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贵忱先生曾言 容庚成就了他的今天

在岭南，文史大家王贵忱是容庚先生交友圈中来往较为密切的一位，王贵忱儿子、文史学者王大文向新快报收藏周刊记者回忆，他还是青少年时期，就时有跟父亲去拜访容庚先生。王大文回忆，“父亲常言，是容庚先生成就了他的今天。”

父亲晚年每拿起容老信件，都不禁热泪盈眶

这些年，王大文和儿子王浩之花费大量精力，把王贵忱先生遗存书信逐一分类整理，编撰成册，其中就包括《容庚先生书简》一册，旧式线装印本让书信倍具历史厚重感，记者细细翻看，不得不感叹当时老先生们的相处之道，容庚先生比王贵忱先生年长三四十岁，但其信中多以“弟”自居，王大文解释说，“当时的先生交往，多以学问为上，不论年龄，一方面说明容老先生谦虚，另一方面，也说明他对父亲在某方面学术的高度认可。”

谈及两位先生的认识，王大文回忆介绍，上世纪六十年代，经商承祚先生介绍，王贵忱先生拜识了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容庚先生。“容老长我父亲三十四岁，父亲对容老执弟子礼，毕恭毕敬，老人家的言传身教，使我父亲在金石考证、古籍版本、书法艺事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王大文说，“容老豪爽好义，他知道我父亲爱好钱币研究和钱币文献收集，经常把自己所藏的钱币古籍慷慨投赠，这些钱币文献大都收录在《可居室藏钱币文献图录》中，计有明刻本《泉志十五卷》、清刻本《泉史十六卷》、杨继震稿本《汉石古泉杂咏》和方若原拓本《药雨古化集咏》等二三十种之多。父亲早期撰写的钱币学术论文《吴泉说》《说钱》《释镈》，容老给予了很多的鼓励，还亲笔题写了篇名《吴泉谱》和《庤乃钱镈》。父亲多次对家人说，没有容老，就没有他的今天。”

王大文介绍，王贵忱最为乐道的，是一九七四年协助容老编钤《颂斋印存》，这是为容老私藏用印的第一次结集钤拓，内收一百四十二枚印章，装订为十套，分别由容庚、黄文宽、启功、于省吾、欧初、方介堪、冯康侯、卢子枢、王贵忱等十家收藏。此事一时震撼印坛。

通读容老给王贵忱先生的信件，虽是简短几句，闲话家常，但也能感受到他们交往的亲和与紧密，甚至多为相约某日某时于某地相聚。例如其中一封写道，“贵忱先生，弟感冒十余日，今始小愈，兄若有暇，请于十五日（星期日）上午八九时，惠临一谈”。又有“尔疋（雅）舅联已检出，请来取。廿四日下午四时以后不在家，廿五、六不在家即在中文系。”

在即时通讯普及的现今，难以想象在那个年代朋友间见面需要如此“仪式感”，但同时也能从中感受到友谊的深厚。王大文告诉记者，“由于同住一城，父亲经常坐十四路公交汽车到康乐园容老家请益，因而通信并不多，且多在小纸片上写就，但吉光片羽，弥足珍贵。父亲是性情中人，晚年每拿起容老这些信件，都不禁热泪盈眶。”

尽管王贵忱与容庚通信不算多，但也有一封（拓钱祝寿献词）由毛笔写就，这是其书信里不多见的。信里写道，“容老近以同静山兄合作写竹见赐，展卷拜读，不禁惊叹，前辈学者学艺精博，实不可及。法书篆刻固属余事，然亦久为艺林崇之，世多知容老金石铸史，或未闻颂翁丹青传真也。贵忱愧无奉报，谨选箧藏福寿神宝，拓之以呈。厥品大字狭缘，古雅精严，为同式钱中仅见之品。畴昔检阅《东亚钱志》等日本谱录二十余种，皆未之载，罕可知矣。异或奇化，谊当见重。福寿铭钱，亦宜可珍，取钱语可喜，为之上墨，用奉颂翁寿。晚王贵忱谨书。”

“父亲由于事情繁多，书信多为钢笔写就，容庚先生给父亲的信也是如此，毛笔信迹较少。”王大文先生向记者开玩笑说，“倘若哪天在公开市场再遇到了父亲的毛笔书信，不用多考虑，立刻收藏（笑）”。

得容庚引荐，王贵忱与启功先生相交

王贵忱与容庚先生，互相也有多位共同的好友，包括于省吾、吴三立、罗继祖、启功等等，需要一提的是，其中不少好友均为容庚引荐，尤其是启功先生。王贵忱先生曾回忆，“启老非但精于书法，也善于篆刻之学。他对印学事无巨细，都是格外关心的。在他致我的书信中，有一封是毛笔书两开信。”启功先生同样保持十分谦逊，他在信中写道，“载印谱册，蒙惠具承盛谊！惟弟于印章艺术，实居门外，入手把玩，遥想光仪，为纪念之物则可耳。容老藏印馀册，不敢多领。专此敬申谢悃！不尽百一。即致敬礼。弟功谨上。”

启功先生对后学总是谆谆善诱。他知道王贵忱喜治古钱币，对他说钱币学过去是一门“显学”，后来也逐渐成为了一门有用的实学。王贵忱拿出过去的《吴泉说》小手卷，请启老审阅。先生阅后点头说，也题上几句，“功于金石之学所知无几，曾为学书，略搜碑刻。至于鼎彝款识，如云锦天章各焕異彩，钱币、印章之文字争奇于方寸之间，而妙趣无穷，虽心俱好之，顾力有不逮，盖不徒无收购之资，亦且乏鉴别之识。今观贵忱同志珍藏古泉奇品，复读所撰《吴泉说》，豁然心胸，喜获多闻之益，爰志数语于后。”

据王贵忱先生回忆，他于一九七五年四月进京至小乘巷拜谒启功先生。临别时，启先生特持赠一册他的专著《古代字体论稿》，加钤容庚先生所治之印“启功元白”，并称此印为“《颂斋印存》漏收的集外印，印文带回给容老，望笑纳”。

容庚敢说话的性格 让启功最为佩服

谈及容庚与启功的交往，华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学院教授吴晓懿介绍，容庚、商承祚二老早年负笈北上，于京华求学时结识启功先生。尔后，他们常聚在一起商榷艺事，交往甚多。抗战时期，容、商二老返粤，任教于岭南大学和中山大学，还常与启先生有书信联系。

启功先生曾公开表示，容庚先生最令他敬佩的是敢于说出别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高风亮节，堪称知识分子的楷模；又说自己从容先生的藏画中得到很多好处，而最让他念念不忘的是多年前他向容先生借摹《柏西亭画册》，不料容先生竟将此珍贵画册相赠。

《颂斋书画小记》曾记载这段传为艺坛佳话的轶事，清芬可挹，风怀可敬。容庚先生在这幅作品后跋曰：“余去年十一月至京，得见老友启元白先生，谈书甚欢。元白欲借余所藏柏西亭画册模古轴珍册，余年已七十八，欲散尽所藏书画，故允赠之。归来掂视仿宋元明十二家之作，尤物移入，不无眷恋，今将九月，不能轻诺寡信，愧对吾友，因即邮寄，书此自忏。一九七三年八月容庚。”

另外，容老精于篆刻，好藏古印谱，常与启功先生往来书信讨论治印艺业，还将数册印谱相赠。启功曾回函表达对容老的深情厚谊，书札写道：“容老胜常，至为欣慰！载印谱册，蒙惠具承盛谊！印章艺术，实属门外，人手把玩，遥想光仪，为纪念之物则耳。容老藏印余册，不敢多领。专此敬申谢悃！不尽百一。即致敬礼。弟功谨上。”

1979年冬，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二届年会在广州召开，启功先生赴会期间与容庚和商承祚先生畅谈书艺。启功先生认为目前所见字体可分这样几类：一是常见字体，如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二是少见字体，如甲骨文、钟鼎文、石鼓文；三是新见字体，主要包括长沙马王堆楚帛书、侯马盟书、中山王铜器、睡虎地秦简等。如果没有第一类字体作为基础，只习第二、三类字体会事倍功半，达不到理想效果，必须要从第一类字体练起。容老十分赞成这种说法，他在指导学生时一直强调以常见字体作为基础，首先掌握结字和用笔，然后追求变化的书法风格。启功先生又特别强调要重视“真行结合之体”，指出“行书宜当楷书写，其位置聚散始不失度。楷书宜当行书写，其点划顾盼不呆板。”

■收藏周刊记者 梁志钦 实习生 罗彤 李炜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