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院士再批“资源型科研”：很多钱花得肆无忌惮、触目惊心

文｜《中国科学报》记者李晨阳

张宏很少接受采访，但往往一鸣惊人。

他的直言快语令人“又爱又怕”。去年年底，他的口述观点文章《“资源型科研”正在摧毁中国的科研文化》爆火，得到了学术圈很多人的赞同和支持。与此同时，请他做评审人的同行却骤然少了很多。

在那篇文章中，他痛陈“有的文章动辄花上几千万甚至上亿”，用资金、人力和规模堆砌出来的论文，换来响当当的头衔，而头衔又能换来更多资源——这样的“完美循环”，正在破坏国内的科研文化土壤，挤压“从0到1”原创性发现的探索空间，也给年轻科学家带来了不良的示范效应。

8月13日，2026年未来科学大奖-生命科学奖授予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宏，以表彰他在揭示多细胞生物特有的自噬机制及生理功能方面作出的开创性贡献。

获奖当天，张宏久违地再次接受媒体采访。有记者注意到他办公室墙上悬挂的那幅书法作品“无欲则刚”。对此，他说：“我无时无刻不在提醒自己，我们是拿纳税人的钱做研究，要解决人们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要回馈社会。”

以下是采访主要内容：

问：你曾对“资源型科研”发表过独到见解。一方面，政府和社会力量提供的资源投入对科技事业发展至关重要；但另一方面，当资源过于集中，或与特定评价指标绑定太紧时，又可能让一部分研究变得急功近利。在你看来，我们该如何处理资源投入分配与科研文化建设之间的关系？

张宏：

首先我还是强调，我所讨论的范围限定在生命科学领域内，因为不同领域的研究还是很不一样的。

需要澄清一点，“资源型科研”跟“资源”其实是两个概念。国家现在投入了更多资源来支持基础科学研究，这是很好的事情，也取得了很多成绩。

而我说的“资源型科研”，特指一种现象：有些人研究某个课题，不是因为这个科学问题重要，而是先简单粗暴地把资源堆起来。比如，有些人知道某些领域的研究很热门，正好手头也有钱，就砸钱做大量的单细胞测序，罗列出一堆结果来。这些结果真正回答了什么科学问题吗？他并不清楚，也不关心。

在这种“资源型科研”模式主导的实验室里，人们考虑的不是探索什么科学问题，而是怎样尽快发一篇文章，再用这篇文章换取更多的资源。

这就是本末倒置：资源本应是助力基础研究取得突破的手段，而不应该成为科研目的本身。

我参加过一些评审，知道有些钱花得肆无忌惮、触目惊心。促使我提出“资源型科研”这个问题的，正是我听到有人在吹嘘“这篇文章花了一个亿”。中国现阶段还是发展中国家，真的已经到了可以这么花钱的地步了吗？更何况很多这样的文章，只是停留在数据积累的层面，并没有太多价值。

中国现在有很多资源不能有效分配到真正从事原创性科研的人手中，很多年轻人没有足够的经费支持，无法开展探索性研究。这是极大的浪费，也是很多资助机构应该反思的地方。

问：那篇文章发表后，有很长一段时间你没有再发声。这期间，你收到了哪些反馈，又在思考些什么呢？

张宏：

文章发表后，我得到了很多支持，大家觉得我确实谈到了当下科研的一个痛点。同时，也有很多人不来找我做评审了，可能也怕我再说些什么吧。

在那之后，我一直尝试设身处地，站在那些初出茅庐的年轻人角度思考——如果我是他们，我会怎么做？

我发现这些年轻人压力非常大，背后原因涉及很多方面，不是简单改变某一个东西就可以破局的。

比如说，现在一个年轻PI回国工作后，他的工资与能不能拿到经费、有没有“帽子”直接挂钩。工资或许还是小事，但孩子上学的问题和“帽子”也有关系。本来科学探索是一件很纯粹的事情，却与许多利益，甚至是整个家庭的利益捆绑在了一起。这种时候，你说这个年轻科学家会不会焦虑？要不要去追求“帽子”？

这些科学家还需要处理很多非科学性的事情。导师是研究生的第一负责人。学生不想延期毕业，学校要求毕业必须发文章，那要不要优先搞一些短平快、更容易发文章的课题？

再加上现在的考核制度，3年要到什么程度，5年要到什么程度，你误了一步，可能整个职业生涯都没有了——你说压力也好，诱惑也好，很多年轻的科学家很容易就被这些东西带偏了。

这就是让我感到很困惑的地方。我们不能以一种“世人皆浊我独清”的清高姿态去喊口号——“我们就是要纯粹的科研”。根本的问题不解决，我们是无法苛求这些年轻人“出淤泥而不染”的。

问：在不去苛求年轻人的基础上，你能给出一些对他们有帮助的忠告吗？

张宏：

我的忠告就是永远要思考什么是真正重要的科学问题。

我相信对一个科学家来说，只要认真思考过自己的研究领域，那么这个领域还有哪些重要问题没有解决，他一定是知道的。找到这样的问题并不难，难的是不被诱惑。

我想说的是，一些年轻科研人员手里还是有不少经费的，这种时候不要把摊子铺得太散，而是聚焦在真正重要的科学问题上。能做到这一点，就很好了。

问：这些困境似乎都指向同一个症结——评价体系。如果你来开一剂药方，哪怕只是一个小的切入口，会从哪里入手？

张宏：

是的，所有问题的根源都在于科技评价。原创性科研也好，“从0到1”的工作也好，如果现在的评价体系不变，这些都无从谈起。

我们现在判断一个人是不是优秀的科学家，主要就是看他有没有发很好的论文。但发好文章跟科研水平是不能画等号的。特别是我们现在定义“好文章”的标准，就是发在影响因子高的期刊上。

大家都说CNS（Cell、Nature、Science）是顶刊，只不过是因为在这些杂志上，重要工作的比例比其他杂志要高一些。这些顶刊上同样会有很多垃圾文章，可能没有什么科学意义，也可能不久就会被推翻。此外，这些杂志也会追求商业利益和影响因子，比如因为医学相关文章引用率高，就发表很多临床医学和转化医学的论文。好在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破除了对CNS的迷信，不再局限于此，而是回归到科学评价本身。

我认为中国的科研最终一定要回归到小同行评审。比如说，让我来评细胞生物学的工作，我可以非常公平、公正地判断：虽然A只是往前迈了一小步，但这是领域里很重要的问题；尽管B说得天花乱坠，但我认为那个问题不重要，他是在胡扯或者在卖概念——这是只有小同行才能作出的判断。

所以中国一定要尝试走小同行评审的道路，哪怕非常难，要跨越人情文化的障碍。

我能想到的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把同一小领域的人集中在一起评审，既设立评审委员会，也设立监督委员会，监督委员会知道评审委员会在做什么。这样，评委在评审的时候，知道有人在监督，就不会太放肆。

问：你一向敢于直言，词锋犀利，就没有担心过得罪人吗？

张宏：

有两个人对我影响很大，一位是生物物理所的王志珍老师，她一直鼓励我说真话。今天她又给我发了短信，祝贺我获得未来科学大奖，说“你在学术界的责任就更大了”。我对她说：“我一定坚守自己的职责。”

另一位是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的袁钧瑛老师。袁老师曾说过这样一番话：“以前我总是觉得，我们不能说假话，但可以选择不说话，也觉得好多话说出来会得罪人。但我后来发现，有些话不说出来，是睡不着觉的。那我以后有话就说出来，管别人怎么评判，至少晚上能睡个安稳觉了。”

“能睡个安稳觉”——这一点对我影响很大。

我现在觉得，只要我相信自己没有私心，是在替很多人发声或者是给大家提供一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就应该说出来。我说的也不见得都对，但至少大家可以思考和讨论。

如果我们都不站出来发声，那年轻科学家们会怎么样呢？我们的科学文化又会怎么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