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涛：未来五年银行业高质量发展需把握七大关系

第一个，政策与市场的关系。银行业需在政策导向与市场规律间寻求动态平衡。一方面，银行业必须坚决贯彻落实国家战略，围绕金融强国建设这一目标，深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将信贷资源精准配置到国家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同时，监管政策强调“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三位一体，这要求银行业在服务实体经济中实现自身价值，并对实体部门合理“让利”。另一方面，银行还需尊重市场规律，满足投资者对盈利性、安全性的合理诉求，提升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在净息差收窄等严峻的市场环境下，通过数字化转型、业务模式创新提升经营效率，优化综合运营水平，在合规前提下拓展业务，在“反内卷”条件下推动市场竞争。

平衡好二者关系的关键在于：一是要把政策要求转化为市场机遇，通过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让政策红利有效转化为市场价值；二是减少“运动式”的政策约束，避免对银行业生存能力带来不可逆的冲击，进而影响银行在中长期服务实体经济的效果。监管部门应与银行共同探索构建政策与市场双轮驱动的发展模式，使银行在服务国家大局的同时提升核心竞争力，实现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的统一。

第二个，创新与安全的关系。银行业需在创新与安全的平衡中实现高质量发展。一方面，创新是应对净息差收窄、竞争加剧的必由之路，银行应以数字技术与数据要素为核心引擎，全面推动自身的数字化转型升级。数据要素的深度挖掘是基础。银行需构建覆盖数据采集、治理、应用的全链条体系，打破“数据孤岛”，实现内外部数据融合，通过隐私计算、联邦学习等技术实现数据“可用不可见”，在合规基础上释放数据要素价值。技术应用的纵深推进是银行从浅层数字化向深度智能化跃迁的关键，重点在于实现人工智能大模型等前沿技术在智能风控、精准营销、运营优化等场景的应用。

另一方面，创新必须以安全为前提，尤其在金融风险更容易跨市场、跨业态传播的背景下，需筑牢多重风险防线。例如，银行应完善风险治理架构，构建涵盖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流动性风险、声誉风险等全类别风险的识别监测机制，重点关注房地产、地方政府融资等重点领域风险。再如，还应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构建数据、模型、决策一体化的智能风控平台，实现风险识别从事后处置向事前预警转变。总的来看，创新是银行发展的动力，安全是发展的底线；创新必须在安全框架内推进，安全需要通过创新手段强化，最终实现发展不失速、风险不失控。

第三个，供给与需求的关系。银行业既要增强金融资源的“有效供给”，也应把握实体经济的“有效需求”，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适配性。以做好科技金融为例，一方面，银行在服务科技企业时需打造多重能力。一是组织能力，包括适应科技金融发展的组织架构与敏捷协调能力；二是人才能力，需培养兼具金融与科创知识的复合型专业人才；三是产品能力，能够根据不同科技企业的需求及时、高效地创新产品；四是风控能力，用以弥合科技企业高风险性与银行风险偏好较低之间的“鸿沟”；五是耐心能力，通过合理的机制设计增强银行科技金融服务的耐心；六是生态能力，使银行能够带动其他非银机构与相关主体，协同改善科技金融的生态环境。

另一方面，银行服务科技企业还要深入把握其需求特点。通常来看，科技企业的生命周期具有较大不确定性，重大科技创新的成功往往是小概率事件，其不同阶段的融资需求、风险特征也差异较大。银行受制于自身领域，与科技企业保持全方位长期合作，并不容易。对此，银行一是需要对科技企业的内在发展规律、特定科技创新的演进特点有深入了解；二是需强化长周期风险识别与管理能力；三是应尽可能做好金融产品的功能优化配置与持续性衔接，尽量匹配科技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需求，并且帮助其扩展生命周期，提高创新成功概率。

第四个，规模与结构的关系。银行业发展必须科学把握规模扩张与结构优化的辩证关系，规模是银行服务实体经济的基础载体，结构则是发展质量的核心体现。当前，我国银行业已从高速扩张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必须摒弃“唯规模论”的粗放思维，转向规模适度、结构优先的发展路径，规模扩张要服务于国家战略和实体经济需求，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保持与经济增长相匹配的合理增速。因此，银行一是要优化资产负债结构，在资产端应加大对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等战略领域的配置力度，压降高风险低效资产；在负债端要优化存款结构，提升活期存款和结算存款占比，降低对高成本资金的依赖。通过资产与负债在期限、利率、币种上的精准匹配，实现规模合理增长、结构持续优化、效益稳健提升。二是要完善业务结构，从传统存贷业务向财富管理、交易银行、投资银行等多元化业务转型，降低对单一利息收入的依赖。通过优化收入结构，提高轻资本、高附加值业务占比，实现规模、质量、效益的协调统一和可持续发展。三是要优化客户结构，深耕优质客群，重点拓展零售客户、中小微企业和战略新兴行业客户，降低对单一客户类型和大额授信的过度依赖。实施客户分层精细管理，提升高净值客户、结算类客户和轻资本业务客户的占比，优化客户风险收益特征。此外，银行应建立科学的考核体系，将结构优化指标纳入核心考核标准，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实现规模与结构的协同完善。

第五个，服务企业与服务居民的关系。银行要处理好对公业务与零售业务的关系，关键在于坚持同频共振、协同发展。首先，优秀的银行不能仅依赖零售或对公单一业务，需避免“单腿走路”。其中，大型银行可同时深耕对公业务和零售业务，发挥综合服务优势；股份制银行可在零售优势的基础上，加大对公业务投入以平衡风险；区域性银行则需根据区域经济特点灵活调整。其次，可建立公私联动机制，通过企业客户与个人客户的交叉销售、产业链协同、场景融合等方式，实现“1+1＞2”的效应。例如，探索推动企业主个人金融与企业金融业务联动，围绕核心企业同时服务上下游供应商和终端消费者，在产业园区、商圈等场景提供综合金融服务等。再次，在具体策略上，对公业务应坚持做精行业（聚焦基础行业和新兴领域）、做精客户（分层经营优质企业）、做精产品（定制化解决方案）；零售业务应从规模导向转向质量导向，以财富管理为核心提升客户黏性，优化资产结构，加强风险管控，压降高风险资产。最后，通过数字化手段提升服务效率，建立统一的客户视图，打破对公业务与零售业务的数据壁垒；运用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通过开放银行模式，嵌入企业和居民的生产生活场景，提供“一站式”综合金融服务解决方案。

第六个，国际与国内的关系。一方面，银行业应坚持国内为主、国际协同原则，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双循环”战略。其中，国有大行应发挥全球化网络优势，重点服务“一带一路”和跨境贸易投资，强化人民币国际化业务；股份制银行可聚焦特色领域，如中信银行、招商银行深耕跨境供应链金融，浦发银行、兴业银行发力绿色金融国际合作；城商行、农商行应立足区域经济，服务本地企业“走出去”，并通过代理行合作拓展跨境服务。在业务配置上，国内业务可聚焦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国际业务则重点发展跨境人民币结算、贸易融资、外汇避险服务。同时，所有银行都应强化科技赋能，构建境内外一体化风控体系，在服务实体经济的同时实现国内国际业务良性互动、风险可控、收益平衡。

另一方面，银行积极“走出去”并拥抱国际化市场，也是有效应对净息差收窄挑战的选择。国有大行可探索在利率较高的新兴市场拓展各类轻资本业务，提升非息收入占比；股份制银行应差异化定位细分业务，如招商银行聚焦跨境财富管理，中信银行发展跨境投行，以高收益中间业务对冲净息差收窄压力；城商行则应服务好本地企业的跨境结算、避险业务，增强客户黏性和综合收益。其关键在于：一是利用不同市场利率周期错位，在海外高收益市场适度配置资产；二是发展跨境人民币业务，降低汇率风险的同时获取政策红利；三是构建境内、境外一体化客户服务体系，提升单客综合贡献。

第七个，短期业绩波动与长期能力建设的关系。实现短期与长期平衡的本质，是通过机制设计将波动转化为转型升级的契机。一是坚持战略定力与弹性并重。通过制定中长期战略规划，明确包括科技研发、人才储备、绿色金融等长期投入方向，同时设置短期业绩波动容忍区间。当市场剧烈波动时，更需要保障好长期战略的底线。例如，招商银行在走向“轻型银行”的过程中，虽承受净息差收窄压力，但仍推动财富管理收入占比持续提升，也证明了长期主义的价值。二是引导财务资源配置精细化。银行需优化利润配置，兼顾给予股东回报、覆盖当期运营成本与投入长期能力建设。尤其应该保障科技投入的营收占比，且重点投向关系银行数字化转型成效的前沿技术、重要平台。三是实现考核机制长短结合。例如，高管薪酬部分与中长期战略目标挂钩，部分与当期业绩挂钩，部分用于长期风险准备。对科技部、风险管理部等中后台部门实施更加合理的中长期考核模式，给予一定的风险调整与战略容错保障。四是推动风险管理跨周期化。重点运用经济资本动态分配模型，将合适比重的资本缓冲用于对冲长期风险，建立涵盖压力测试、情景规划、应急响应的机制，预设极端情况下的投入保护原则。五是深度经营客户价值。以交易银行等短期高收益业务反哺科创企业全周期服务等中长期业务，通过交叉管理来提升客户终身价值。

总之，“十五五”时期银行业必须直面各种复杂挑战，努力在多重目标中寻求综合平衡，尤其是需在服务国家战略与商业可持续、风险防控与创新发展、短期业绩与长期价值之间找到最优解。只有以系统思维和增强韧性来应对变局，银行业才能在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