来自于几百年来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不断流入这里，其中当然也包括那些在过去四百年里移居到这里的伟大欧洲人。这个国家如此庞大，如此强大，在地理条件、自然资源、体量和规模上又如此幸运和受眷顾；可与此同时，它又异常充满活力，把冒险精神刻进了自己的基因里，并且一直有一种传统：对真正巨大的赌注，敢于以极其激进的方式狠狠干下去。这一点真的很了不起。你总会担心——至少我以前会担心——这种东西是不是正在减弱。

还有一个我经常用的词，叫“管理主义”。你总会担心，所有东西都在变得越来越管理化、越来越官僚化、越来越陈旧。美国当然有很多地方确实如此。但即便如此，只要那个“新东西”一出现，美国人整体气质里就总有某种东西会扑上去，像疯了一样狠狠干，像抛鱼叉一样猛地扎过去。这正是我们现在在AI上看到的情况。那种热情的程度、资本集中的程度、决心的程度，实际上仍然被严重低估。你肯定也看了Elon前几天晚上那个关于超大型工厂的展示吧？我看完很受震撼。我每天都在和这些能力极强、雄心勃勃的人打交道，我自己也会在一些事情上和Elon合作，但我看完那个展示时，还是被那种野心的规模震住了。你最后会学会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地方能把这种事做出来，那就是这里。过去三十年里，世界上也只有一个地方，能让Elon做成他做成的这些事。谢天谢地，他来了这里把这些事做出来。真的，太惊人了。现在这些AI公司在做的事，非常惊人；那些大型AI实验室做的事，非常惊人；Nvidia做的事，我也觉得非常惊人。所以，这里面确实有某种特别的东西。

我理解为什么世界上很多其他地方并不想变成这样。要是年轻时候的我，大概会说：“这太疯狂了，为什么不是所有人都能看到这一点？为什么不是所有人都去这么做？”但现实当然并不只有纯粹的上行空间。美国性格里有一部分，确实比很多其他国家、很多其他文化更粗粝一些。所以这里面肯定既有好处，也有坏处。

Harry Stebbings：那你会担心我们现在看到的财富不平等吗？在我看来，这种不平等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严重。而且显然，科技领域现在创造出来的财富规模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你会担心这种财富不平等吗？

Marc Andreessen：首先，它肯定没有严重到“历史上最严重”的程度。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一点，是因为我们知道历史。几千年来，人类历史的常态其实一直是这样：有一个强人，我们叫他国王、亲王，或者部落首领之类的；所有东西都归他，然后底下是农奴，他们在地里干活，但一无所有。更别提——老天保佑——在人类历史的大多数时候，下面还有奴隶，他们同样一无所有，甚至连权利都没有。所以如果从长时段来看，人类历史的常态，其实是一种远比资本主义下更深刻、更强烈的不平等。所以第一，我会质疑这个问题本身的前提。第二，关于不平等的讨论，归根到底总是在问：你到底愿意生活在怎样的社会？你是愿意生活在一个总体增长更快、生活水平整体持续上升、但与此同时不平等更大的社会里；还是愿意生活在一个生活水平更低、增长更慢、甚至没有增长或走向衰退、但更平等的社会里？

我有很多欧洲朋友会跟我说：“你不明白，对普通人来说，住在西班牙这种地方，其实比住在美国好得多，因为最基本的生活安全感强得多。”我承认这一点，这大概是真的。但反过来说，如果你想要一个能登上月球、能做出AI、能做出现在这里正在发生的所有这些事情的国家，那你必然会看到结果的分散，必然会看到人与人之间结果拉开差距。只要看经济增长率本身，你其实就已经能看出很多东西。正如你也知道的，现在已经有一批欧洲国家，不是停滞，就是在萎缩。

Harry Stebbings：那当你看到许多欧洲国家现在这种停滞甚至下滑的增长率时，你会担心欧洲的未来吗？

Marc Andreessen：我得先说，我是非常支持欧洲的。我骨子里就是个亲英派、亲法派，也是个亲德派。我爱这些国家，也爱这些地方的人。欧洲的每一个国家都对人类文明做出了根本性的贡献。欧洲的人才资本简直惊人。你大概不会喜欢我接下来要说的话，但我在公司里有一句自己的说法：凡是搬到美国来的欧洲创始人，我们都应该投，我们就该本能地直接说“好”。

Harry Stebbings：数据大概也会支持这一点。

Marc Andreessen：没错，完全是这样。这其实是两件事叠加起来的结果：一方面，是那种非常纯粹、非常高的原始天赋；再加上欧洲那套优秀的教育体系，以及与之配套的一切。而另一方面，则是：一个人决定搬到美国，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愿意去承担风险的意愿，意味着他愿意把事情抛到空中去搏，愿意去追求更高水平的成就。总之，我是真心希望欧洲繁荣。我真心希望欧洲在所有这些方面都能像美国一样，充满活力、充满兴奋感。我真心希望欧洲的AI能成为一个巨大的力量。我也真心希望伦敦能成为其中的重要一环。上帝保佑，我们也许会看到一些这样的迹象。毕竟伦敦已经通过DeepMind发挥了关键作用，而Eleven Labs现在也在很大程度上扎根在那里。

Harry Stebbings：但如果我现在让你当一回欧洲的“总负责人”，你可以随便改任何事，就像给你一根魔法棒，让欧洲能重新点燃增长和雄心，重新去追求新的成就水平——那你会改什么？

Marc Andreessen：老实说，这类对话我已经聊过很多次了。过去三十年里，来找我谈这个问题的人有很多：国家元首、高级官员、各种委员会里的研究人员，研究这种问题的人，等等。

基本上，这类对话总是完全一样。我都不知道这算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对话模式永远是一样的：他们说，“我们真的很想在某个地方复制出一个类似硅谷的现象。”然后我就说：“好，那你们就做甲乙丙丁戊己庚这些事，这些就是要做的事情。”接着他们就会说：“那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些事怎么办？”每一次，几乎都是这同样一段对话。

Harry Stebbings：对，就是这样。

Marc Andreessen：其实有很多人是知道答案的。他们知道：确实有一套公式，确实有一组事情是可以做的，不管这个问题是建设科技产业，还是别的什么紧迫议题——财政也好、别的什么议题也好——他们其实知道该怎么做。然后他们又会开始解释：为什么这些事他们做不了。再然后，他们又回到公共场合，半真半假地装作自己并不知道答案。所以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觉得这样会更能给人希望。大概唯一算得上鼓舞人心的一点，是这些人的理解水平其实比表面看上去要高；而令人泄气的一点，则是他们在“勇气”这部分，大概还是差了一截。

Harry Stebbings：然后他们就落选了，接着下一轮循环又重新开始。

Marc Andreessen：是啊，这里面其实有个很有意思的地缘政治差异。你也知道，美国的宪政体系和欧洲那种议会制体系之间，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在美国，如果一个总统变得非常不受欢迎，他的支持率会掉到40%左右；但在欧洲，如果一个政治人物变得不受欢迎，他的支持率能直接掉到6%。

Harry Stebbings：对，他们起点大概就是40%。

Marc Andreessen：对，他们从40%起步，然后一路俯冲到6%。所以我有时会看着这种情况想：哇，如果你明知道自己的默认轨迹就是从40掉到6，那也许现在就是该试点不一样东西的时候了。

Harry Stebbings：我们以前确实有过一位首相，全国人民居然都在下注：我记得好像是在赌一个土豆和她，到底谁能在任上撑得更久。而且那还是个正经八百的预测市场，赌的是土豆。顺便说一句，那土豆还是全程直播的。我们甚至还得等着确认“土豆死亡”这件事。

AI经济学：技术平权与“抢走工作”的伪命题

Harry Stebbings：我们刚才聊到了欧洲的未来，也聊到了在AI时代是不是非得待在硅谷不可。那如果再往前看一步，当我试着推演这件事最终会怎么发展时，我真正想问的是：AI带来的收益，最后会更像AWS那样，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层的统治上；还是会更像互联网那样，价值最终分散到各种应用层里去？

Marc Andreessen：其实，我想给你一个更宽一点的回答。你这个切入方式很好，但对最初那个问题，其实还有一个更大的答案。之前我说“硅谷集中化”的时候，主要指的是构建AI的那些主线公司，也就是Google、OpenAI、Anthropic、Meta、xAI，以及Nvidia这些，核心确实都在硅谷，这一点当然是真的。但还有第二阶段，而且这一阶段恰恰让我非常兴奋。

这个第二阶段也正好和你现在的新问题有关：AI的好处、AI的力量，会以一种远超人们预期的程度向全球扩散。而且，我甚至觉得这种事其实已经在发生了。顺便说一句，这也能部分回答你刚才关于不平等的问题。因为人们通常总会假设：最大的公司一定会最先拿到最好的技术，或者最富有的人一定会先拿到最好的技术，诸如此类。但如果你仔细看AI，会发现它可能是我们见过最“高度民主化”的技术——这里说的是“小写d的民主化”，也就是人人都能接触、人人都能使用的那种民主化。它其实延续了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路径，所以我才对这件事这么有信心。

这一切已经开始发生了：世界上最好的AI，其实就是你从iPhone 的应用商店里下载下来的那个应用。世界上最好的AI，就是OpenAI，或者别的什么——反正就是那几个真正还在比赛里的头部之一。你把那个应用下载下来，那就是世界上最好的AI。从不平等的角度看，你大概得为它付20美元；如果你真的用得很多，可能得付200美元。但话说回来，现在免费的那些已经很不错了。而且Google已经在免费送出很多AI能力，Microsoft也开始这么做了，其他公司也一样。所以，世界上最好的AI，实际上就是那个面向消费者、所有人都能拿到的版本。

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前面那段讨论还有第二层意思：全世界的人都将会使用AI——事实上这已经在发生了。因为这些应用现在马上就要跨过十亿用户，而且增长得非常快。所以再过不了多少年，全世界五十亿人都会在他们的智能手机上、通过互联网接入AI。这会是一种极度彻底的技术民主化。

所以AI的使用本身——它给消费者带来的好处、给企业带来的好处、给经济带来的好处——都有可能以一种极其激进的方式去中心化。先说到这里，然后我再回到你后面那个“作为投资人，这意味着什么”的问题。

Harry Stebbings：所以我真正想问的是：我们现在说“模型会下沉到基础设施层，再继续往应用层走，并不断侵蚀应用层价值”，这种判断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合理的？比如我们看到Anthropic发布一个安全更新，我拿这个例子只是因为在我看来这有点夸张——它发了个安全更新，结果CrowdStrike和Cloudflare的股价就跌了8%、9%。当然，这显然不是说它今天就已经威胁到CrowdStrike和Cloudflare了。可你觉得，那些核心模型、比如OpenAI这样的公司，会不会不断向应用层推进，并持续吞掉越来越多的价值链？

Marc Andreessen：这个问题我想从两个层面来回答。首先，有一个比这更大的现象，也就是我刚才那个回答正想走向的地方。其实，存在一个甚至比“模型会不会吞掉应用层”更大的现象。关于这个现象，还有一篇论文——我们之后也许可以把链接放出来——里面用了一个词，叫“熊彼特经济学”，是以Joseph Schumpeter命名的。他是提出“创造性毁灭”理论的那位经济学家。那位经济学家在论文里讲的是“熊彼特式收益”这个概念。他做了很多不同技术的分析，最后得出的结论大致是这样的：每当一种新的基础性技术出现——不管是电力、蒸汽动力、计算机、互联网、智能手机，还是AI——最终接近99%的经济价值，都不是以“造出这种东西的公司赚走了”的形式体现出来的，而是以市场上客户获得了巨大好处的形式体现出来的。经济学家把这个叫作“消费者剩余”。也就是说，消费者真正获得的收益，远远大于他们实际支付出去的钱。

这个分析的意思大概就是：如果你去看互联网下游所创造出来的全部经济价值，其中大约99% 都归到了互联网的使用者身上，而不是归到了建设互联网的那些公司身上。智能手机也是一样。谁真正拿走了智能手机的经济价值？是全世界每一个借助智能手机让自己的生活或工作变得更高效的人。他们拿走了智能手机99% 的价值；Apple和Google拿到的，也许只有1%。

AI也会完全一样。我甚至觉得，现在已经就是这样了，而且未来可能会更夸张。也许AI价值的99.9999%最终都会归到使用者身上，而不是归到那些制造AI的公司身上。我之所以特意提这个，是因为这其实才是更庞大的经济力量。这是一个大得多得多的价值总量，它会向整个世界扩散开去。某种意义上，它几乎像“暗物质”一样：每个人都会在自己的生活里、在自己的企业里、在自己建造的所有东西里体验到这种价值，只要他们在使用AI，不管他们身处世界哪个角落。但几乎没人会去真正把这些价值一笔笔加总出来，也几乎没人会因此“记上一功”。可一旦你真的去做这个分析，你就会发现，真正压倒性的收益其实都在那里。也就是说，照你刚才那个问题来理解，你其实是在问：那剩下被AI行业内自身截留下来的那1%价值，到底会在谁手里争夺。这当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而且毫无疑问是核心问题。

Harry Stebbings：想更进一步问的是：如果我们真的相信，未来软件支出会不再只是软件支出，而是会开始吞掉原本属于人工劳动的支出，也就是说，原本花在人身上的钱会转移到软件上去，那这套经济学逻辑会不会变？一旦这样，市场规模就会爆炸，公司的体量也会大到前所未有。比如说，像Harvey这样的公司，真的吃掉了大量法律工作，尤其是初级律师的工作，那他们不就真的完了吗？如果市场规模真的爆炸了，我们又该怎么看这种事？

Marc Andreessen：你身边肯定有朋友，在AI出现之前就是很优秀的程序员，而现在他们已经在用AI写代码了。那他们共同报告的一件事是什么？

Harry Stebbings：生产力高得多了，而且他们已经离不开它了。

Marc Andreessen：那他们现在工作时间是比以前更多了，还是更少了？

Harry Stebbings：更多了。

Marc Andreessen：对，没错。所以，所谓“劳动会被整体替代”这整套说法，是百分之百错误的，完全错了。这就是典型的零和经济学，是“固定劳动量谬误”。这种错误一次又一次出现，在历史上总是错的，这次也还是会错。

Harry Stebbings：可那些能力很一般的人呢？我知道这话听起来很刻薄，也很糟糕，但说真的，大多数社交媒体经理水平都很烂。好吧，我这下要惹麻烦了。不是你说的，是我说的。假设你现在有一个AI驱动的社交媒体工具，它完全可以替代AT&T那种公司里的普通社交媒体经理，那你肯定会这么干吧？

Marc Andreessen：我不是想冒犯谁，但这其实就是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方式：世界上有一部分固定的工作量，要么机器来做，要么人来做，所以机器做了，人就失业了。但真正的答案应该是——而且技术一直以来都是这么起作用的，AI也会是一样——每一个今天还是社交媒体经理的人，现在都已经有AI了，或者很快就会有AI。他们每个人都会把AI放在手边。从今往后，不管他们想在生活里做什么、在工作里做什么、在职业发展里做什么、在自己的岗位上做什么，他们都可以借助AI去完成。他们会用AI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他们会用AI学新技能，他们会用AI在工作中变得更高效，他们会用AI把今天那些大量重复、繁琐、低价值的杂活甩掉，从而去做更高价值的工作。

而这时候我说的就只是经典经济学了，也就是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的那一边：经典经济学会说，技术——包括AI在内——真正的经济功能，是提高生产率，尤其是提高单个劳动者的边际生产率。这种事以前已经发生过很多很多次了。以前一个人拿铅笔和纸写东西，后来你给他一台打字机；再后来他用打字机写东西，你又给他文字处理软件；以前他手工记账，后来你给他电子表格……诸如此类。“社交媒体经理”这个岗位，在互联网出现之前根本不存在，技术本身其实会创造新的工作，创造新的岗位。

Harry Stebbings：那也许我就是个欧洲式共产主义者吧。可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我们现在到处都在看到裁员？为什么我见到的每一个首席执行官都在说：“我们现在不再扩招了，或者我们在缩减人员规模。”这是为什么？

Marc Andreessen：这个其实很容易解释。第一，利率。你也知道，我们之前的利率在零附近，然后大概三年前，利率以创纪录的速度从零升到了5%。所有公司，尤其是大公司，都不得不重新做财务规划，因为它们的资本成本一下子上升了五个百分点。它们必须把整套财务计划全部重来。

第二，它们在COVID期间招人招得太过头了。那一波招聘狂潮简直疯狂。其实是两个因素叠加在一起：一方面是COVID期间利率降到零，另一方面则是这些公司在全面转向线上办公之后，纪律性彻底崩了。员工在屏幕上只剩下一个个图标，于是大家就会想：“那就再多招一堆人吧。”所以现在实际发生的事情，其实是：几乎每一家大公司都人浮于事。我们可以争论到底多严重，但至少都多了25%。大多数大公司多了50%，很多公司甚至多了75%。而现在，它们又刚好有了一颗银弹式借口，那就是AI。可我之所以知道这不是事实，首先是因为我确实和这些人聊过；其次是因为直到去年12月，AI实际上都还没有好到可以顶替掉它们现在正在裁撤的那些岗位。所以，这不可能真的是AI造成的。

人们会去看新员工招聘率，看应届大学毕业生找工作到底变得多难，然后也把这一切归咎于AI。但这里面其实是两件事。第一，那些之前过度招聘、过度投入、现在又不得不削减支出和人员规模的公司，自然不会再招很多人了，这是一部分原因。第二，也许我们也该承认这样一个事实：过去十年里，很多大学毕业生具备的技能结构，并不一定真的对得上现在的就业市场。这是一个让人很不舒服的话题，但它也同样是原因之一。你如果随便去问一个雇主，他们马上就会这么告诉你。

争议投资、写作灵感与个人身份认同

Harry Stebbings：你大概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会起标题、最会写宣传口号的人了。“是时候建设美国活力了”“软件正在吞噬世界”——我脑子里都能想象出你坐在一个有点Musk式氛围的房间里，外面是美国乡间，烟雾缭绕，然后你就想出这些标题。你的标题创作过程到底是什么样的？

Marc Andreessen：那其实就是“长期积压的原始挫败感”最终爆发的结果。

Harry Stebbings：这比我脑海里的浪漫想象更有诗意了。

Marc Andreessen：它像是埃特纳火山喷发。基本上，总是在我真的已经受不了了的时候。我会觉得：不行了，人们从根本上想错了，他们理解错了。老笑话不是说吗——互联网上有人说错了话。大概就是那个逻辑不断放大。也就是说，每当世界上存在某种根本性的误判，而且那东西就是不对时，我就会写。然后当然，我也有足够强的自我意识，或者说自负，去相信：我可以把这件事纠正过来。所以通常就是这样。你刚才提到的那些东西，真正动手起草时，每一次其实都只花了大概两个小时。就是直接一口气写出来，狠狠干完就走。但之所以能这样，是因为在这之前的整整两年里，我已经在不断变得越来越沮丧了。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这样，你脑子里会有一个“内心独白”吗？你会在脑子里和自己说话吗？

Harry Stebbings：当然有，尤其是我跑步的时候。

Marc Andreessen：对，就是这样。所以事情其实是这样的：我一直在和自己争论。所以等到我真的动笔写的时候，我其实已经在脑子里和自己争了两年，一直在想，到底哪些论点才是最有力的。等到最后，它们就会一下子全都落到纸面上。

Harry Stebbings：我之前也这么问过Doug Leone，不过我很好奇，因为你也有同样的问题。你的话语分量太重了。在这种分量之下，你怎么确保别人还会反驳你？

Marc Andreessen：首先，这件事当然也有它的好处。所以我并不想失去这种好处，我确实也喜欢它带来的正面效果。但你说的这个问题也是真的。更具体地说，这里其实有两层问题：一层是“给建议”本身；另一层甚至只是“提问题”本身，因为人们也会把你的提问理解成一种带方向的建议。我自己的做法是：如果我是在和公司里的某位合伙人交流，或者在和我们投资组合里的某位首席执行官交流，我就必须非常小心地先说明：我并不知道这里真正正确的答案是什么，我没有你手里的那些信息，我也不认为我有资格直接规定这件事该怎么做。我以前常用一个比喻，你还记得“航班杂志”这个概念吗？

Harry Stebbings：不记得了，你说说看。

Marc Andreessen：以前在还没有手机、也没有平板的时候，你坐飞机，前排座椅后面的口袋里通常会有一本航空公司自己的杂志。那就是大家没带东西时会随手翻来看的，比如《西南航空机上杂志》之类。后来这个词就慢慢变成一种带贬义的说法，用来形容那种“靠航班杂志来给建议”的董事会成员。意思就是：他飞来参加董事会，在飞机上看了杂志，杂志里说“Java会是个大趋势”，于是他到了会议上就开始问：“我们的Java战略是什么？”之后每来一个新风口，他就照着这么来。换到今天，也许就是“我昨天在X上看到了什么”，或者“我在YouTube上看了个视频”，或者“我在报纸上看到一篇文章”，然后就开始拿这个给别人下指导。所以，当你在这个行业里位置越来越高时，你就必须非常、非常小心。不管是在公司内部，还是面对创始人，你都得避免犯三种危险：第一，老天保佑，千万别直接告诉他们该怎么做；第二，去“建议”他们怎么做——这其实和直接告诉他们差不多，也同样危险；第三，甚至只是提问题，也会变得很危险，因为他们会自动把你的问题理解成暗示。所以你唯一能做的就是一开始就把这一点说清楚，甚至得表现得格外谨慎，反复说明：你看，我真的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想提几个问题，仅此而已。

一般来说，在我们公司内部，实际的做法就像我前面说过的那样：Ben和我几乎从来不会以一种直接的方式，对某个合伙人正在推进的投资案明确表态。原因在于，我们不希望自己的分量扭曲整个判断过程。更具体地说，也是因为我们知道自己并没有足够的信息去那么做。尤其是，显而易见，在公开场合这么做就更加危险了。因为只要旁边还有其他人，就会产生某种社会压力。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要和某个人进行一场比较困难的谈话，或者真的要对某件事提出深度质疑，那通常都得是一对一地私下聊，而且还得非常谨慎地控制这种情况发生的频率。

Harry Stebbings：Adam Neumann和 Flow那笔投资当时争议很大。你们为什么会做那笔投资？当时背后的判断是什么？

Marc Andreessen：在WeWork崩盘最严重的那段时间，这件事几乎天天上报纸，而且整个局面已经越来越接近终点了。那时我和我的一个朋友聊过，他是房地产行业里的传奇人物之一，我就不点名了，但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公信力、也非常非常有名的房地产大佬。他当时对我说，不管外面的人怎么评价整件事，纵观整个世界历史，在商业地产领域，真正建立出一种让人会在意品牌、会在意楼上挂着什么名字、会对那个名字本身产生感情的品牌的人，历史上其实只有两个。一个后来当上了美国总统，另一个就是Adam Neumann。

他想让我明白，这件事现在确实在朝糟糕的方向发展，但这个人在那个行业里，做这种事的能力就是一代人里才会出一个，甚至是历史级别的天赋。而且这里说的当然不只是品牌本身，还包括那个品牌下面真正支撑它的价值主张，也就是更底层的那个东西。这一点当时对我触动非常大。因为在那个时候，外界对他的负面情绪已经强到极点了，大家几乎都在争先恐后地说出他们能想到的最难听的话。后来我们真正认识了他，接触得更多以后，我变得更加确信，他确实是那种一代人里难得一见的天才。我到现在也还是这么认为。我们对那笔投资非常满意。

Harry Stebbings：在你的记忆里，Andreessen内部最有争议、最让人意见不合的一笔投资是什么？

Marc Andreessen：我不觉得我们内部会因为某一笔具体投资而出现那种特别激烈的争议。因为我们和所有投资合伙人之间有一个默认的约定，那就是：他们每个人都可以去冒险，都可以去做那些别人会觉得很蠢、但他们自己愿意押上去的事情。所以大家一般不会在这种事情上互相拆台、互相背后捅刀子。问题更多不在于某一笔具体交易，而是在更高一层：我们这家公司究竟做哪些类型的投资？哪些赛道属于我们的打击范围，哪些不属于？

我举个最直接的例子。最典型的不是我们做了哪笔交易，而是我们没做、但本来应该做的那笔——Anduril的A轮。那笔其实从一开始就相当明显，它会是一家很特别的公司。我们之前在Oculus时就和Palmer共事过，很清楚他是什么样的人，而且他的同事们显然也都非常有能力。整件事基本上明摆着：这里面有某种非常特别的东西。但问题在于，当时这家公司刚出现时，围绕它的政治因素和文化氛围，坦白说把我们吓退了。而这件事我一直非常后悔。所以你也会注意到，我们现在对国防科技、执法、安全、国家安全、公共安全这些方向都变得异常积极。百分之百地说，我们今天绝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所以这其实是比“单笔公司风险”更高一层的概念性风险选择问题。说到底，如果我们在这种层面上犯了错，那通常问题都出在我和Ben身上。

Harry Stebbings：如果你坐下来和自己的孩子说一件事，而这件事会是你最希望他们因为你而感到骄傲的地方，那会是什么？

Marc Andreessen：我想，一方面是对这个世界产生过实际影响。这又回到我前面说过的那个经济学概念，也就是“消费者剩余”。但如果不用经济学术语来讲，意思其实很简单：我参与过、亲手做过、或者帮助做成过的一些东西，后来真的传遍了全世界，世界各地的人都在用，而且总体来看，它们带来的好处远远大于坏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随着时间推移，会变得越来越重要的，是我到底对多少人产生过正面的影响。也就是说，我帮助过多少人、支持过多少人、陪多少人熬过了艰难时刻、教过多少人一些东西，而这些人后来又都走上了非常成功的道路。随着时间过去，真正越来越重要的，其实是后面这一类。

Harry Stebbings：你经历过的第一次创始人见面里，最让你印象深刻的一次是哪次？不是说最厉害的创始人，只是说，第一次见面里最难忘的一次。

Marc Andreessen：第一次见Mark Zuckerberg。那次太神了。因为那时候Mark大概才19岁左右。那次是Mark和Sean Parker一起来的。我之前稍微认识Sean，但也不算熟，而Mark我是第一次见。结果整场见面几乎都是Sean一个人在说话。他真的从头讲到尾，语速飞快，点子一个接一个地往外冒，简直停不下来，特别惊人。可Mark基本上没怎么说话。于是整场下来，几乎都是Sean和我在聊，Mark坐在那里听。等我离开的时候，我脑子里只有一个感觉：哇，这也太奇怪了。我当时想，这里面大概只有两种可能。要么就是，这个人根本不适合做这份工作，因为他真的几乎一句话都不说；要么就是，他正在把所有人说的话全部听进去、全部吸收进去，而他接下来会以一种极其夸张的速度进入陡峭的学习曲线，因为他没有那种非得马上开口表现自己的自我需求，他就是在吸收。而最后事实证明，答案当然是后者。就像我以前也说过的那样，他一直都处在一条惊人的学习曲线上，而且是一辈子都如此，以一种非常了不起的方式。所以如果说最让我难忘的第一次见面，我会选那次。我以前还从来没讲过这个故事，但那确实非常难忘。

Harry Stebbings：我太喜欢这个故事了。

Marc Andreessen：不过到了第二次见面，我就让他开口说话了。Sean当时说的每一句话也都是对的，而且全都很有天才感。

Harry Stebbings：你做过非常成功的创业者，也做过非常出色的投资人，你还是一个极其厉害的公司搭建者。如果非要你在历史里选择一个最希望被记住的身份，那会是什么？你的选项是：创业者、公司搭建者，还是投资人？

Marc Andreessen：我会选创业者。而且Ben和我其实很幸运，因为a16z本身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个创业项目。所以如果让我自己选，那毫无疑问会是这个。

原视频：Marc Andreessen on The Future of VC: Will a16z Go Public & Why Introspection is Dangerou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4tvVKDhpiY

编译：Clara 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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