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概念的诞生与定型

■中国美术学院教授 梁江

“国画”与“中国画”这两个词，从一开始就承载着不同的意味。“国画”带有明确的民族本位色彩，与“国医”“国术”“国剧”“国学”等同属“国”字号话语家族，它们是在西方强势文化冲击下，用“国”字划界以自保的文化策略，骨子里有一种“这是中国人的东西，不能丢”的焦虑感。

“中国画”相对中性，更接近一个地理与文化分类标签——“产自中国的绘画”，类似于“法国画”“日本画”之谓。正因如此，徐悲鸿1920年发表其演讲刊本时题为《中国画改良论》而非“国画改良论”，他要做开放式的改良而非封闭式的保存。稍后一点，1930年代的美术史著作，如郑午昌1929年《中国画学全史》、傅抱石1936年《中国绘画变迁史纲》，书名一律用“中国画”，这是选择了更客观的称谓以建构学术叙事。回顾民国时期，“国画”之说多见于行业日常与圈子，“中国画”则偏学术与官方表述。

“国画”一词在1920年前后已进入美术院校体制和展览分类。1927年的“国”字号浪潮与其说是“国画”的起点，不如说是一股民族本位话语的共振与放大。1949年新中国成立，“国画”一词遭遇了新的困境。百废待兴时期，面临如何安置传统绘画的问题。一些人对“国画”抱有疑虑——文人画、封建士大夫的东西跟工农兵有什么关系？在这种氛围下，1953年中央美院华东分院取消了国画系，改设“彩墨画系”，要用“彩墨画”来容纳新绘画。

1956年，最高国务会议通过了周恩来总理在北京和上海各成立一家“中国画院”的提议。北京方面的筹备方案最初定名为“北京国画院”。周恩来在审阅时提出了关键修改意见：一是加“中国”二字，定名为“北京中国画院”，理由是区分层级：“中国”标明国家级，地方上则可称“国画院”。二是“中国画”比“国画”包容性更强，画院不应只画传统山水花鸟老一套，也要表现新题材、新生活，“中国画”意味着一种活的、当代的创作，不必被“国粹”旧框所限。1956年5月，北京中国画院挂牌成立，叶恭绰任院长。此后，有1959年的江苏省国画院、1960年的上海中国画院、1964年的广东画院、1981的年陕西省国画院等，这一命名逻辑被广泛采纳。将“中国画”定义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部分，命名背后，是新中国建立自身民族文化认同体系的考量。

“中国画”从一个应对西方冲击的对照概念，到嵌入体制的分类标签，再到国家文化的正式制度位置，其概念的每一次位移都对应中国现代性进程中“什么是中国的”“什么是现代的”等根本问题的重新协商。而“国画”一词，在日常口语和行业内部从未消失。1980年代后回潮为常用简称，2000年后不少院校又将“国画系”改回“中国画系”或“中国画学院”，理由是“中国画”更能体现国际视野和文化主体性。从康有为“中国之画”到1957年“北京中国画院”，这条线索串联起的是近代中国寻求文化主体性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