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余万字写就钱临照的科学人生

《钱临照传》，胡升华著，科学出版社2026年8月出版，定价：98元

■胡升华

今天，2026年8月28日，是著名物理学家钱临照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日。值此之际，科学出版社出版了40余万字的《钱临照传》，并于8月26日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召开了首发仪式。从起意到成稿，《钱临照传》跨越了40年；从编研项目正式启动到书稿付梓也历经5个寒暑，正所谓“成如容易却艰辛”。

“科大人”的心结

2012年7月11日，我去北京海淀黄庄801楼拜访物理学家李荫远先生。谈到科学家传记，李先生认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下简称中国科大）应该出版严济慈、钱临照、杨承宗几位科学家传记。严济慈传记已经出版多种，杨承宗传记其后不久也出版了，这两位先生的纪念文集更有多种，但钱临照的传记一直付之阙如。

钱先生百年诞辰、110周年诞辰，虽有庄重的纪念活动，但缺少一部《钱临照传》一直是我们师兄弟，甚至“科大人”（中国科大师生自称）的一个心结。我一直认为，没有一部《钱临照传》，20世纪中国物理学史是不完整的，中国科大校史是不完整的，中国科学史学科建设史更是不完整的。

我们一帮钱先生的门生，心里其实有一个不言自明的标准，这部传记的认识高度、思想深度、资料厚度、文辞准度等，不能完全看不见导师衣钵真传的痕迹，其学术分量应不辱钱先生创建的中国科大科技史学科。这份重压非个中人或难体会。师兄弟们担负繁重的学术领导、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我也忙于学术出版业务。因此，《钱临照传》的编研计划一直在酝酿，总不能落地。

2021年，我如期退休。基于自己内心的重压和师兄弟们的鼓励，鼓足勇气，向中国科学院学部工作局申报了《钱临照传》编研项目。2021年3月29日，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常委会通过了我的立项申请。参加当日常委会会议的中国科大常务副校长潘建伟院士，以及陈仙辉、赵政国院士当即表示，学校将大力支持此项工作。我随后被中国科大聘为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兼职教授，《钱临照传》编研工作也被列为该校科技人文提升计划项目“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史及人物研究”的一项子课题，学校人文学院领导及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为这项编研工作提供了诸多支撑条件。

科学家传记的创新尝试

本书的定位是钱临照的学术传记，旨在运用宗谱、档案、手稿、书信、政策文件、学术论著等文字资料，辅之以口述史料，对钱先生的成长背景、求学经历、学术贡献、学术见解、教育教学理念，以及人生际遇和道德情怀作一全面阐述。要以自己耳濡目染得来的直感、亲身经历形成的判断、研究工作积累的经验，对海量资料进行细致判断、比对、筛选、归类和关联。

2023年秋，编研工作一度让我心力交瘁。这时，竟然鬼使神差般相继读到两部以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为基础出版的专著：2018年出版的黄丽安博士的《朱家骅学术理想及其实践》、2010年出版的谢慧博士的《知识分子的救亡努力：〈今日评论〉与抗战时期中国政策的抉择》，两部著作均很见学术功力。让我倒吸一口冷气的是，两位年轻博士均在博士论文付梓前后，英年早逝，以身殉学，可见认真的史学有多难！同行学者似乎冥冥之中给了我善意提醒，让我平复焦灼不安的心绪，及时调整生活节律。我在《钱临照传》作者前言末尾写道，“完成《钱临照传》的编研工作，我感到如释重负”，这是真实的感受。

学界普遍认为，我国优秀的科学家传记作品不多，被诟病的问题其一是千篇一律、人物形象刻板，时见假大空句式。其二，有由传主亲属、学生和身边工作人员编写的传记常见的通病：夸大事实、刻意溢美拔高、把传记写成官书，贬损了传记的价值。有鉴于此，我一开始就告诫自己，避免重蹈覆辙。

钱先生的一生，几乎跨越了整个20世纪，这个世纪里，中国发生了太多事情，中华民族遭受了太多苦难，科技与社会发展经历了太多曲折；国家由积贫积弱走向小康的历史进程中，伴随着政权冲突、国家冲突、思想文化冲突、道德观念冲突等，不一而足。中国科大也随着社会的动荡和国家的崛起，从波峰跌落谷底，又经白手起家，勇立潮头。

钱先生一生与国家命运、学校命运交织在一起，在国家与学校的历史演进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这部传记作品试图抓住科学、社会与历史3个关键词，在这3个关键词构建的历史背景中，观察、探索、思考他的言行、活动、思想和境遇，探讨我们观察到的许多现象和历史事件的内在联系，分析社会政治与科学活动相互作用，以及英雄与时势相互成就的社会形态。以这样的叙事方式，勾勒钱先生的生活轨迹、行为逻辑、学术生涯和社会贡献，试图深化这部传记的学术内涵。

这部传记在写作方法上，不去做历史事件、人物经历的线性罗列，而是在社会形态、历史事件、人物活动等构建的网络中，观察传主的思想状态、行为逻辑和价值取向。

在史学观念上，秉持系统的观点、联系的观点、逻辑的观点，在传主经历、社会结构、思想观念间，探寻事件的关联性、因果性，以及人物思想和行为的逻辑合理性。

在写作态度上，力求做到言必有据，严格选用权威文献，不发凿空之论。在文风上，追求文字“辨而不华，质而不俚”。

令人欣慰的是，这种写作尝试得到一些专家学者的认可和赞赏，甚至被认为是传记写作的一种创新。

所有知识积累都会凝成所需的素养

客观地说，我所拥有、了解并可以使用的大量第一手资料，也给我承担这部传记的编研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勇气和自信。1985年，我在中国科学院固体物理研究所工作3年以后，考入中国科大自然科学史研究室攻读硕士学位，钱先生虽然不是我的硕士生导师，但我的硕士论文“叶企孙先生生平和学术贡献”却是钱先生的命题作文。1994年，我在大学毕业12年、获得硕士学位6年后，被钱先生正式收入门下，在职攻读博士学位，研究20世纪上半叶中国物理学史。我生性驽钝，当时没有意识到钱先生作为一个亲历者，基于他的历史责任感，有意向我描绘他所经历、了解、思考的中国物理学起步阶段的图景，希望我通过他的指导和自己的研究，写出一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物理学史稿》。

4年后，我虽然获得了博士学位，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物理学史稿》迄今还只是个半成品，愧对导师。然而，10多年里亲炙謦欬，对钱先生音容笑貌、待人接物、价值取向、学术观点的了解，以及自己保留下来的几十次与他交谈的记录，似乎为这部传记注入了一丝灵魂。

写好这部传记也需要相关物理知识的准备。事有凑巧，1982年我在中国科学院固体物理研究所工作期间，所长葛庭燧先生要求所有刚入所工作的大学毕业生随研究生一同上课、一同考试。

葛先生讲授“固体缺陷”，他的夫人何怡贞讲授“非晶态金属的力学性质与结构稳定性”。葛先生这门课程让我对刃位错、螺位错、伯格斯矢量、派-纳力、加工硬化这套名词全无陌生之感。他授课用的参考书中有科垂耳所著《晶体中的位错和范性流变》，该书1960年由葛先生译成中文在科学出版社出版。科垂耳这位“熟人”也在这部传记中数次登场，帮助我阐述钱先生留学期间在晶体范性形变领域工作的意义。

我体会到，人一生学的所有知识都不是多余的，都会在需要的时候发挥作用，也会凝结成完成复杂工作所需的基本素养。

4条主线

粗略地说，这部传记可以理出4条主线：成长线、学术线、功业线和遭际线。

钱先生的道德情怀、意志品质、处世风格和人文素养的养成，与他的儿时经历、家族背景和成长环境密切相关。他的家世，以及给他带来较大影响的人和事，组成成长线。

学术线描述的是他的学术经历、学术风格、学术贡献和他的科研工作价值观。他在同辈物理学家中表现出来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始终把自己的物理学研究工作扎根在中国的现实基础之上，这使得他不论身处何方、不论环境条件多么简陋，总能够创造性地利用身边的条件，独辟蹊径，做有创新的工作。

循着功业线，可以考察他在社会事务、科研机构任职、学会组织、科研与教育行政管理诸方面的工作，探讨他的行为方式和行为逻辑所产生的效应。这方面最值得注意的是作为《物理学报》主编的工作、中国科大的“二次创业”以及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的组织领导工作。

人生遭际是时代背景与人物秉性双重作用的结果。对待是非的认真、面对时势的豁达，构成钱先生人物性格的两个重要方面。钱先生终其一生，不改服从命令、勇于担责的品质，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对于上级指派的任务，从不以个人或家庭的困难为托词而拒绝。正是这种品格使他在1948年末陷入了中央研究院代理总干事的泥潭，并在其后若干年对他的政治生命和学术生涯产生了不利影响。

纵观钱先生一生，我们可以用两个词概括他的思想纲领和行为准则，这就是“家国情怀”和“以校为家”。为了国家利益、学校利益，他能文敢言；同样，为了国家利益、学校利益，他也甘愿吞声饮气。

（作者系科学出版社原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