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T大咖谈 | 放疗的新生！尹丽教授：在MDT时代重估消化道肿瘤治疗的格局

尹丽教授：目前，MDT在消化系统肿瘤专科医院的开展已非常普及，属于常规工作。但在具体推行过程中，不同地区、不同层级单位之间的流程同质化，仍面临着巨大挑战。通过与同道的广泛交流，我发现主要痛点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管理流程的差异与冲突。目前MDT主要分为门诊MDT与病区MDT。门诊MDT多针对初诊或外院转诊的疑难患者，而病区MDT相对成熟。但在实际操作中，各单位在人员组织上存在显著差异。虽然业内一直在倡导“三固定”（固定时间、固定地点、固定人员），旨在通过标准化流程实现同质化，但这在一线临床落地时存在现实困难。例如，固定的MDT讨论时间可能与手术日、行政事务或其他紧急医疗任务发生冲突。这种刚性的时间安排与弹性的临床工作之间的矛盾，是阻碍同质化推行的核心细节问题。

二是政策保障的缺位。除了临床层面的困难，更深层次的挑战在于政策与收费机制。这并非科室层面能够独立解决，亟需上级主管部门及医院管理层给予重视与支持。如果没有相应的收费项目和政策引导，仅凭医生的公益热情难以持久，也无法让团队“安心”地将这项工作做到极致。

针对上述挑战，我认为应采取以下措施：一是执行层面保持灵活性，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允许各中心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不必拘泥于形式上的绝对“三固定”，而应追求实质上的“高质量讨论”。二是政策层面争取制度化。希望国家和医院层面，尽快完善MDT相关的收费管理与激励政策。只有当MDT的劳动价值得到认可，且有了制度保障，这项工作才能真正实现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

尹丽教授：作为一名放疗科医生，我深切体会到MDT在消化系统肿瘤诊疗中的核心价值。虽然外科手术占据主导地位，但随着放疗技术的飞速发展，放射治疗在综合治疗中的权重日益提升。以结直肠癌为例，无论是早期保器官策略、局部晚期的术前新辅助治疗，还是晚期的大分割放疗联合免疫治疗，放疗在控制病情、创造根治机会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外科、放疗、药物、介入、营养及心理康复等多学科真正融合时，患者获得的不再是一个单一的手术或放疗方案，而是一个全方位、全周期的规范化诊疗路径。

这种模式的获益是显而易见的：一是看到生存结局的改善，国内外大量回顾性及前瞻性研究均已证实，接受MDT诊疗的患者，其总生存期和生活质量均显著优于未接受MDT的患者。二是规范的治疗不仅延长了寿命，更让患者能以更健康的心态回归家庭和社会。

关于未来的规范化建设，我认为应该发挥区域引领作用，借助本次专委会（北京癌症防治学会胃肠肿瘤多学科综合诊治专业委员会）成立的契机，依托区域内顶尖的医疗资源，打磨出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规范化MDT标准，将北京地区成熟的MDT经验，逐步下沉并推广至全国，特别是医疗资源相对薄弱的地区，规范化建设的最终落脚点，始终是让患者受益，让患者享受到精准医疗的红利。

尹丽教授：消化系统肿瘤作为一个整体，其MDT模式确实呈现出“一体两面”的特点。

首先，无论何种消化道肿瘤，MDT的构建逻辑是相通的，主要围绕两大板块进行人员配置。一是诊断端（基石）：通常由病理科和影像科构成，二者缺一不可。二是治疗端（主体）：传统的“三驾马车”——外科、放疗科、肿瘤内科依然是核心主力。此外，随着治疗理念的进步，营养科的地位显著提升。消化系统肿瘤患者常伴有营养不良或治疗相关的摄入障碍，营养支持已成为贯穿全程的基础治疗。

虽然骨架相同，但针对不同部位的肿瘤特性，MDT也需要灵活调整。例如，对于肝癌与结直肠癌肝转移，介入科的参与度极高。对于肝癌，介入治疗甚至是部分患者的首选根治性手段；对于结直肠癌肝转移，介入治疗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对于胰腺癌等复杂肿瘤，可能需要引入核医学科等更多专科参与，以应对复杂的并发症或多发转移灶。值得注意的是，MDT的讨论范畴不应局限于肿瘤本身。当肿瘤患者合并急性上消化道出血等非肿瘤急症时，MDT还需迅速调动相关急救科室资源，解决危及生命的紧迫问题。

尹丽教授：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尖锐且普遍的现实问题。坦白说，这不仅存在于晚期患者，在早期患者的治疗中同样存在。分歧的焦点往往在于不同治疗手段的价值排序与主次之分。在晚期或后线治疗中，这种关于“全身系统治疗”与“局部治疗（外科、放疗、介入）”权重的博弈，会表现得尤为激烈。

面对分歧，我认为应秉持以下原则来处理：第一，正视分歧，统一出发点。我们要首先明确：所有专家提出的不同意见，出发点都是为了患者获益，而非学科利益或个人私利。这一点共识是MDT讨论的基石。第二，证据先行，理性沟通。有分歧并非坏事，它是深度思考的体现。关键在于如何通过沟通达成共识。每位专家在提出激进或保守的方案时，必须亮出底牌。如果有高级别的循证医学证据（如RCT研究数据），我们遵循证据。如果缺乏直接证据，则需基于专家经验、回顾性数据或病理生理机制进行逻辑推演。第三，少数服从多数，达成相对一致。MDT讨论的最终目的，是形成一个“相对统一”的专家意见。就像制定临床指南时的投票机制一样，我们不需要100%的全票通过，但需要绝大多数专家的认可。在充分的辩论后，通过民主集中的方式，筛选出那个最能平衡疗效与安全、最符合当前医疗水平的方案。

尹丽教授：放射治疗作为肿瘤经典传统治疗的三大支柱之一，在食管癌、胃癌、结直肠癌、胰腺癌及肝癌等消化系统肿瘤中始终占据重要地位。但必须承认，这一地位离不开外科“老大哥”的支持与协作。

过去，放疗多作为手术的配合者，针对术后高危因素进行辅助治疗以降低复发风险。随着精准放疗技术（如调强放疗、大分割、图像引导及自适应放疗）的飞跃、质子重离子等新技术的应用，放疗的角色已发生深刻变革，在以下场景中正逐步承担“主角”职能：

首先，低位及超低位直肠癌是放疗角色转换最典型的领域。这得益于外科保器官理念的兴起及TNT（全程新辅助治疗）模式的发展，术前新辅助放化疗已使相当一部分患者达到临床完全缓解（cCR）。这使得患者不仅保住了肛门，更在后期通过严密随访与挽救治疗，获得了满意的生存结局，实现了治疗模式的跨越。

其次，在部分早期直肠癌病例中，放疗正与微创手术紧密配合。通过精准的术前放疗，将原本需要扩大切除的手术转化为创伤更小的微创手术，在保证肿瘤根治的同时，最大程度地保留了患者的器官和功能。

最后，晚期寡转移是当前最令人振奋的探索方向。对于有限的寡转移灶，大分割放疗联合免疫治疗正在改写晚期患者的预后。北京、上海、深圳等各大中心多项研究数据显示，这种组合未来可期。

如今，放疗的百年发展史，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时代。但无论技术如何迭代，我们的核心宗旨不变：立足患者，与外科、内科深度协同。只有在MDT的框架下，才能让不同分期的患者，在最合适的时间，接受到最合理、最微创、最有效的治疗。

编辑 | 佼娇

视频 | 粘洞

审核 | 晓娟 鹏哥 尹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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