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庚的“朋友圈”窥见岭南学人的精神底色

与王国维、罗振玉亦师亦友，与吴灏结忘年交

近年来，有关著名金石学家、收藏家容庚先生的信札集相继面世，例如《广州博物馆藏近代名人手札精选》《容庚先生书简》以及《可居室藏于省吾、吴振武致王贵忱函》《可居室藏罗继祖致王贵忱函》等学人信札，或多或少与容庚也有关联，丰富的书信往来，逐渐勾勒出一面属于容庚先生的“朋友圈”。

王国维致容庚信札提出“二重证据法”

被学界广泛认可和运用

王国维、罗振玉致容庚的书信集，共有书信27通，其中王国维13通、罗振玉20通，容庚先生曾于1935年装帧成册，题名《王静庵罗叔言先生尺牍》。

文史学家陈鸿钧认为，王国维若干通信内容多为学术切磋、答疑解惑，见证了20世纪20年代王、容在北京的交往，体现了王国维作为学术前辈严谨的治学精神、谦虚的治学态度以及提携鼓励后进的恳切心意，也记载了学术晚辈容庚对恩师的诚挚敬意。从信首屡屡“手教敬悉”“手教悉读”来看，王国维始终将容庚视作学友相待。其间容庚想请王国维为其著作《金文编》撰序，王国维欣然应允，同时致函云：“前奉手教并纸，属书《金文编》序，顷已书就，复视中间夺六字，悉已补入。将来印时，如嫌不好，改用铅字排之，则不致有误也。序文附上。此诣希仁兄近祺。弟维顿首。”

新快报收藏周刊记者细读信札发现，王国维对于容庚的学术观点也偶会坦陈不同意见，例如王国维曾在信中提及，“然鄙意谓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乃指战国时说，钱君据春秋时东方诸国文字以驳鄙说，似未合论旨。兄所举田陈诸器（唯陈逆二器在春秋末）诚为战国时器，然最后之陈侯午敦、陈侯因资敦亦作于秦并天下前百二三十年，且此二器系宗庙重器，其制作及文字自格外郑重。”王国维在这封长信中，详细阐述了自己的学术观点，值得一提的是，信中将纸上文献记载与地下出土文物相结合研究历史，提出“二重证据法”，被学界广泛认可和运用。

陈鸿钧介绍，王国维致王秉恩信函一通，亦与容庚有关。王国维向王秉恩推荐容庚，云：“东莞容君希白，少年绩学，于古文金文用力尤深，其所撰《金文编》一书，足继吴清中丞而能正其遗缺。”可见王国维对容庚在学术研究方面高度赞赏。

王国维与容庚可谓亦师亦友，交情笃深。王国维自沉离世，容庚在北京闻讯悲痛不已，痛书挽联：“百里未半，胡遽止耶？伤哉西苑停舆，难遇许杨重问字；众浊独清，可谓忠矣！怆对昆池水涨，谁为宋赋招魂。”

罗振玉迁居

信中与容庚反复商议购售藏书事宜

容庚早在与王国维交往之前，已与罗振玉相交。陈鸿钧介绍，1922年，容庚北上求学，路过天津，携《金文编》稿本拜谒著名金石学家罗振玉，深得罗振玉赏识。罗振玉介绍他到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深造，并热心为其引荐导师。《金文编》的成书得益于罗振玉的教导，罗振玉不仅欣然作序，甚至全力协助《金文编》刊印出版。容庚对甲骨文的研究，更得益于罗振玉的藏品与治学方法。

容庚曾回忆道：“其（指罗振玉）《殷虚书契考释》重定稿，并观其所藏甲骨，装治成籍，枨如秩如，不觉生羡。以后舟车南北，道出天津，必往修谒。十四年《金文编》成，印费无所出，复为余印行。”《金文编》出版后，罗振玉继而在序文中勉励容庚：“容君年尚少，山川之宝又日出不穷，俟之一二十年，必且又有增益可知也。”二人师生交谊，真挚如此。

这批罗振玉致容庚书信，写于罗氏旅居天津后期，直至1928年罗振玉迁居旅顺为止。容庚在《颂斋书画小记》中记载：“又尺牍册十页，笺纸本，共十四通十八纸，此与余尺牍，以谈售书及金石事为多。一九二八年，罗先生将移居旅顺，将藏书出售，余代燕京大学购得《欎华阁金文》及钞本十种，价值四千余元。与王国维先生尺牍合装一册。”诸信大多谈及购售藏书事宜。罗振玉将要迁居旅顺，急于处置藏书，希望容庚任职的燕京大学能够收购，因此不断致函与容庚商议。

陈鸿钧进一步研究分析，虽然有私人想要收藏罗氏藏书，但罗振玉认为“归之私人，不如归公共阅览也”。在容庚斡旋之下，燕京大学购入价值四千余元的罗氏图书。

容庚深耕帖学，秉持书家意识

有一通邓念慈致表弟容庚家书，此札书于抗战时期，内容关乎时艰之下变卖藏画、邮路阻隔等事，墨迹粲然，文情并茂，既是钩沉二人交往、管窥战时文人生存处境的珍贵史料，亦是探究邓念慈书法风貌的重要实物。

华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学院教授吴晓懿及硕士刘培琴、博士吴潺的一篇研究文章认为，这通信札虽内容关乎家常，却折射出战乱时期文人生存与藏品保存的困境。信中邓念慈向容庚坦言：“舍下藏画若非困难，本可不卖，今不能矣。”一语道出战乱时期文化人维持生计与保全所藏之间的艰难取舍。他变卖家藏经过审慎考虑，“将心爱之物酌行留出”，并附列八大山人、王蕴山、成亲王、刘墉等人的书画名目，可见其对家藏情况颇为熟悉。

华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苏美妍、任超、刘培琴撰文研究认为，从陈垣与容庚的往来尺素中，可窥见岭南学人务实耿介的精神底色。现存陈垣致容庚手札数通，涉及稿件出版、版权归属等具体事务。其一函云：“《史讳举例》本不成著述，前承为《燕京学报》索稿甚殷，适弟急于需款，故以塞责……昨闻拟另印单行，似与原议不符。今特声明：能照原议至佳，不能，则弟极愿缴还原价，或附息，将稿收回。”陈垣因出版形式变更而据理力争，甚至不惜退款撤稿，其维护契约精神的坚决态度跃然纸上。二人相处坦率直白，尽显岭南学人圈内重学问、不重虚礼的交往风气。

华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乔子桐、吴潺、李原野的研究文章则从书法的角度剖析，容庚深耕帖学，笔下圆厚温润，笔意蕴藉，是秉持书家意识、经年锤炼而成的审美韵味；张荫麟则以学者本色运笔，字字独立而内部连绵，方折圆转随情绪而变，栏线内外出入自如——他并非不能写圆转蕴藉之笔，而是无意于风格的经营，起落之间，心绪随势而动，自然成迹。在张荫麟传世手札中，一通致容庚的手札尤见其笔墨与心绪的深层互动。

吴潺、林万裕、刘培琴的联名文章《笔端通造化 楮上起颖锋——岭南学人吴灏书迹意蕴探析》中也提到，观吴灏与容庚往来书札，尤可见其书学路径与笔墨性情。容庚与吴灏结忘年交，数十年中相与鉴评书画。其致容庚函札数通，今犹可稽，正足为其书风之实迹佐证。

吴晓懿认为，“往来书信作者均为民国文化顶流，且多以毛笔书写，书写时情感放逸不拘一格，兼具文献价值与独立书法作品属性。”

■收藏周刊记者 梁志钦 实习生 李恺烨 王钊祈

■统筹：李世云 ■采编：梁志钦 管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