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禁渔，能否拯救长江？| NSR News

图1 武汉鹦鹉洲长江大桥。Shutterstock-1707805966-QQQQQQQT.

2025年秋，一位大爷在江边钓鱼。这条江是中国、亚洲第一大河，全球第三长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忽然，远处传来嗡嗡声，大爷抬起头，看到一架无人机正由远及近飞来，最后停在他头顶，开始喊话：“这里是长江岸线禁渔管控区域，您的行为已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请立即停止。”大爷收起渔具，无人机开始返航。

2021年1月1日起，中国正式启动“长江十年禁渔计划”，十年内在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止天然渔业资源的生产性捕捞。截至2023年，退捕上岸渔船达11.1万艘，涉及渔民23.1万人。截至2025年三季度末，其中14.2万名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退捕渔民已全部转产就业，符合参保条件的22万名退捕渔民全部参加养老保险，并已有6万名开始领取养老金。

长江十年禁渔时间跨度长、覆盖范围广，由农业农村部会同相关各部门，涉及沿江15省（直辖市）协同配合。除了人力、物力、科技力量的持续大量投入，更需要科学设计和科学管理。

以“休闲垂钓”为例，各地对此也并非一禁了之。重庆市等多地区发布《禁捕水域休闲垂钓管理办法》，规定在禁钓区、禁钓期之外可以进行休闲垂钓，同对对允许使用的垂钓工具、垂钓方法，以及钓获物的种类、数量、大小等进行了严格的限定，以保证“休闲垂钓”仅以休闲为目的，不能用于盈利，也不会对生态环境带来显著破坏。

2026年2月，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湖南科技大学等单位合作在Science发表文章 [1]，基于2018至2023年长江干流57个江段的连续监测数据，系统评估了长江禁渔实施初期的生态响应。研究结果显示，禁渔以来，长江中的大鱼越来越多、物种多样性水平有所回升、珍稀和特有物种种群的保护和恢复也颇有成效。

论文通讯作者陈宇顺教授在接受NSR采访时说：“十年禁渔计划的初期成绩还是非常令人兴奋的。各项指标的回升都和我们的预期基本一致。鳤等珍稀物种在‘消失’多年后又重新出现，这是意料之外的惊喜，非常振奋人心。”

值得指出的是，十年禁渔并不是一个孤立的计划，而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提出的“长江大保护”中的重要一环，也是过去十余年中“美丽中国建设”的一个具体案例。

图2 金沙鲈鲤（学名：Percocypris pingi），长江上游金沙江干支流特有鱼类，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十年禁渔”全面启动后，其种群恢复成效显著。供图：庄平。

长江发源于青藏高原上的唐古拉山脉，一路向东流经中国十余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最后注入东海，全长近6400千米，是全球第三长河，仅次于非洲的尼罗河和南美洲的亚马逊河。长江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其流域面积达180万平方千米，约占中国陆地总面积的五分之一。

长江为中华民族提供了多种资源：丰沛的水资源滋养了农业和工业；长达2800余千米的“黄金航道”贯穿东西；大大小小的水利工程提供着源源不断的电力；与此同时，长江中的四百余种淡水鱼类，尤其是四大家鱼等多种大型鱼类，也是百姓餐桌上重要的蛋白质来源。

然而随着过去几十年中国人口的爆发式增长，人类对长江水生生物的捕捞强度迅速超过了生态系统的自然恢复能力。从1954年有明确记录开始，长江的渔业捕捞量就在逐步下降，并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快速下降。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危起伟研究员在接受NSR采访时说：“渔业捕捞过度是长江渔业资源衰退的最主要原因。我带领学生在2007年和2013年左右，先后两轮开展长江干流渔民的问卷调查，结果发现专业渔民已经不多了，2013年在葛洲坝下到长江口只调查收集到了100个专业渔民的问卷。问卷结果显示长江干流多数地方已经捕捞不到鱼了，很多专业渔民难以维持生计。”

中国水产科学院东海水产研究所庄平研究员也告诉NSR：“到2021年禁渔之前，有些资源已经到了枯竭、崩溃的状态，有些物种已经永远的消失了。这与人类的不当开发利用有直接关系。”

庄平指出，河流水生生物资源的衰退有多重原因，其中最主要的有五点：一是过度资源利用（如过度捕捞）；二是栖息生境的破坏；三是水域环境的污染；四是全球气候变化；五是外来物种入侵。

对于长江流域来说，这五点因素同时存在，因此要扭转长江水生生物资源消退的状况，也必须从多个方面共同努力。其中，长江十年禁渔直接针对其中的第一个原因——过度捕捞。

长江的区域性、季节性禁渔政策由来已久。最初是为了挽救因水电站修建而无法完成洄游，因此濒临灭绝的鲥鱼，在部分江段实施季节性禁渔。从2002年起，长江开始试行春季禁渔制度，并逐渐由3个月延长至4个月。

2008年在上海召开的长江生物资源保护论坛上，由曹文宣院士（1934年出生，中国鱼类生态学与资源保护研究的开拓者之一）牵头、17名院士联合倡议开展长江十年休渔政策。然而这一倡议并没有马上得到支持，而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质疑和忽视。直到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做出长江“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指示，才终于迎来转机。2018年，长江上游支流赤水河等河段率先开始全面禁渔，并最终在2021年，长江十年禁渔计划正式实施。

陈宇顺等的Science文章基于2018-2023年的系统性野外生态监测数据，首次科学证实长江全面禁渔政策有效遏制了鱼类资源长达70年的长期衰退趋势。‌长江中的‌鱼类生物量（总重量）、物种多样性、鱼类肥满度等核心指标显著改善，大型鱼类生物量大幅增加，部分濒危鱼类种群数量呈现初期恢复趋势。

改变不只呈现在数据中，长江大型水生生物的恢复肉眼可见：垂钓者开始钓到十几斤、几十斤重的大鱼，江豚跃出水面的场景也开始被许多人拍摄到。

‌‌禁渔后长江中的鱼明显变大了、增重了，但鱼的总数量还没有显著增长。其主要原因在于长江中的大型鱼类通常需要3-5年时间才能达到性成熟，而目前的禁渔时间还不足以支持其繁殖和种群数量恢复。陈宇顺说：“目前还处于初期恢复阶段。未来大鱼可能会变得更大，总数量在短期内应该不会马上攀升，需要经历一个生态系统的动态过程。总体来看，禁渔后只要其它压力因子得到有效的控制，大多数水生生物的种群的恢复趋势是可以预测的，而且应该也是正向的。

长江中最受人关注的“明星物种”莫过于江豚和中华鲟，但禁渔政策对他们种群恢复的作用却截然不同。

江豚数量已明显回升。20世纪90年代长江江豚的种群数量约为2700头，至2017年下降到1012头。十年禁渔实施后，2022年江豚种群数量首次止跌回升，达到1249头，至2025年已稳步恢复到1426头，在长江武汉段、南京段等多处水域江豚戏水的景象已经重现 [2]。

图3 长江江豚，2006年摄于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Huangdan2060. CC-BY-3.0.

与此形成显著对比的是，中华鲟的野生群体恢复仍然未见端倪。庄平说：“这其中的原因在于二者种群濒危的原因不同。江豚濒危的主要原因是过度渔业资源捕捞导致江豚食物匮乏，因此禁渔后它们也就成为了最直接的受益者。而中华鲟濒危的主要原因是栖息生境的破坏，尤其是水利工程等因素使其产卵场的丧失，禁渔无法直接解决这一主要矛盾。”

中华鲟是江海洄游性的大型肉食性鱼类，它们出生在长江里，巡游到东海中长大，性成熟后又溯长江而上，到距离长江口3000多千米的金沙江流域产卵繁殖。

1981年，距离长江口1760千米的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正式合龙，切断了中华鲟、白鲟等物种的溯江繁殖之路。白鲟从此后再无自然繁殖，并于2019年被正式宣布灭绝。中华鲟相对幸运，它们在葛洲坝下游找到了一小片新的产卵场，并在1982到2013年间延续了小规模的自然繁殖。然而从2013年开始，由于水文生态条件改变，中华鲟的最后一片自然产卵场也丧失了。到今年，它们已经连续第九年没有自然繁殖。

人工繁育并向长江放流中华鲟幼体的尝试已持续进行了四十余年，2025年的放流规模达105万尾。危起伟说：“在2020年之前，我认为禁渔开始以后，至少每年回到葛洲坝下的中华鲟产卵群体的数量能够上升一些。但是目前并没有明显的回升，这说明海洋中的中华鲟储备库没有因长江十年禁渔而明显改善。中华鲟的野生群体恢复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他认为，要挽救中华鲟，除了禁渔和持续放流，还需要多方面的工作，包括尝试重建其产卵场，以及对东海与黄渤海大陆架水域的人工捕捞进行管控等。

庄平认可中华鲟自然种群恢复的难度，他说：“如果不采取一些超常规的手段和颠覆性的技术措施，中华鲟的产卵场恐怕永远难以恢复。中华鲟不是不能被拯救，但是要拯救它们，人类需要牺牲一部分已经获得的水电、航运、城市照明等相关利益，才可能将已经丢失的生态环境还给它们一些。”

尽管困难重重，危起伟还是相信：“中华鲟人工群体的火种还在。在中国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中华鲟一定会像朱鹮和麋鹿一样，最终恢复自然种群——尽管其难度不可同日而语。”

图4 中华鲟。(a)野生中华鲟，危起伟2015年拍摄于北京海洋馆（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中华鲟合作科研项目）。(b) 人工养殖的F1代中华鲟，危起伟2019年11月拍摄于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荆州实验基地长江楼。(c) 即将放流进入长江的养殖中华鲟幼体。供图：危起伟。

长江十年禁渔中期评估专家组组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桂建芳院士在接受NSR采访时说：“长江十年禁渔这样大规模、全流域的禁渔，可以说是中国的一个创举，也应当可以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典范。”

长江全流域都在中国境内，上下游各省能够服从中央命令，牺牲各自经济利益实行全面禁渔。这是欧洲的莱茵河、多瑙河等国际河流难以做到的。而对于全部属于美国的密西西比河，由于美国人较少吃淡水鱼，所以密西西比河上只有零星的商业捕捞和休闲垂钓，基本不存在过度捕捞问题，也就不需要禁渔措施。

关于十年禁渔的后半段，以及2030年以后的“长江大保护”，桂建芳说：“首先是要统一思想，把禁渔计划坚定地完成好。生态恢复需要长期坚持。在未来几年中，我们希望有更多专家共同做好进一步的监测和评估，为2030年以后的计划提供数据支持。”

十年禁渔结束后，很可能长江的部分水域将会恢复渔业属性，另一部分水域则继续全年禁捕。具体措施的制定还需要时间。

禁渔只是“长江大保护”的一个方面，未来更需要的是对长江生态环境的全面保护与恢复。过去几年中，长江流域的自然岸线恢复、沿岸化工厂治理等工作已在持续进行。陈宇顺说：“除了做好禁捕，还要管控好其它的压力因子，包括水质、航运、岸带开发及工农业活动、生境破坏、采砂等。”

大河生态系统的管理是一个国际性难题。世界范围内，几乎所有大河都经历过严重污染、生态系统破坏的局面。欧洲和美国的发展早于中国，也比中国更早面临这一挑战、更早开展保护措施。因此在河流生态系统恢复方面，中国可以借鉴欧美的一些做法，包括严控工业排放、岸线“再自然化”、清除废弃大坝以恢复河流连通性等。

长江上游有一百多个长江独有的物种。庄平说：“它们虽然不像江豚、中华鲟那样受人关注，但是在生态系统中，每一个物种都同样重要。长江是世界生物多样性的宝库，长江中的每一个特有物种都有它存在的价值，都需要保护。”对于这些物种，危起伟认为有必要对其种群状态逐一核实，并逐一制定保护措施、挽救其濒危状态。

展望未来，庄平说：“鳤鱼的归来是一个奇迹。我的期望是能看到更多这样的奇迹，看到更多已经消失的物种重新出现在长江。”

【参考资料】

[1] Xiong F, Li Z, Brosse S et al. Science 2026; 391: 719-23.

[2] 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长江十年禁渔中期评估成果和五年来阶段性成效. 

http://www.scio.gov.cn/live/2026/37984/tw/index.html

【本文是NSR News Report “Will the 10-Year Fishing Ban save the Yangtze River?”的中文版本。英文版见：https://doi.org/10.1093/nsr/nwag2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