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文摘 | 从源头到终端：食品微塑料污染的“渗透-响应”与全链条治理

陆维福.从源头到终端：食品微塑料污染的“渗透-响应”与全链条治理[J].中国食品药品监管,2026(5):90-99.

陆维福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创新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

LU Wei-fu

Research Center for Science,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塑料污染作为一种典型的“慢暴力（slow violence）”过程，其危害并非以突发性、戏剧性的方式呈现，而是以一种隐匿、累积和延迟的形态，对人类健康构成日益严峻且尚未被充分认识的系统性威胁。相关研究报告指出，环境中广泛存在的微塑料所带来的健康相关外部性成本，每年全球不低于1.5 万亿美元，这一数字随着塑料产量的攀升仍在持续扩大，凸显了传统经济核算模式在生态健康风险面前的失灵。这种外部性成本不仅包括直接的医疗开支，更涵盖了因疾病导致的生产力损失、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退化以及对未来世代健康的潜在损害，是一种典型的“代际不公平”。

一项发表在《自然医学》（Nature Medicine） 上的突破性研究，通过系统的样本分析证实，微塑料（<5 mm） 与纳米塑料（<0.1 μm）作为一种外源性应激原，已广泛渗透至人类大脑、肝脏、肾脏等器官。该研究估算，一个老年人脑组织中累积的微塑料平均重量可达7 mg，其生物累积性所带来的长期效应，为神经退行性疾病的环境病因学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这项研究如同一记警钟，提示微塑料污染已从一种宏观的环境问题，演变为一场微观的、深入人体内部的公共健康危机。

从新生儿利用塑料奶瓶吃的第一口配方奶，到老年人日常饮食中的外卖餐盒，微塑料已完成从环境介质到生命体内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它不再仅是外源性污染物，更成为一个贯穿人类生命全周期的内源性“常量”参与者，持续挑战着机体的生物屏障与稳态维持能力。人们正生活在一个被“塑化”的时代，而理解这一污染物的全程路径与治理逻辑，已成为保障人类健康的必然要求。为此，本研究系统探讨了食品微塑料污染从环境到人体的全程路径、健康风险，并提出治理策略，以期对监管工作有所助益。

微塑料与纳米塑料，这些粒径小于5 mm 的合成聚合物颗粒，已被环境科学界定义为“无处不在的污染物”。其环境行为遵循“源- 汇”模式，从非生命环境到全球食品供应链的“逆向生物放大（reverse biomagnification）”过程^[1]。这种“逆向生物放大”效应与传统食物链中的毒素富集不同，它指的是微塑料从水、土壤和空气等非生命环境介质，直接或间接地进入作为食物链底层或中层的生物体（如浮游生物、贝类），进而向高级消费者（包括人类）输送的过程，其核心在于跨越了环境与生命体之间的界限。

全球塑料产量的增长轨迹呈现出典型的“杰文斯悖论（Jevons Paradox）” 特征， 即随着技术进步带来的资源利用效率提升，总消费量不降反增。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UNEP）的数据，全球塑料年产量已从1950 年的200 万吨，猛增至2022 年的4.75 亿吨，预计到2050 年将会翻一番^[2]。然而，与这种线性经济增长模式相伴的，是全球塑料的有效回收率至今仍不足10% 的残酷现实。这意味着超过90% 的塑料废弃物通过填埋、焚烧或直接丢弃进入环境，在物理磨损与光化学降解的协同作用下，持续不断地为微塑料“污染池”补充新的来源。这种“大量生产- 大量消费- 大量废弃”的模式，本质上是将全球经济建立在一种不可持续的资源代谢基础之上。

海洋生态系统已成为微塑料迁移集聚地。根据国际塑料颗粒计数项目的报告，每年约有20 万吨微塑料因供应链环节的泄漏流入海洋。这些工业“预制品”在环境中进一步破碎，被海洋生物误食，并沿着食物网进行传递与富集。土壤风蚀和海洋气泡迸溅可将微塑料带入大气，通过大气环流进行洲际迁移，并最终通过干湿沉降进入陆地生态系统，包括农田和淡水水源，这意味着，即便是远离海洋的内陆地区，也无法逃脱微塑料的全球循环网络。这些含有微塑料的食物和水最终被端上人类的餐桌，被人类食用吸收。综合多项基于生命周期评价（life cycle assessment，LCA）理念的研究数据显示，一个成年人每年通过饮食可能摄入的微塑料颗粒高达3.9 万至12 万颗^[3]。瓶装水被证实是点源暴露的重要贡献者。外卖包装，塑料食品容器在接触高温、高油食物时发生的分子扩散与浸出效应，大大加速了微塑料的释放通量。世界上不同地区的饮食结构差异导致暴露水平显著不同。以海鲜为主食的沿海居民，其微塑料摄入量普遍高于内陆居民；而依赖瓶装水和外卖的都市人群，则面临着更为集中的暴露风险。

食品包装、容器和不当的消费习惯，构成了微塑料人体内暴露的关键释放“放大器”，其风险在以下日常场景中被急剧放大。识别这些高风险场景，对于制定针对性的公众行为指南和风险管理策略至关重要。

（1）非食品级塑料袋在盛装高温、高油食物时，高温和油脂作为高效的溶剂，会极大加速塑化剂、稳定剂及微塑料本身向食物的迁移，其迁移速率和总量遵循菲克扩散定律，与温度、接触时间和油脂含量呈正相关。模拟实验表明，在70°C 的油性条件下，邻苯二甲酸二丁酯从塑料袋向模拟物中的迁移量是常温水性条件下的50 倍以上。这解释了为何刚出锅的油炸食品、滚烫的麻辣烫在使用非食品级塑料袋盛装后，其微塑料和塑化剂含量会急剧升高。

（2）长期使用塑料容器[ 尤其是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olyethylene terephthalate，PET）材质] 盛装热饮，会加速聚合物材料的老化与降解，释放更多微塑料。碳酸饮料中的二氧化碳和酒精饮料中的乙醇，同样会对塑料瓶壁产生溶胀与萃取作用，使其成为微塑料的“高效载体” ^[4]。一项追踪调查发现，同一个PET 水瓶在重复使用一周后，其释放的微塑料数量比首次使用时可增加30%~50%。这提示我们，看似环保的“重复使用”行为，若对象不当，反而可能增加健康风险。

（3）微波加热会使塑料容器分子链段运动加剧，促使数以亿计的微塑料和纳米塑料颗粒在短时间内大量释放。即便是“微波炉适用”的塑料，其安全性也仅在标准测试条件下成立，长期或高温使用风险不容忽视。曾有研究测试了5 种常见的塑料外卖盒，发现在微波加热2 min 后，微塑料释放量比常温下高出2~3 个数量级。值得注意的是，食物本身的性质（如pH、脂肪含量等）会影响释放过程，酸性或高脂肪食物在微波加热时风险更高。

（4）传统的纸制茶包或无包装的散装茶叶几乎不会产生此类污染。常用的尼龙、PET 等塑料材质茶包在沸水冲泡下会成为“微塑炸弹”，单个茶包可释放出高达116 亿个纳米塑料颗粒和31 亿个微塑料颗粒，此过程就是高效的溶剂萃取，使茶汤成为高浓度的微塑料悬浮液^[5]。

（5）聚丙烯（polypropylene，PP）材质的婴儿奶瓶在冲泡配方奶粉时，在热水摇晃过程中会释放出大量微塑料，每升奶液中可含有高达百万计的微塑料颗粒。婴幼儿的代谢系统尚未发育完全，且单位体重摄入量高，面对微塑料暴露风险更高。这促使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儿童产品的材料安全性。

微塑料通过多种暴露途径进入人体，其迁移过程构成了一条完整的“源- 径- 汇”暴露链，其突破生物屏障的机制复杂程度可能远超既往认知。理解这条入侵路径，是评估其健康风险和制定有效干预措施的前提。

受污染的食物和水构成了微塑料经口暴露的主要来源。贝类等滤食性生物（如牡蛎、贻贝）表现出对微塑料的主动生物富集，其体内浓度可达周围水体的数倍乃至数十倍^[6]。此外，食盐、蜂蜜、啤酒等基础食品，乃至城市空气动力学直径适宜的粉尘，均已成为微塑料的载体与传播媒介。一项针对我国沿海市售贝类的研究发现，每克贝类软组织中含有0.9~4.6 个微塑料颗粒，其中纤维状颗粒占主导地位。这提示人们，日常饮食中的“美味”可能正悄然成为微塑料侵入的“特洛伊木马”。

摄入的微塑料并非全部穿肠而过， 更小尺寸的纳米塑料（<100 nm）可借助肠道上皮细胞的胞吞作用或经由M 细胞进行跨膜转运，进入肠道相关淋巴组织（gut-associated lymphoid tissue，GALT），最终汇入全身循环。肠道菌群失调及其引发的低度炎症状态，会显著增加肠道屏障的通透性，为微塑料的入侵创造结构性条件。值得注意的是，微塑料的表面特性（如电荷、疏水性）以及环境中老化所形成的生物膜，都会显著影响其肠道吸收效率。

一旦进入人体循环系统，微塑料便如同搭乘“血液快车”，进行全身性分布。研究表明， 人体血液样本中微塑料的平均浓度已达1.6 μg/ml， 聚合物类型以PET、PE 和聚苯乙烯（polystyrene，PS）为主^[7]。多项研究表明，在肾小球和肾小管组织中已成功识别出的1~29 μm聚乙烯和PS 颗粒，证明了微塑料在排泄器官中的特异性蓄积。这种器官特异性蓄积与器官的血流量、毛细血管通透性以及局部组织的清除能力密切相关。肝脏和肾脏作为主要的代谢和排泄器官，可能会成为微塑料的主要“沉积场”，而这也解释了为何这些器官的病理变化常最早被发现。

纳米级塑料颗粒能够突破保护中枢神经系统的严密防线，相关学者通过动物实验证实，纳米塑料进入大脑后，能够与神经元中的α- 突触核蛋白发生相互作用，加速其病理性纤维聚集，从而显著增加帕金森病等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发生与发展风险^[8]。由此，微塑料从环境污染物升格为“神经毒物”，其突破生物屏障的机制可能涉及多种途径，包括破坏紧密连接、被内皮细胞胞吞或借助特定转运体“伪装”通过。

微塑料污染治理的4 个环节及其对应的政策工具、代表措施与治理效能，呈现出一个从“源头到末端”并延伸至“系统变革”的递进式治理框架（表1）。从线性到闭环：打破“生产- 使用-丢弃”的线性模式，通过强制性标准、税收、回收目标等工具形成预防、拦截、回收、再生的闭环，其中“系统变革”作为顶层设计整合各环节。从单一手段到政策组合：融合了禁令（强制）、塑料税（激励）、生态设计指南（信息）和国际公约（制度）等多类工具，兼顾短期见效与长期转型。从末端兜底到源头优先：治理重心明显前移，强调设计阶段减少微塑料产生，避免后期高成本治理，体现了“上游干预”的效率优势。

全球范围内对微塑料污染的治理共识持续深化，相关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等都出台针对性管控政策，形成了“ 立法约束 +技术引导 + 全球协同” 的治理格局。我国监管部门对于微塑料的危害充分重视，已经从零散的、运动式的治理，转向系统的、制度化的长效机制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 生态环境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国家发展改革委 生态环境部关于印发“十四五”塑料污染治理行动方案的通知》的先后发布，对微塑料的治理进行了系统性部署。塑料污染需要多部门协同治理，跨部门的“塑料污染治理专项工作机制”通过压实责任、强化联动，并将治理成效纳入考核体系，形成了强大的政策推动力^[10]。此外，各地也制定了相应措施，例如，宁夏回族自治区将微塑料明确列入《宁夏回族自治区重点管控新污染物补充清单（2025 年版）》，并制定了6 项具体管控措施，为省级层面微塑料管控提供了政策样板^[11]。6 项具体管控措施包括：禁止生产和销售厚度小于0.025 mm的超薄塑料购物袋、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含塑料微珠的日化产品，禁止废塑料进口，全区范围餐饮行业禁止使用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吸管等，这一举措标志着我国微塑料治理已从国家宏观指导向地方精细化管控迈进。

治理微塑料还必须控制源头，持续推进一次性塑料制品减量，并开展可循环包装规模化应用试点。同时，科学审慎地发展生物可降解材料， 支持聚乳酸（polylactic acid，PLA）等生物基材料搭建产业平台，旨在打通从“实验室”到“市场”的路径^[12]。2025 年，我国发布了《塑料 可回收再生设计指南》等系列国家标准，从国家层面为塑料制品的可回收再生提供了统一的“说明书”，告别了“重被动回收、轻设计”的传统模式^[13]。相关标准的实施，预计仅“瓶标可分离”一项就能将PET 瓶片纯净度提升30% 以上，从根本上改善再生塑料的质量与效率。这种“为循环而设计（design for recycling）”的理念，是推动塑料经济从线性走向循环的核心所在。

以标准化建设为抓手，完善塑料废弃物回收与处理全链条体系，持续提升资源化利用水平。严格落实《废塑料综合利用行业规范条件》，通过政策引导与市场调控，推动行业向规范化、清洁化、高效化转型升级，淘汰落后产能，培育优质产能。不断健全塑料回收领域的标准、标识与认证体系，明确回收分类标准、再生产品质量要求及绿色认证流程，构建全链条监管机制，有效防范虚假绿色宣传、以次充好等“绿色”欺诈行为。在回收处理基础设施与技术创新领域，欧美主要发达国家持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通过规模化先进分选设施的部署以及化学回收、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分选等突破性技术的商业化应用，有力推动了塑料回收体系向高纯度、高值化与全品类方向迭代升级。挪威新建的国家塑料包装废弃物分选枢纽Områ，即为这一趋势的典型代表，其结合 AI 识别与自动化分选设备，可将混合塑料废弃物精准分拣为10 种单一类别，大幅降低人工干预成本，既显著提升分拣效率与纯度，又有效提高塑料再循环率。这一标杆性设施为全球塑料包装回收基础设施建设设立了新基准^[14]。

科学研究是精准制定微塑料污染管控政策、提升治理效能的核心基石，而标准化监测体系的完善则是筑牢这一基石的前提。当前，微塑料监测领域存在采样规范不统一、前处理流程差异大、检测技术方法多元等问题，导致不同研究数据缺乏可比性与通用性，难以形成支撑政策制定的系统性证据。因此，亟需加快构建涵盖采样布点、样品前处理、定性定量检测、质量控制与质量保证全流程的标准化微塑料监测方法学体系，实现不同区域、不同场景、不同研究间的数据有效比对、整合与共享，为政策制定提供精准、统一的科学依据。

在基础研究与技术研发层面，我国通过国家级科研项目强化布局，为微塑料污染治理提供理论支撑与技术储备。其中，在“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循环经济关键技术与装备”专项中部署微塑料复合污染传输机理及阻断新技术项目^[15]，聚焦微塑料的产生源头机制、在水- 土- 气多介质中的迁移转化规律、与其他污染物的复合生态效应等核心科学问题，同步研发高效阻断、精准治理的关键技术与装备，助力破解当前微塑料污染治理“ 机理不清、技术不足” 的瓶颈，为我国差异化、精准化管控政策的出台提供坚实支撑。

从国际层面来看，科学研究对全球塑料治理政策的支撑作用已形成广泛共识。国际科学理事会（International Science Council，ISC）明确指出，基于坚实证据的科学研究是《全球塑料公约》落地生效并发挥实效的关键前提，缺乏科学支撑的政策难以应对跨区域、跨介质的微塑料污染挑战。为此，由400 多名独立科学家组成的“有效塑料条约科学家联盟（Scientists' Coalition for an Effective Plastics Treaty）”，持续为《全球塑料公约》谈判各方提供系统整合、客观严谨的科学证据汇编与分析报告，全面梳理微塑料污染的环境风险、治理路径及技术可行性，助力谈判者做出充分知情、科学合理的决策，进一步强化了科学研究在全球环境政策制定中的基础性、引领性作用，推动全球塑料治理迈向“ 循证决策” 的规范化轨道。

微塑料污染是无国界的，其全球循环特性决定了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无法独善其身，国际合作是必然选择。强有力的国际公约应涵盖塑料的整个生命周期，这是解决危机的最有效和最具成本效益的方法。《全球塑料公约》的政府间谈判委员会已举行多轮会议，170 多个国家和地区共同磋商一项旨在制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以系统应对塑料的全生命周期影响，被视为全球环境治理的重要进程。UNEP 认为，仅靠回收无法解决塑料污染危机，必须推动系统性变革，实现向循环经济的转型^[16]。

面对微塑料污染这一复杂而严峻的问题，任何单一措施都难以奏效，必须构建基于生命周期管理理念的全链条治理范式。治理模式正从末端拦截转向源头预防、过程控制和末端治理的协同。基于此，本文提出了以下政策思考。

相关部门可制定出台“食品微塑料污染防控行动计划”，明确将降低人体内暴露水平作为核心目标。可设立跨部门的微塑料污染与健康风险防控办公室，统筹管理从环境排放到食品安全、从包装材料到人体健康的全部环节，确保政策联动^[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入推进新污染物治理，建立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内分泌干扰物、抗生素、微塑料等协同治理和风险管控体系”，为“十五五”时期新污染物治理指明了方向。为此，建议将微塑料等新污染物健康风险逐步纳入环境影响评价与健康中国行动评估体系。在环评层面，可持续将微塑料纳入新污染物评价框架，落实源头防控；在健康指标层面，作为中远期目标，建议适时探索将“重点人群微塑料内暴露水平”等新型环境健康指标纳入《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 年）》评估体系，为地方政府提供科学抓手，精准防治微塑料污染。

建议设立“塑料替代材料创新与安全评估”国家重点研发专项，例如，支持PLA 等生物基材料的研发，建立一套完整的替代材料全生命周期安全性评估体系。对新型材料，上市前必须评估其在真实使用场景下微塑料及化学添加剂的释放情况，确保“替代”不引入新的风险。对高风险塑料制品实施强制性产品标识和分级管理制度，可借鉴欧盟相关法规，强制要求所有食品接触塑料材料标注其使用条件及潜在风险。同时，对婴儿奶瓶、外卖包装、茶包等与食品直接接触且高风险的产品，建立微塑料释放量分级标识制度，通过市场选择倒逼企业进行材料升级。

建议推行“ 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与押金制”，可借鉴挪威Områ分拣设施的经验^[14]，并通过生产者责任延伸（extended producer responsibility，EPR）制度要求塑料制品生产企业承担其产品废弃后的回收和处理成本。同时，针对PET 饮料瓶、一次性外卖餐盒等高泄漏率产品，推行押金返还制度，大幅提升其回收率，从源头减少环境泄漏。还可探索出台“塑料颗粒运输与加工企业环境管理规范”，要求企业必须配备防泄漏和回收装置，将颗粒泄漏纳入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覆盖范围，从工业源头减量。

建立食品微塑料污染与人体内暴露监测网络，可以利用现有环境监测和食源性疾病监测网络，在典型地区设立监测点，定期对代表性食品和志愿人群的生物样本进行微塑料监测，动态掌握污染水平和内暴露趋势，为风险预警和政策调整提供数据支撑。此外，还应进一步建立标准化的检测方法与数据库，实现数据共享并与国际对接，提升我国在该领域的科技话语权。

微塑料污染治理离不开全社会的协同参与，广泛开展科普宣传、提升公众防范意识是筑牢治理防线的重要环节。建议构建“ 精准化科普+ 场景化引导+ 标准化约束” 的全民参与机制，让公众从“ 认知微塑料” 向“ 科学防范微塑料” 转变。针对食品接触、个人护理、日常消费等微塑料高暴露风险场景，可由监管部门联合科研机构等编制通俗易懂的公民防范指南，通过图文手册、短视频、公益广告等多元形式，明确公众可操作的行为优化建议。例如，减少使用含塑料微珠的磨砂类护肤品、优先选择可降解或非塑料包装的食品、避免长期使用一次性塑料餐具等，指导公众通过日常行为降低自身及家庭的微塑料暴露风险。此外，应聚焦特殊人群的安全防护，强化重点领域的标准约束与替代推广。婴幼儿作为高敏感群体，需将微塑料释放量纳入婴幼儿食品接触材料（如奶瓶、餐具、辅食容器等）的强制性安全标准，明确严格的限量值与检测方法，从源头阻断婴幼儿通过饮食摄入微塑料的风险^[17]。同时，通过政策激励、市场引导等方式，鼓励企业研发推广玻璃、高纯度食品级不锈钢、植物纤维等更安全的替代材料，逐步扩大低风险材料在婴幼儿用品、食品包装等领域的应用范围。

我国应深度参与《全球塑料公约》的谈判磋商、规则制定与后续落地实施，积极推动全球微塑料污染治理迈向协同高效的新阶段。在《全球塑料公约》谈判进程中，应坚定推动将“ 保护人类健康” 置于全球塑料治理的核心目标体系，明确微塑料对人体健康的潜在累积风险防控是《全球塑料公约》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打破以往全球塑料治理侧重环境维度的局限，构建“ 环境- 健康”双导向的治理框架^[16]。在此基础上，重点推动将“ 微塑料人体内暴露防控” 明确纳入《全球塑料公约》的全球行动框架，包括制定统一的人体暴露风险评估方法、关键暴露途径管控指南、高风险人群保护标准等实操性内容，让健康保护从原则性倡导转化为可落地的行动方案。

当前，人类正站在一个发展的十字路口，一边是延续旧有模式所带来的确定性风险，另一边是转向可持续发展路径所面临的转型挑战。塑料污染与气候变化共同根植于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和获取- 制造- 废弃的线性经济模式。这两大危机的叠加影响正以非线性方式增长，威胁地球系统的稳定与人类文明的健康。每一个人的日常选择，小至拒绝一根塑料吸管，大至支持可持续的产业政策，都是对未来发展路径的“一次投票”。这些看似微小的选择汇聚起来，共同决定了人们是继续深陷于被塑料包裹、健康风险叠加的沉没成本困境，还是勇敢转向一种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持续的循环之道。

政府需要展现坚定的决心，构建激励相容的制度框架；企业应承担延伸的社会责任，投身于材料创新和模式变革；科研机构应持续探索，为风险防控提供坚实的科学支撑；每一位公民应提升环境素养，用“绿色”的消费选择倒逼生产端的转型。一个健康的地球，其生命力不应被塑料聚合物所定义。人们应打破这层无形的束缚，通过全链条的治理、全球性的协作和全民性的行动，为后代还原一个纯净、健康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