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事，不是“你看不见”，就不存在 | 自然职场

原文作者：Lesley Evans Ogden 

原文以It’s not wokeness — it’s human rights标题发表在2024年9月24日《自然》的职业Q&A版块上

大约十年前，她被邀请参加一项“隐性联想测试”。测试结果显示，她倾向于将正面事物与“白人”联系，将负面事物与“黑人”联系，而且倾向程度为中度到强烈。这个结果对她打击很大，促使她深入阅读关于歧视与偏见的社会科学文献，也成为了她投身公平倡议工作的转折点。 

如今，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从事黑寡妇蜘蛛（Latrodectus）繁殖行为研究的同时，她还是加拿大黑人科学家网络的联合创始人及前任主席，也是“多伦多多元与卓越倡议”（TIDE）的发起人和共同主席。这是一个跨学科的服务型组织，致力于推动该校（加拿大最大的大学）实现公平与包容。她所在的这些组织也积极与加拿大议会、相关机构及高校工作人员合作，推动持续性的结构性改变。去年12月，加拿大科学政策中心（一个非营利组织）授予她“开拓者奖”，以表彰她在公平倡议方面的杰出领导力。Andrade近期接受《自然》专访，分享了她在公平事业中的所思所行。 

是什么热情驱使你投身科学研究？ 

我一直是个很好奇的人。动物感知环境信息并据此调整行为的方式非常复杂。我喜欢那种通过搜集信息来预测自然系统运行方式的感觉。我可能有点“控制狂”，因为一个可以预测结果的庞大方程式对我来说非常有吸引力。 

我最热爱的领域是生态、演化和行为，以及这几个学科之间的交叉。为了做黑寡妇蜘蛛的交配实验，我的实验室通常会同时饲养大约5万只蜘蛛。它们的交配过程风险极高，有时会持续几个小时。我们甚至见过雄性为了争夺雌性的注意而拼死搏斗——这种行为在自然界其实并不多见。 

谁对你的影响最大？为什么？ 

我在不同阶段都有一些关键的导师。在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读本科时，我很幸运地遇到了著名的行为生态学家Larry Dill。他教生物入门课，每节课一开始都会讲一个研究故事，后来我也在他的实验室工作。申请研究生的时候，他给了我很大帮助。他甚至把为我写的推荐信拿给我看，其中写道，我最大的缺点是“不知道自己有多优秀，或者说不知道自己能有多优秀”。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直觉上察觉到我有“冒名顶替综合征”的感受，还是他意识到了在这个学术圈里，作为“少数类型”的人会经历什么。但他愿意把这番话告诉我，对我来说意义非常深远。 

为什么多元化、公平、包容和反种族主义工作对你如此重要？ 

我有孩子。年轻的时候，我并不理解自己在学术生涯中经历的很多事情其实是不公平、有偏见，或者不合适的。后来我才逐渐明白。当你经历歧视或偏见时，你总能找到理由把问题归咎于自己。但我常跟非边缘群体的人说：如果你只是抽出一根线头，却不看清它所处的整张织锦，那你就是问题的一部分。那些有才华却不断遭遇“微冒犯”的人，会被一点点击垮，他们会开始觉得自己不够好，最终选择离开——而他们的创新也随之流失。

你是如何应对个人和职业生活中的种族主义或歧视的？ 

我主要会和家人、朋友以及职场中的盟友倾诉。他们可能会说：“是啊，这不该发生，真的很抱歉你遇到了这种事。”又或者在开会时有人站出来说：“哦，我觉得她刚才其实就是这么说的。”有时候这种回应能缓解现场的氛围。 

说实话，我应对这一切的方式很大一部分来自我骨子里的“书呆子气”。盯着脚下和蜘蛛看，很多负面评价就从我耳边溜过去了，或者我压根就不关心。过去是这样，直到我开始把所有经历串联起来，我才明白它们意味着什么。 

现在，除了研究之外，我还在做“知识转化”的工作，也就是向他人解释社会科学文献中对偏见和包容性的研究发现，说明在学术界该如何改善我们评估人才的方式。 

我发现，仅仅靠“偏见相关的数据”并不能说服多少科学家，因为他们不会把“偏见”跟自己联系起来。这是我们人类的一个倾向——我们不愿意承认自己所处的系统是有缺陷的。所以我现在的工作之一，就是找到那些“想要行动但不知道该怎么做”的人，帮助他们制定解决方案和策略。 

种族主义和歧视确实会对你造成影响。但如果你无法把它们放下，那你就无法往前走，或者你会一直处于愤怒中。说实话，最近我确实经常感到愤怒。只是我比较擅长把它隐藏起来。 

加拿大黑人科学家联盟在2020年起步时，只有20个人在线上开会。现在，这个网络已经扩展到1000多名成员，其中很多是年轻的科研人员。我们正在建立一些合作项目，帮助大家找工作（包括政府部门的工作），也鼓励雇主积极雇佣黑人员工。 

2022年，加拿大的几个政府科研资助机构推出了面向黑人学者的奖学金项目，涵盖本科、研究生和博士后阶段，并就如何有效推进这项工作向我们征求意见。我们帮助他们回答了有关“身份认定”和“如何定义‘黑人’”的问题——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话题。 

我们还参与了一项成功的科研资助申请，确保黑人加拿大人能够被纳入一项精准医疗的基因组数据库；也参与了关于黑人成人死亡率不平等的研究；并与加拿大女性科学技术协会合作，向年轻黑人提供科学领导力、科普传播和政策制定方面的培训。 

很多年轻人对我说：“我快要坚持不下去了。我是校园里唯一的黑人，是系里唯一的黑人，在学术会议上我从没见过和我长得相似的人。”即使周围的人都支持你，这种“时刻被看见”的感觉本身就是一种消耗，再加上没有榜样做出成功的示范，真的很难。 

听到这样的反馈，知道我们鼓舞了他们继续坚持下去——这就是我做这些事最大的回报。 

通过“多伦多大学多元共融倡议”（TIDE），已有数千名来自多伦多大学的员工和外部合作者参加过我们的多元包容讲座、观看我们的线上课程。现在这些课程也已经被整合进了学校的线上培训系统，成为员工职业发展的一部分——大学里的各个部门还要求所有参与招聘委员会的成员必须完成这项培训。这个结果让人感觉非常好。 

我遇到过很多白人，特别是白人男性，他们会走过来跟我说：“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种讲座，没有觉得自己在被指责，而是被鼓励着来探讨这些问题。” 

我想这主要是因为，我的方法是聚焦在专业行为和合理决策上。这对个人有益，对机构也有益——前提是我们要理解偏见可能出现在哪里，又该如何去减少它的影响。 

我并不关注“心灵震撼”或是“制造愧疚感”。我关注的是行动，并为人们提供实际支持，让他们有能力去改变不公平的结果。 

最重要的是，我会和大家分享我做隐性偏见测试的经历。我会告诉他们，测试结果并不意味着我是一个种族主义者，而是说明我的思维也受到了我们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刻板印象的影响。我通常会在演讲一开始就讲这件事，这样能明显缓解现场的紧张氛围。我的核心信息是：这些问题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我们要一起警觉、一起努力，争取更公平的结果。 

这一点非常关键。因为如果不能吸引主流群体，我们什么都做不成。 

这其实与“觉醒主义”毫无关系。这是人权问题，是专业行为、理性决策的问题，是不让那些受刻板印象影响的冲动决定影响我们的工资和科学研究。忽视多样性、公平性和包容性这些理念将带来严重后果，因为一旦你忽视这些问题，你就再也无法清晰地看见人才真正所在之处。 

我会阅读或者听末日题材的小说来让大脑“断电”。我喜欢那种剧情紧凑、有动作感的故事。我在校园里散步时，耳机里通常放的是这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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