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WAIC2026：AI全球治理的中国时刻

进行到第九年，每年盛夏举行于上海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被赋予了不同往年的重要意义。

在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WAIC）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间，中国政府向全球展示了其在人工智能这一关键技术领域更具长期主义的产业雄心。

7月17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幕式上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并提出“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等四点意见。

同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正式成立，明确未来5年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专题研修名额、建设多个国际合作中心，以及推广气象预警系统“妈祖”等举措。

在当下全球AI竞争加剧、技术治理标准尚未统一的窗口期，这一系列举措引发了学界与业界的广泛讨论——如何安全释放AI技术红利并防范系统性风险，正将全球各方推向一场有关技术主权与规则制定权的长期博弈。

在WAIC2026将全球治理推向核心议题的背景下，国家层面如何平衡技术创新与安全管控，正成为产学研各界审视的焦点。

在微观层面，AI技术能力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冲击既有社会秩序与安全边界。谷歌前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与研究员Selina Xu在近期一篇文章中指出，人类正面临本世纪最大的生存挑战，“人类正行走在一条危险的钢丝绳上。”

在这种快速跨越中，过度谨慎将阻碍繁荣，而缺乏克制则可能引发劳动力市场的混乱。

复旦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张奇在接受采访时指出，根据当前的模型技术进展，仅靠企业自治、行业自律，很难真正约束“技术向恶”的种种行为，必须由国家乃至全球层面主导。他直言，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部分企业缺乏主动自我限制的动机，仅凭行业自身难以约束技术滥用。

以多模态领域AIGC（人工智能内容生成）既有困境为例，张奇认为，当前最迫切的治理挑战之一源于图像和视频生成能力的大幅提升。

与以往相对易于核实、影响可控的文本生成不同，深度伪造等多模态生成技术已达到以假乱真的水平。张奇指出，由于大众习惯于眼见为实，虚假视频和图像如果在互联网上有计划地广泛传播，其带来的社会冲击力和核实难度呈指数级上升。

更为棘手的是，传统事后检测工具正在模型能力的迭代中频频失效，一旦检测判定工具提高准确度，相关技术人员可将其作为训练目标进行逆向学习，进而实现对检测结果的规避。

针对这类技术监管，张奇提出，有效的治理链条必须从源头切入。例如，可以要求产品在生成多模态内容时嵌入隐性鲁棒水印。这种水印即使经过裁剪、翻转等变形处理，仍能通过统一的协议识别——而这一举措通常由国家层面主导可行性更高。

“就像所有造枪的企业都得打上枪号，（大模型）也可以参考武器进行管理。”张奇指出，通过这类源头打标、渠道快速检测的方式，监管部门能够建立起后监督机制，以快速封堵虚假信息的恶意传播。

面对诸如此类的技术溢出风险，全球各国已然展现出不同的风险偏好。

施密特观察到，与硅谷相比，中国的决策者和科技高管表现得更为审慎。中国通过暂停发放新自动驾驶牌照（以应对Robotaxi乘客滞留风波）、司法裁判限制企业单纯为引入AI而解雇员工、以及对未成年人AI虚拟陪伴实施禁令等制度性措施，优先保障社会的平稳过渡。

长江商学院会计与金融学教授、投资研究部主任刘劲则将这种差异比喻为：面对风险，美国是“瓶子打破了再去扫”，即允许在试错中前行；而中国则是“这个瓶子就不许打”，有预防性的底线思维，将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置于核心地位。

这种或强烈或轻微的防范意识，将AI治理的核心置于技术带来的经济增长与失业导致的社会失序等风险之间的微妙平衡中。

如何平稳走到施密特所说“钢丝绳”的彼岸，已成为全球各国共同面临的根本性课题，但在技术不确定性高企的当下，国家力量的早期介入已成为防范技术失控的必要措施。

在WAIC2026聚焦全球治理与国际合作组织签署的背景下，刘劲对界面新闻记者指出，当前的国际竞争已从单纯的技术突破延伸至更深维度的规则制定权之争。

针对目前的全球AI治理格局，刘劲将其归纳为美、中、欧三方力量由于政治与经济体制差异而呈现出的不同路径。

美国以市场驱动为主导，追求极致的技术创新与速度，其商业模式以闭源模型服务为主，高度适应“从0到1”的颠覆性创新；欧盟虽然在核心技术上相对落后，但凭借其庞大的统一市场，试图通过严格的法律框架向全球输出其合规标准。

相比之下，中国拥有强大的国家统筹与系统性协调能力，在“从1到100”的技术规模化应用上具有独特优势，且中国企业更倾向于通过开源模型来快速扩大市场生态。同时，中国将视角立足于“全球南方”，通过开源与技术分享，将广大发展中国家集结在自身的普惠标准之下。

由此，刘劲指出，当前规则竞争已进入不容延误的窗口期，美、欧等经济体的法案与规则框架正在相继成型，而规则竞争具有强烈的路径依赖和先入为主的排他效应。

历史经验表明，并不一定是最好的技术最终赢得市场，而是一旦某种标准被率先广泛采纳，后来者就很难逆袭。他强调，人工智能领域“规则的竞争一定要占先机”，如果中国不能在这一关键时刻迎头赶上，未来就可能重蹈传统工业技术领域因规则壁垒而面临认证受阻的被动困局。

对于习近平主席在WAIC2026上提出的“坚持开放共赢、强化风险意识、鼓励包容并蓄、倡导和衷共济”四点意见，刘劲分析指出，这些方向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本质上是中国国内治理逻辑的对外延伸，强调技术发展与风险控制并重的双轨思维。

对于未来的全球AI治理格局，刘劲预判，世界将难以形成单一的统一标准，而是可能演变为围绕多方力量形成的治理体系格局。在这场分化博弈中，各方标准的输出将与其背后的经济与政治体制高度相关。

这意味着，未来世界的AI治理格局将呈现出“割裂与共识并存”的特征。在各国核心把控领域，各体系间的规则或将互不相通；但在防范虚假新闻（如AI生成内容标注）、反网络攻击以及防范恐怖主义等关乎人类底线的底层安全风险上，各大体系仍有空间在技术层面达成共识与合作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