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T大咖谈 | 破解MDT落地难题！吴德庆教授分享广东省人民医院胃肠肿瘤MDT架构搭建与四大进阶阶段

吴德庆教授：广东省人民医院的胃肠肿瘤MDT工作已持续开展15年，期间融合了我在英国学习的工作经验，以及在我院本土化的深入实践，建立了一套成熟的实施架构与管理体系。

关于团队架构，我们认为单靠医生是不够的，必须包含以下两个维度。

其一，核心成员架构要包含行政院科两级。我们实行“首诊MDT”制度，确保所有肿瘤患者均能纳入多学科讨论。首先，核心团队由以下几类专业组成：一是外科系统，胃肠肿瘤外科为主体，针对常见的肝、肺转移，还会纳入肝胆外科及肺外科专家；针对特殊病例，如骨、脑转移患者，则会邀请骨肿瘤科及神经外科参与。二是内科系统，专职从事胃肠肿瘤的消化道肿瘤内科医生。三是医技诊断系统，比如影像科，负责精准的TNM分期评估，特别是直肠癌的MRI分层及全身转移灶评估。病理科提供分子层面及基因分型信息，与影像学的大体评估互补，共同确定肿瘤性质与预后。此外，针对特定患者，还需要邀请介入科参与讨论。

其二，仅有医生无法维持MDT的稳定运转，所以，我们还设立了关键的非医师岗位：一是设定MDT秘书，负责协调时间、场地和设备，更重要的是前置性整理资料——提前汇总患者的影像学、病理学等关键数据，确保医生在讨论前已掌握完整信息，避免患者反复参会却得不到结论。二是硬件与环境：提供固定的讨论场所、高清读片设备以及便捷的病历调阅系统，保障讨论的高效与流畅。

这套集“专业人才+行政管理+硬件支持”于一体的体系，是我们15年来保障MDT短时、高效、精准运行的基石。

吴德庆教授：对于基层医院而言，开展MDT除了必须具备固定的时间、场所、专职秘书以及多学科协作基础外，核心难点主要集中在成员间的磨合与体系的完善上。我们在实践中主要通过以下四个阶段的演进逐一破解。

第一阶段，MDT初期最常遇到的是专业壁垒带来的冲突。尽管我们有NCCN，ESMO，ASCO及中国CSCO等权威指南，但临床中大量患者存在特殊性，需要个体化决策。以肠癌肝转移为例，单发肿瘤的处理需综合评估肿瘤大小、评分、预后及患者体能。不同专科医生基于本专科视角，往往会提出截然不同的初始治疗建议。此时，MDT组织者必须具备协调冲突的能力，引导医生跳出单一学科思维。

第二阶段，冲突解决的目标是实现融合。最优方案的诞生，往往是一个各学科互相妥协、互相认可、互相谦让的过程。我们要意识到，患者在不同阶段的需求不同：有的患者初诊时首要矛盾是营养不良，无法耐受手术或化疗，此时营养支持与脏器功能维护反而是MDT最应关注的重点。

第三阶段，融合不代表随意，必须确立诊疗行为的规范性。所有MDT意见必须基于临床研究证据、中国专家共识及国际指南。在讨论中，团队的重要职责是解决“指南共性”与“患者个性”之间的冲突，确保每一个决策都有据可依，从而实现诊疗的同质化。

第四阶段，MDT的终点不是出具报告，而是患者的结局，因此我们必须建立随访与复盘机制，回溯当初制定的首诊方案是否真正让患者获益，肿瘤学结局是否达到预期。通过不断的复盘，改进团队合作流程，修正诊疗立场。

这既是我们省级医院的实践经验，也希望能为基层医院顺利开展MDT提供借鉴。

吴德庆教授：MDT的演变实质上反映了医学认知的进化——从“单兵作战”到“多兵种联合作战”，标志着我们从认识疾病的局限性走向全面性。

目前MDT已在基层广泛开展，未来要实现高质量发展，我认为应向以下两个维度进阶：第一，强化规范与患者驱动。规范性仍需进一步增强，制度需高效落地。同时，我们要重视对患者的科普宣教，让患者了解MDT的价值并主动寻求MDT诊疗。只有当“患者需要”与“制度规范”形成合力，临床工作才能在严谨的制度与灵活的个案之间取得最佳平衡。第二，深化学科建设与科研转化。MDT绝不仅是临床诊疗工具，更是科研创新的孵化器，具体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数据库构建，系统收集MDT病例资料，建立结构化的临床数据库。通过年度复盘与随访，对比诊疗结果与预期，持续优化诊疗策略。二是临床研究引擎，MDT是发现临床问题的源泉。当实际诊疗结果超出指南范畴，或患者获得了超预期疗效时，这往往是临床研究的起点。它能启发各学科重新审视疾病，填补现有研究的空白。三是基础与转化桥梁：面对新技术、新药物的临床应用，MDT能通过集体智慧评估风险与获益，将治疗风险降至最低。同时，临床中遇到的特殊病例，能反向激发对基础科学问题的思考，从而设计出更优化的转化研究，推动医学进步。

总之，未来的MDT将不再局限于“看病”，而是集“诊疗、教学、科研、转化”于一体的核心医疗生态。

吴德庆教授：MDT的终极前景，在于重塑患者的就医体验与价值获得感。长期以来，我们更多关注肿瘤学结局（如生存率），而未来MDT将把患者的主观满意度置于核心位置。这种满意度不仅源于治疗效果，更源于诊疗过程的优化。

第一，彰显中国医疗制度的优势。中国医疗水平已跻身世界前列，我们完全有能力通过MDT这一模式，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就医体验”。我们可以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高品质医疗服务范本，并将其推向国际，实现医疗服务的“国际化输出”。

第二，实现多方共赢的生态。患者获得更高效、精准、被尊重的诊疗服务；医生在解决复杂病例中获得职业成就感，提升工作积极性与专业自豪感。最重要的是对社会而言，通过多学科协作减少误诊误治，提高医疗资源利用效率，从而有效缓解医保支付压力，同时大幅降低因信息不对称引发的医疗冲突。

简而言之，MDT不仅是治病的技术手段，更是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展示国家医疗软实力的关键载体。

编辑 | 晓娟

视频 | 粘洞

审核 | 佼娇 鹏哥 吴德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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