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时代，谁在“养育”孩子：机器的陪伴还是人类的温度？

阿加莎·克里斯蒂在晚年自传中提到，自己从未预料到有朝一日能买得起汽车，也未曾想到会因经济压力而无法雇佣仆人。在她出生时，汽车是富豪专属的奢侈品，而人力服务却相对廉价，中产家庭也能负担得起。然而，随着社会变迁，汽车逐渐普及，人力成本却不断攀升。这一现象被经济学家称为“鲍莫尔成本病”，即制造业效率大幅提升，而服务业效率提升有限，导致服务价格持续上涨。

如今，类似的变化正在科技领域上演。二十年前，拥有手机是身份的象征，而如今，断网反而成为一种特权。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以及随时待命的白领，他们的生活与网络紧密相连，断网意味着收入中断。相比之下，权贵阶层则通过购买“失联”服务来远离喧嚣，去没有信号的地方度假，助理代为处理信息，离线的成本越来越高。

这种趋势正在向下一代延伸。随着AI技术的普及，AI互动变得越来越廉价和便捷，智能音箱、会讲故事的玩具等产品层出不穷。与此同时，人类陪伴的成本却在上升。不使用AI陪伴的童年，正逐渐成为富裕家庭的专属标签。美国小儿外科医生达娜·苏斯金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文章指出，不依赖聊天机器人的童年，将成为身份的象征。

苏斯金在研究中发现，AI在家庭中的角色不同，会导致截然不同的结果。一些家庭将AI用于后台管理，如整理邮件、安排日程，从而节省时间用于陪伴孩子；而另一些家庭则让AI直接陪伴孩子，讲故事、辅导作业，成人则得以继续忙碌。这两种使用方式，虽然都涉及AI，但结果却大相径庭。前者让技术服务于人，后者则让技术替代了人的角色。

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更依赖AI完成作业，而高收入家庭的孩子则较少使用。这一差距表明，AI在孩子生活中的渗透率与家庭收入呈反向关系。富裕家庭能够购买真人陪伴的低效率服务，而低收入家庭则只能选择高效的AI陪伴。这种分化不仅体现在学习场景中，也深刻影响着孩子的成长环境。

苏斯金将儿童AI比作超加工食品，认为它们虽然便捷，但可能对孩子的成长产生负面影响。超加工食品通过精确配比糖、脂肪和盐，让人产生强烈的食欲，却缺乏天然食物中的纤维和饱腹感。类似地，AI伙伴提供无摩擦的关系体验，永远耐心、永远理解，却抽走了成长中必要的“摩擦”。孩子在真实互动中经历的误解、等待和修复，是大脑发育和社会情感能力培养的关键。

历史上，科学曾试图用配方奶复制母乳，却忽略了母乳中许多未知成分的重要性。苏斯金提出，我们今天对人际互动的理解，可能也像十九世纪对母乳的理解一样，尚未完全掌握其精髓。AI虽然能够模仿互动的形式，却无法复制其中的复杂性和深度。孩子需要的不仅是回答，更是真实的“回球”——一来一往的互动中，学会理解他人、控制冲动和修复关系。

一些科技行业的内部人士对AI产品的使用持谨慎态度。例如，人工智能公司Anthropic的联合创始人杰克·克拉克表示，他担心自己的孩子接触YouTube的推荐算法。硅谷一些私立学校也禁止使用电子设备，强调传统的学习和互动方式。这些选择反映了技术创造者对产品潜在影响的深刻认识，他们通过限制自己孩子的技术使用，表达了对AI替代人类互动的担忧。

苏斯金认为，AI的使用应聚焦于解放成人的时间，而非替代人类陪伴。AI可以处理繁琐的事务，让成人有更多时间陪伴孩子，而不是让孩子与机器为伴。她警告说，如果不加干预，人类陪伴可能成为富裕家庭的专属，而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则只能依赖AI。这种分化不仅是个人的选择，更是社会制度的责任。一个不给父母时间、却向孩子推销永远在线机器的社会，是在逃避其应有的责任。

在书的结尾，苏斯金反思了自己对噪音的态度。她曾渴望安静，但写作过程中，她开始倾听孩子们的声音——操场的尖叫、父亲的劝说、超市里幼儿的伸手、飞机上的哭闹。这些声音不再是干扰，而是人类相互照顾的证据。养育孩子不是概念，而是每天重复一千次的动作。在AI时代，这些声音提醒我们，真实的互动和陪伴，不应成为奢侈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