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草述评 | 人参的“毒性”

陈仁寿.人参的“毒性”[J].中国食品药品监管.2026.03（266）：158-161.

陈仁寿

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药文献研究院

CHEN Ren-shou

Institute of Chinese Medicin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Nan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人参为大补中药，通常被认为安全无毒，但不可忽视其具有一定的“毒性”。所谓人参的“毒性”，并非绝对概念，而是与用药剂量、体质适应性、辨证准确性密切相关的相对属性，药证相符则治（无毒），药证相悖则害（有毒）。正确理解人参“无毒”与“有毒”的辩证关系，对于指导临床合理用药、保障用药安全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Ginseng is a potent tonic herb traditionally regarded as safe and non-toxic. However, its inherent “toxicity” should not be overlooked. This “toxicity” is not an absolute concept but a relative property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dosage, individual constitution, and accurate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When the herb corresponds to the syndrome, it heals (non-toxic); when it contradicts the syndrome, it harms (toxic). Properly understanding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ginseng's “non-toxicity” and “toxicity” holds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ortance for guiding rational clinical use and ensuring medication safety.

人参；毒性；不良反应；人参滥用综合征

ginseng; toxicity; adverse reaction; ginseng abuse syndrome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21VJXG038）

人参（Panax ginseng C. A.Mey.），有“仙草”“圣药”“百草之王”之称，其应用历史可追溯至2000 余年前。我国现存最早的本草典籍《神农本草经》将其列为“上品”，记有“味甘，微寒。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明目，开心益智，久服轻身延年”^[1] 的作用。

人参在历代医籍中多被认为大补之药，在补虚、保健及养生领域应用广泛。乍看之下，其似乎与中药之“毒性”毫无关系，然而，临床使用人参时，不良反应时有发生， 严重者甚至还会“中毒”而亡。对之，听起来似乎不可思议，但却是客观存在的，只不过常被忽视而已。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有“人参害人无过，巴豆救人无功”这样经典的医家箴言流传。

探讨人参是否有毒性，需从对中药毒性的理解出发进行分析。传统中医药理论强调“药以治病，因毒为能”，这里的“毒”，当理解为“偏”也，即认为药物的疗效与其偏性密不可分。民间所谓的“是药三分毒”之说，可以理解为药物都有一定的毒性（偏性），如果使用不当，均可导致不良反应。

在中药药性理论中，对中药毒性的认识有无毒和有毒之分，其中有毒又进一步细分为大毒与小毒。人参虽被列为上品，属无毒之品，但“无毒”不等于“无风险”，“大补”亦可能带来“大害”。因此，使用人参，并非唯有益而无害，若使用不当，也能导致不良反应。换言之，即便是如人参这样的大补之品，亦具有一定的毒性，关键在于是否合理用药以及用药是否得当，用好了就是无毒，用错了就是有毒。

关于人参的毒性，古代医药典籍多有记载，现代文献也有诸多不同报道。因此，有必要通过多维度的学术考证，厘清人参不良反应的历史脉络、理论内涵与当代认知，从而为安全使用人参提供理论支撑，亦为公众合理运用人参进行保健养生提供警示。

认识人参是否有害及其使用的安全性，需基于古今文献记载，从中药的毒性理论、人参的实际效用及其使用后的反应等方面进行考察、分析与总结。基于此，本文试从人参毒性的内涵相对性、历史认识演变、现代药理学说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以揭示其理论本质。

中医药理论对“毒性”的理解具有鲜明的辩证特征。《黄帝内经素问.五常政大论篇第七十》提出“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2]，强调毒性是药物的固有属性，关键在于秉持“以平为期”的用药原则。药物是否有毒以及毒性大小，与疗效密切相关，即无毒则难以起效，有毒方能生效，小毒有小效，大毒有大效。

毒性还具有明显的相对性特征。药物使用得当，便可显示其无毒的特性；而使用不当，则会显示出其有毒的一面^[3]。在公众的普遍认知中，人参似乎与毒性毫无关联，但本文所谓人参的“毒性”正体现这种相对性。例如，人参的甘温之性，对于气虚阳弱者而言，是恰到好处的补药；但对于阴虚火旺者，则如同火上浇油，成为毒药。很多古代医家已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并指出了当时对人参药性的一些错误认知观点。清代医家徐大椿在《医学源流论》书中有“人参论”，详细论述了人参的效用，并指出人参有毒与无毒的相对性，还详细分析了当时对待人参使用的一些社会现象，曰：“盖愚人之心，皆以价贵为良药，价贱为劣药。而常人之情。无不好补而恶攻。故服参而死，即使明知其误，然以为服人参而死，则医者之力已竭，而人子之心已尽，此命数使然，可以无恨矣。若服攻削之药而死，即使用药不误，病实难治，医者之罪，已不可胜诛矣。故人参者，乃医家邀功避罪之圣药也。”其后书中还有“用药如用兵”专论，谓“圣人之所以全民生也，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而毒药则以之攻邪。故虽甘草、人参，误用致害，皆毒药之类也”^[4]。其意则是“人参虽补，补不对证，即为毒剂。”这种以人参为例所体现出的因人、因时、因地制宜的用药观念，构成了中医药毒性理论的核心，即中药毒性的相对性。

《神农本草经》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将人参归入“上品”之列，称其“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这一论断需置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加以理解：一是“上品”分类依据在于药物的主治功效与养生价值，而非基于古今毒理学意义上的毒性分级标准；二是“无毒”强调的是在正确辨证、合理适量使用前提下所呈现出的相对安全性；三是“多服久服不伤人”是针对虚证患者进行长期调理而言的，并非适用于健康人群盲目进补的情况。

《神农本草经》中记载人参“无毒”，这一观点放在传统药理学说范畴内是有一定局限性的。自此后，古籍文献中陆续开始出现关于人参使用注意事项的记述。例如，南北朝时期的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提出人参“恶溲疏，反藜芦”，徐之才《药对》曰：“ 畏五灵脂， 恶皂角、黑豆，动紫石英。”^[5] 这些关于人参“恶”“畏”“反”的论述，即是中药“十八反”理论雏形。该理论在完善人参配伍禁忌的同时，也暗示人参并非绝对安全，在特定药物组合或病理状态下服用人参可能产生不良反应。

金元以降，医家对人参使用不当的危害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张元素在《医学启源》中指出：“人参，气温，味甘，治脾肺阳气不足，及肺气喘促，短气少气，补中缓中。”^[6] 该论述明确限定了人参的适用范围为“阳气不足”之证。明代张景岳在《景岳全书·本草正》中提出人参“凡虚而发热，虚而自汗，虚而眩运....... 虚而下血失气等症，是皆必不可缺者”，意为一切虚证皆可用人参。并曰人参为“退火之圣药”，但所退之火必为“虚火”，而非“实火”^[7]。明末王肯堂在其著作《医论》中，明确指出人参如使用不当则贻害无穷，其言：“近世用人参者，往往反有杀人之害，富贵之家，以此为补元气之妙药，其身欲壑太过，藉参补养，每见危殆者，乃不明当用不当用之过也，况杂入温补剂中，则尤谬矣。”^[8]

很多典籍从不同角度记载了人参可“助火壅滞”，即谓阴虚火盛、实热内结者使用人参，会助火生痰、壅滞气机，临床表现为烦躁、失眠、口干、便秘等症，并提出了诸多临床使用注意事项。例如，元代王好古《汤液本草》曰“肺受火邪，不宜用也”^[9] ；明代李梴《医学入门·本草》言“阴虚火嗽、吐血者慎用”^[10] ；清代贾所学在《药品化义》中对人参的禁忌症进行了系统的概括，谓：“脾胃实热，肺受火邪，喘嗽痰盛，阴虚劳怯，失血初起，胸膈痛闷，噎膈便结，有虫有积，皆不可用。”^[11]

以上历代医家与文献记载说明，人参并非绝对的无毒，也有其危害性的一面，明确其使用过程中不可误用与滥用。反言之，如果人参被误用或滥用，就可能产生毒性，进而成为具有毒性的中药，即呈现出人参“毒性”的一面。一系列本草典籍中所记载的人参使用注意与禁忌症，体现了古人对人参的不良反应有着深刻的洞察和认识。同时，这也说明在人参安全性认识与合理使用方面，相较于民间对人参的盲目青睐与滥用，医家更为理智和科学。

从现代药理视角审视， 人参的主要活性成分为人参皂苷（ginsenosides），该成分具有双向调节作用：小剂量可兴奋中枢神经系统，大剂量则发挥抑制作用；对血压的影响呈现先升后降的双相效应；对血糖的调节作用也存在升高和降低2 种可能性。这种药理特性的复杂性，使得人参疗效与毒性的边界极为模糊。中医药理论将这种转化机制概括为“药证相符则治，药证相悖则害”。当人参用于治疗气虚证时，其兴奋作用有助于改善疲劳状态、增强机体免疫功能；用于治疗实证、热证时，同样的兴奋作用却会导致烦躁、失眠、血压升高等“毒性”的临床表现。这种“证-效- 毒”的关联性，是理解人参安全性的关键。

现代医学将因长期、大量服用人参导致的非特异性症状群定义为人参滥用综合征^[12]，其主要临床表现为中枢神经兴奋和刺激症状，常见有心理变化，即处于兴奋状态、产生欣快感，或出现烦躁、焦急、不眠、神经质等表现，还伴有高血压、浮肿、食欲减退、性欲增强、晨起腹泻、皮疹、精神错乱等症状^[13]。其诊断标准包括：①每日服用人参剂量超过3 g，持续时间超过1 个月。②出现神经过敏、失眠、高血压、水肿、腹泻等症状。③排除其他器质性疾病。④停用人参后相关症状缓解。从中医药理论角度分析，人参滥用综合征的本质是气壅火郁。人参可大补元气，过量使用则会导致气机壅滞、郁而化火，进而形成“壮火食气”的恶性循环。这与朱丹溪《金匮钩玄》“气有余，便是火”^[14] 的论述高度契合，体现了古今医学在人参药性与“毒性”认识上的内在一致性。

人参的毒性，无论是古代医学记载，还是现代药理研究，均有相关理论与实证体现。由此可见，药物的有害与无害均具有相对性，不能仅因古籍中有无毒的记载，就认为其使用绝对安全无害。实际上，毒性才是人参药性的本质存在。深入认识人参的毒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是使用剂量与使用时间上需要有一个适宜的度，人参不可超剂量或长期使用，当然具体的度和量尚需进一步研究，且可能因人而异；二是应确定人参的适用人群和禁忌人群，实热证、血压未得到有效控制者、孕妇以及儿童需要慎用或禁用，这是非常明确的；三是在人参制品的产业发展过程中，不可夸大其疗效而掩盖其不良反应进行宣传，以免误导消费者；四是要科学宣传人参的养生作用，纠正“名贵即安全”“天然即无毒”等认知误区，树立“适度、适时、适人”的人参用药伦理观念。这不仅是医学问题，更是中医药在文化传承与现代性调适过程中面临的重要课题。

对人参“毒性”的探讨，是一个跨越古今、融汇中西的复杂议题。人参属于“低毒”或“实际无毒”的物质，但“无毒”并不等同于“无风险”。其安全性取决于三大关键因素：一是辨证准确性，即药证相符则安全，药证相悖则有害；二是剂量合理性，小剂量可起到调理作用，大剂量则可能致病；三是个体适应性，体质、年龄以及基础疾病等因素均可能会用药效果产生影响。唯有秉持“辨证施补、中病即止、因人而异”的用药原则，方能充分发挥人参的补益价值，规避其潜在风险，实现“药以治病，用之得当则为利，用之不当则为害”的古老智慧与现代科学的统一。

陈仁寿，博士，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药文献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专业方向：中医药文献与本草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