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时代的生物情报

图丨Pexels
6月11日,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美国)发表文章《人工智能时代的生物情报》(Biological Intelligence In The AI Era)。
该文章指出,汉坦病毒、埃博拉病毒等近期多轮疫情暴发提醒我们,生物威胁始终是全球卫生安全长期存在的难题。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合成生物学、生物制造以及其他新兴生物技术飞速发展,重塑了全球生物风险格局,相关衍生影响正不断成为各国政策研讨的核心议题。
多家头部人工智能企业近期联名发布公开信,呼吁美国国会议员完善监管防护措施,防范不法分子借助人工智能研发生物武器,这也凸显出各界对新兴技术安全风险的担忧持续加剧。
接连出现的疫情、技术革新与各类政策动向共同说明,生物情报的重要性与日俱增。生物情报指的是在新型危机暴发前,识别、整合并解读生物、技术、政策多维度相关信号的能力。完善生物情报体系,能够帮助决策者更及时、高效地预判、评估并应对日趋复杂、持续演变的各类生物风险。
该文章结合政府、私营企业与学术界专家观点,探讨在人工智能时代完善生物情报体系面临的核心挑战与发展机遇。
第一,不断演变的生物风险与生物情报体系适配升级。
人工智能与各类新兴生物技术为疫情监测、基因测序分析、风险评估、新药研发带来全新机遇。但与此同时,病原体设计、基因编辑、生物合成等领域的技术突破,大幅降低了高端生物技术的使用门槛,原本只有资源雄厚机构才能开展的相关操作,如今各类主体均有机会实施。
技术发展削弱了获取尖端生物工具、生物知识的传统壁垒。不仅各国政府、科研院校、大型生物科技企业可以掌握相关技术,小型机构、非国家行为体,甚至仅接受过少量专业培训的个人也具备操作条件。
在此背景下,生物情报不能仅停留在追踪生物技术进展层面,还需要研判:哪些主体能够获取新兴生物技术、该技术如何落地实操,以及技术发展、现实应用与现有监管框架之间存在哪些短板。生物情报整合上述多维度信息,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及时、有据可依的研判结论,从而预判潜在新型生物风险、支撑政策出台,在错综复杂的生物风险环境中辅助科学决策。
第二,生物风险与数字风险交织融合。
生物革命与数字革命深度融合,从根本上改变了生物安全风险的本质。依托基因与临床数据、人工智能辅助分析设计、云端实验室、线上数字化平台、全球分布式科研网络,生物研究与生物技术高度数字化。这意味着不能再单纯从实体层面理解生物风险。
网络滥用、数据篡改、虚假信息、误导性舆论、人工智能辅助病原体设计等数字层面安全漏洞,已经成为生物安全风险的核心组成部分,体现出生物风险与数字风险不断交织的趋势。
增强对生物威胁的韧性,不仅需要以流行病学、临床护理、治疗和公共卫生准备为中心的传统方法,还需要更多关注数据系统、数字基础设施、信息完整性和公众信任。在此背景下,搭建能够同步整合生物风险、数字风险信号,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及时、可靠、可落地研判结论的生物情报平台,对强化全球卫生安全与生物安全至关重要。
第三,搭建生物情报配套基础设施与多方合作网络。
支撑生物情报运转的基础设施、专业人才与数据资源,如今不再只集中于政府机构。生物科技企业、人工智能研发商、数据分析公司、云服务供应商等私营机构,在识别、评估、处置生物威胁中发挥着愈发关键的作用。
各国政府想要充分利用行业技术能力,就必须与私营企业、科研院所、科技服务商建立互信合作关系。成熟的生物情报体系,离不开独立机构、前沿技术以及连通各方的协作网络。
全球合作力度必须远超当下水平。尽管各国相继出台相关政策,但跨境、跨行业协同仍存在明显短板。应对全球性生物威胁,离不开稳固的合作关系、互信网络,以及各国政府、行业专家、私营机构之间持续的外交沟通与情报共享。在全球产业、科研分散化发展的大趋势下,此类协作关系是高效运转生物情报体系的核心根基。
资料来源丨马歇尔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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