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和跨国药企BD聊了聊：中国资产凭什么越来越贵？

杨淞、刘芝茜、石慧玲 | 采访、撰文

王晨 | 编辑

在接触到几位MNC的BD高管之前，仅从已有的数据来看，跨国药企来中国买资产，已经成为常态。

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创新药跨境授权交易总额达到600亿美元，同比增长73%。

这一轮热度有清晰的前序。2025年，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达到157笔，总金额约1357亿美元，较2024年的94笔、519亿美元大幅跃升。

在和他们接触之后，了解到还有很多没有浮出水面、依旧在进行中的交易。

交易数字越来越大，问题反而变得更具体：MNC到底在中国买什么？

一个同样的答案，是速度和性价比。中国临床推进快，研发成本低，资产价格相比欧美同类项目仍有吸引力。但这只能解释为什么MNC愿意看中国项目，不能解释为什么它们愿意为部分中国资产支付越来越高的首付款。

真正发生变化的是中国资产在MNC内部的角色。

过去，中国更多被视为成熟产品市场、低成本研发外包地，或者工程化资产的供应池。现在，在ADC、双抗、T cell engager、小核酸、蛋白降解、代谢疾病等方向上，中国公司正在进入MNC全球管线补位的核心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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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先说了算

理解MNC如何做BD决策，首先要回到谈判桌的另一端。

一位曾长期参与大型药企BD和交易谈判、目前在美国从事早期投资的人士告诉深蓝观，早期BD会议本质上是科学家之间的对话。

“大家坐在一起研究图表和数据，判断这是否是一个好机会。如果在尽职调查中发现问题，举起红牌终止交易的将是这些科学家。”

MNC当然会看市场规模、定价空间、竞争格局，但在最初筛选阶段，这些商业信息通常排在科学评估之后。真正决定项目能不能继续往前走的，是作用机制的生物学逻辑是否自洽，临床前和临床数据是否稳健，安全性特征是否足够干净。

这位人士说，安全红旗往往是大药企终止交易的第一大原因。比如早期人类数据或动物数据提示可能导致QT间期延长，或者影响肝酶指标。第二类常见原因，则是缺乏显著疗效或差异化证据。

中国biotech准备出海材料时，优先级其实很清楚：GLP毒理学研究、动物体内机制验证、安全性数据、PK/PD数据，一项都不能缺。

“大药企知道怎么卖这款药，他们会自己算账，”他说，“初创公司真正需要做到的，是说服大型药企里的科学家。”

商业故事可以帮项目获得注意力，但真正让MNC继续坐在谈判桌前的，仍然是数据包。

通过科学评审之后，还有一道更隐性的门槛：数据可信度。

一位曾在大型药企BD部门工作的人士说，中国初创公司的一大优势是动作快，“但这就会引起对质量控制的担忧：他们招募患者这么快，有没有可能数据脱盲了？在进入临床阶段之前，有没有遵循GLP？有没有进行正确的实验，生成完整的数据包？”

这种担忧有时会被放大。许多中国临床试验由曾在美国或欧洲参与全球试验的海归科学家负责，他们熟悉监管规则，也理解全球注册要求。但在跨国药企内部，信任建立本来就是一个缓慢过程。

信达生物与礼来联合申报信迪利单抗的案例，曾经让这种顾虑被公开化。2022年，FDA肿瘤药物咨询委员会以14:1的投票结果，支持FDA要求补充能够反映美国患者和美国医疗实践的临床试验。关键争议之一，正是支持性试验完全在中国进行，入组患者100%为亚裔。

过去几年，情况也在发生变化。康方生物/Summit的依沃西提供了一个新的参照：这款PD-1/VEGF双抗在中国HARMONi-2三期试验中头对头挑战Keytruda；其在美国获FDA受理的BLA，支持数据来自全球III期HARMONi研究，适应症为EGFR突变NSCLC经TKI治疗后进展，PDUFA日期定于2026年11月14日。

数据来源本身并不会天然决定成败。试验设计、患者代表性和全球注册路径是更关键的变量。

政治因素让这一问题变得更复杂。2026年4月，美国众议院拨款委员会提出，限制FDA在IND申请中接受来自中国等“受覆盖国家”的临床试验数据。但这仍处于立法和预算程序早期，并不等于已经落地为正式法律。

中国临床数据面对的是一套正在分化的全球监管环境。这会影响MNC怎么设计交易、怎么安排全球开发，也会影响它们愿意为一个中国资产支付多少确定性对价。

一位大型MNC药企BD人士认为，阿斯利康、GSK、诺华等欧洲药企在收购中国乃至全球初创企业方面都非常活跃。相比之下，美国公司面对的政治审查压力更大。

日本药企历史上更保守，也更依赖与美国公司的合作，但这一格局正在松动。安斯泰来近期从中国公司引进一款CLDN18.2 ADC资产，适应症覆盖包括胃癌在内的实体瘤，被视为日本药企加速转向的信号。

跨过科学与信任的门槛之后，才进入真正的采购问题：MNC具体想要什么？

一位日本药企BD负责人告诉深蓝观，他们希望向中国生物科技公司传递更清晰的信号：公司正在关注下一代ADC、T cell engagers，以及更早期研究阶段的技术，包括新型siRNA递送方式、改善蛋白聚集或蛋白降解机制的技术。

这张技术清单背后，是MNC自身的管线缺口。

ADC已经被DS-8201等产品验证了商业化上限，但下一代ADC仍然要解决靶点选择、linker-payload设计、耐药和安全性等问题。T cell engagers代表肿瘤免疫治疗的下一代范式，但实体瘤突破仍是行业难题。siRNA递送和蛋白降解则更接近平台型能力，一旦突破，价值可以复制到多个适应症。

MNC采购中国资产，本质上是在为自己的全球管线缺口找答案。

这个逻辑也解释了为什么MNC并不只盯着“最热赛道”。它们关心的是一个方向是否能补足自身管线，是否能带来可验证的差异化，是否能在后续全球开发中承接更大的投入。

这位日本药企BD负责人对“fast follow”这个标签并不认同。在他看来，这个说法已经被过度使用了，在很多年前就已经不太准确。中国已经出现了许多令人兴奋的first-in-class创新。

但他同时提醒，first-in-class之间的生物学基础并不相同。一些项目确实基于扎实的生物学逻辑；也有一些项目，是因为尝试新东西的门槛和成本较低，团队得以更快推进到早期研究或临床阶段。

过去，MNC可能因为中国资产“足够快、足够便宜”而愿意下注。现在，当资产价格变高、竞争者变多，MNC会更在意新颖性背后的生物学逻辑是否成立。

治疗领域的轮动也在重塑MNC采购偏好。

一位大型药企BD人士说，肿瘤学长期占据BD活动的大约一半，但过去几十年肿瘤领域投入太多，疗效门槛不断升高，药企开始把目光转向其他风险收益更合适的治疗领域。

罕见病是其中一个方向。它在部分适应症上具备相对明确的监管路径和较高定价空间，竞争强度也不像热门肿瘤靶点那样拥挤。

肥胖症则是另一个例子。2026年1月，阿斯利康以12亿美元首付款、总潜在金额185亿美元，拿下石药集团8个减重和2型糖尿病项目的海外权益。GLP-1核心产品的专利悬崖并不集中在一个时间点，但围绕下一代机制、给药方式和复方方案的竞争已经提前展开。

PD-1/VEGF双抗的交易进程表明：当一个方向从先行者赌注变成行业共识，后入局的MNC会用更高首付款和更大交易规模追赶。

2026年1月，AbbVie以6.5亿美元首付款、最高56亿美元总额，拿下荣昌生物PD-1/VEGF双抗RC148的大中华区以外权益。在此之前，围绕PD-1/VEGF或PD-L1/VEGF双抗，Summit/Akeso、默沙东/礼新医药、辉瑞/三生制药、BMS/BioNTech-Biotheus等交易已经先后落地，资产源头多来自中国公司，潜在总金额合计超过200亿美元。

对中国biotech来说，这既是机会，也是压力。

当一个方向被验证后，进入同一赛道的项目会越来越多，疗效门槛、差异化门槛和交易门槛也会同步抬高。

“公司也会转向新的治疗领域，这就像一个周期在循环。”

因此，在竞争已经高度饱和的肿瘤适应症中继续扎堆，并不一定是通往MNC谈判桌的最短路径。

中国速度是所有受访者都绕不开的话题。

前述日本药企BD负责人把它形容为医药行业的“DeepSeek时刻”。在他看来，中国药物研发效率的变化，正在提醒美国，甚至更大程度上提醒欧洲：过去的工作方式已经不够了，整个行业必须思考如何变得更高效、更有竞争力。

他认为，这种效率的价值主要体现在研发管线早期。开发一款成功药物大约需要15亿美元和10年时间。如果能缩短从药物发现到IND申报的阶段，就可以在管线最早期、最宽的部分更快迭代，更早识别有前景的机制。

但一位有BD背景、目前在美国做早期投资的人士，对“速度”这个卖点有更审慎的理解。

“如果你的价值主张仅仅是我们在最早期的发现阶段能快6个月，这不是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卖点，”他说，“因为大头资金都是在后期投入的，你的三期临床可能就要耗费4年。”

两种判断并不矛盾。前者强调速度在早期筛选中的系统价值，后者提醒速度不能替代后期数据质量。

真正的问题是：速度有没有带来更好的资产？

在这位早期投资人士看来，速度真正有意义的地方有两个：更快的试验循环周期，以及对化学空间更广泛的采样。前者意味着测试、反馈、预测、再测试；后者意味着以更聪明的方式遍历庞大的分子空间。

速度的价值，在于提高产生更好资产的概率。

这也决定了中国biotech在全球分工中的位置。

这位早期投资人士认为，中国生物科技生态最擅长的是大规模工程化执行。通过药明康德等机构，中国公司可以开展更多实验，科学家水平高，速度快，执行力和工程化导向都很强。

但在创意孵化、风险资本承担以及对美国市场的商业化理解方面，美国生态仍有结构性优势。他预计，下一个颠覆性新疗法仍有较大概率出自美国或欧洲，更多早期明星项目也会来自欧美。

这描绘出一种现实的全球分工：创意和早期孵化在美国，科学研发的工业化与规模化在中国，商业化基础设施在欧美建立。

不过，这种分工未必会长期固定。

另一位大型药企BD人士提出了一个更长期的问题：中国制药企业不会永远满足于把管线资产卖给MNC，它们最终会希望自己成为跨国大药企。

这条路，日本药企走过。武田、第一三共、安斯泰来，从深耕本土起步，逐渐扩展到亚洲，最终演变为全球性企业。这个过程用了二三十年，也伴随大量失败的海外并购和文化磨合。

中国药企如果要走同样的路，时间表可能不会更短。但相比当年的日本药企，中国公司的资本、人才和管线基础已经更厚。

百济神州是目前最清晰的样本。2026年2月，百济发布2025年全年财报：旗下BTK抑制剂Brukinsa全球销售39亿美元，同比增长49%，并给出2026年全年总收入62亿至64亿美元的指引。

从北京的研发团队，到新泽西的生产基地，再到覆盖全球的销售网络，百济用15年走出了另一种答案。

前述大型药企BD人士判断，未来会看到越来越多中国药企亲自去美国设立商业团队卖药。原因很简单：如果不能在最赚钱的市场取得商业化成功，制药商业模式就很难真正成立。

今天MNC采购清单描述的是中国biotech作为资产供应方的当下处境。但供应商和竞争者之间的边界一直在移动。今天MNC在中国买资产，明天中国药企也可能在全球市场和MNC正面竞争。

“归根结底，大药企根本不在乎创新的来源地在哪里。他们只想要最优质的管线资产和最前沿的科学，实现利润最大化。只要中国生物科技公司的资产质量好，这种业务联系就永远不会断。”

这句话听起来像是对中国资产的肯定，也像是一种提醒。

MNC采购清单只是一个过渡阶段。中国创新药真正的重定价，发生在中国速度开始稳定地产生全球质量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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