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发性肝细胞癌是全球癌症相关死亡的重要构成之一。中国是全球肝癌负担最重的国家，HCC病例约占全球的42%，每年新发病例约36.77万例，死亡病例约31.65万例，死亡人数和死亡率均位列我国恶性肿瘤第二位。

由于起病隐匿，多数HCC患者确诊时已至中晚期，失去了手术根治的机会，5年总生存率长期低于15%。在免疫治疗时代到来之前，以索拉非尼为代表的TKI单药一线标准方案的疗效有限，患者的中位总生存期（OS）普遍在11至14个月左右，且伴随较严重的不良反应。

因此，对于不可切除的晚期HCC患者，寻找一个疗效更优、耐受性更好的一线方案，一直是临床面临的重大挑战。

此次获批的“双免疫方案”采用了独特的STRIDE给药策略——仅在初次给药时联合使用一剂曲麦利尤单抗（CTLA-4单抗）加度伐利尤单抗（PD-L1单抗），随后仅进行度伐利尤单抗的单药维持治疗（每4周一次）。

与传统的连续双免疫给药相比，这种“有限疗程+固定间隔”的策略，激活了大量T细胞的扩增、启动持久抗肿瘤记忆的同时，极大降低了CTLA-4抑制剂因长期暴露带来的免疫相关毒性，实现了疗效与安全性的兼顾。

此外，曲麦利尤单抗独特的IgG2结构赋予了其更低的Fc效应功能，可减少抗体依赖的细胞介导的细胞毒性作用（ADCC）等Fc效应功能带来的额外毒性，同时还能重塑髓系细胞亚群比例，改善被抑制的肿瘤微环境。两者联合协同发挥“解除刹车”效应，从不同阶段精准活化免疫系统对肝癌细胞的攻击能力。

本次获批主要基于全球III期HIMALAYA研究的积极结果及其中国队列分析。

在HIMALAYA全球研究（共纳入1324例不可切除HCC患者）中，与索拉非尼单药组相比，STRIDE方案将患者的死亡风险显著降低了22%（HR=0.78；p=0.0035），STRIDE联合治疗组的中位总生存期（OS）为16.4个月，而索拉非尼组仅为13.8个月。

在中国队列亚组的分析中，STRIDE方案更是展现出了远超全球人群的惊艳获益——联合治疗组中位OS达到25.3个月，较索拉非尼对照组（14.1个月）大幅延长超过11个月，死亡风险降低高达40%（HR=0.60），3年OS率达40.6%，约为索拉非尼组的两倍。

HIMALAYA研究目前仍是唯一报告5年和6年随访结果的III期注册研究，双免生存拖尾效应显著。

安全性方面，STRIDE方案组与度伐利尤单抗单药组的三级及以上治疗相关不良事件（TRAE）发生率分别为24.1%和12.4%，显著低于索拉非尼组的40.2%，未产生叠加毒性。

在中国晚期HCC的一线免疫治疗版图上，“PD-1/L1+CTLA-4”的双免通路与“PD-1/L1+抗VEGF”的免疫靶向策略形成了良性竞争。

近年来，以信迪利单抗联合贝伐珠单抗、卡瑞利珠单抗联合阿帕替尼为代表的“免疫+抗血管”方案已获得显著应用并进入医保。在双免赛道，BMS的纳武利尤单抗联合伊匹木单抗（O+Y方案）也已于2026年初被新版《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纳入，与阿斯利康的“度伐利尤单抗+曲麦利尤单抗”构成双免领域的两大支柱。

此外，PD-1/CTLA-4双抗（如康方生物卡度尼利、齐鲁制药QL1706等）亦在HCC一线治疗的临床研究中相继发力，显示出降低联合毒性的潜力。尽管如此，在仅有一次启动给药即可实现长期生存获益的设计上，STRIDE方案在降低治疗强度和管理毒性方面仍保持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临床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