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晓顺:我们那时候,全部是“手搓”的|“九十年九十人”

中国药科大学将迎来建校90周年华诞,“九十年九十人”专题报道栏目将寻访收集并推出杰出校友、校友创办或领导的企业等90篇成长故事,以此连接校友初心,为学子答疑拓界,展现药大人的成果与担当,为行业良性发展贡献中国药大思考。更通过这些故事折射中国医药行业发展历程、向全球传播中国药大声音、展现中国医药力量。
本期,我们对话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信息中心党委书记、副主任,中国药科大学1977级校友洪晓顺。


现在几乎没有人还见过那种东西:图书馆角落里一排矮柜,柜上密密麻麻布满小抽屉,每个抽屉按字母顺序贴着标签——A、B、C…… 拉开抽屉,里面躺着一张张硬卡纸,一张卡片记着一本书或一篇文章,书名、作者、出版地,最多加上几行手写摘要。
这叫“卡片柜”,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图书馆的标准检索配置。你想查一篇文献,就在这里一张张翻卡片。
1978年,洪晓顺进入南京药学院(今中国药科大学)读书的时候,这是全国通用的知识检索方式。他大概不会想到,往后整整三十五年,他的职业生命将与一件事深度绑定——让中国的药品信息,从这一摞一摞手写卡片出发,最终走向一个老百姓拿出手机就能查药、监管网络全天候守护安全的时代。
面对这段历史,退休后的洪晓顺显得极为平静:“这件事不是哪一个人能干的,是一代人、一个时代推着走。做过了就是做过了,自有评说。”

在洪晓顺参加高考的1977年,距他离开课堂已经过去了好几年。
受时代风波影响,他曾随家人下放苏北农村,干了将近四年农活。直到风波平息、父母恢复工作,他才回到泰州重新念完中学,随后进入泰州市人民医院药房上班。这一干就是三年。
1977年高考恢复,江苏省还多设了一道预选关,需要先筛一轮才能进正式考场。洪晓顺边上班边复习,“大家都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没有什么复习材料”,最后幸运地被南药录取。因为在药房待了三年,他选了一条自己熟悉的路——药学。
进了学校,班级里的年龄跨度大得惊人:最小的十六七岁,最大的将近三十二岁,还有两个孩子的父亲当班长。教学条件极度匮乏,教材全是刻钢板、油印出来的黄色粗糙纸张。为了记笔记,大家把油印教材中间裁开,利用没印字的背面当作笔记本使用。
“现在的孩子们肯定想象不到。”他说这话时,语气里带着些许感慨与怀想。
四年读完,1982年毕业分配,南方人洪晓顺原本想回到父母身边,甚至已经和老师沟通好准备考化学合成方向的研究生。
但分配不由个人选择,他被分配到了国家医药管理总局。人事处的同志给了他两个去向:去下属公司,还是去情报所?
洪晓顺毫不犹豫地说:“去情报所。”
他心里有个极其朴素的小心思:情报所资料多,可以利用业余时间查文献,复习备考研究生。没想到,正是这个朴素的念头,让他的人生轨迹彻底融入了国家药品信息化的历史进程中。

1982年,国家医药管理总局医药科技情报所正在开展一项划时代的工作:把全国的药学文献,装进计算机。
项目的名字很长——“中文药学文献数据库和文摘刊物自动编排及检索系统”。简单来说,就是把散落在全国各处、靠手工翻卡片才能查到的药学文献,用计算机统一整理、建库,最终形成可以快速检索的《中国药学文摘》。
这是中国医药界从未有人做过的尝试。主力由国家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与医药情报所两家承担:前者出计算机技术,后者出专业文献资料。刚毕业的洪晓顺一进所就赶上了这个项目。
在今天看来,当时的工作方式繁重得不可思议。
每一篇文献都要人工进行“标引”——先写摘要,再从内容里抽出若干关键词做标准化处理,确保将来计算机检索时精准对应。“你不能说输入一个维生素E,最后查出来的是维生素C。”
当时国内没有中文计算机,情报所从日本进口了一台能够处理中文的TK70计算机。它的输入方式不是今天的键盘,而是“穿孔纸带”——一卷几厘米宽的纸带,通过在上面打不同组合的孔来表示信息,卷成一卷卷插入计算机读取。整个数据库,就是这样一孔一孔“打”出来的。
到了1986年,国家科委特批了一笔在当时极为紧缺的外汇额度,从美国引进了能做中文录入和输出的王安机。这台机器成为了一个重要里程碑:有了它,中国才算有了自己独立的中文药学文献检索系统,从关键词索引到药名索引、机构索引,完整对标美国《化学文摘》(CA)。
当《中国药学文摘》试刊面世时,各地药厂和医院反应空前热烈。在这之前,基层的科研人员要查资料,必须专程跑到北京或上海的研究所去翻卡片;而现在,翻开中文文摘,华北制药厂的研究员能立刻查到上海制药厂最新的研究成果,打破了长久以来的信息壁垒。
该项目后来荣获1985年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回顾这段历史,洪晓顺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就是“手搓”:“从打孔纸带、四通打字机、长城0520电脑,到5英寸软盘……那真的是一个从零开始、纯靠人力一步步搓出来的年代。”


1998年,是中国药品监管体制改革的编年史中被历史铭记的转折点。那一年,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正式成立,首次将药品的科研、生产、流通、使用全链条纳入统一监管。多头管理的时代宣告结束,一个大监管、大网络、大信息化的时代在产业巨变中呼啸而来。
与之相伴的,是一场具有深远意义的职能转向。信息中心(1995年由科技情报所更名)的工作重心,从过往的学术文献检索服务,全面扎入国家药品监管体系信息化建设的浩大工程中。
这不单单是一个机构的职能转变,更是中国医药信息化全面融入国家宏观治理体系的开始。在这场历史性的转型中,洪晓顺不仅是一场宏大叙事的见证者,更是其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探路人与主导者。
政府信息化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巨型系统工程,绝非一蹴而就。在后来的岁月里,洪晓顺的职业生命展现出一种极其罕见的“复合型卓越”——他不仅要在宏观上具备“一张蓝图绘到底”的高瞻远瞩,在微观上要承担起将标准推向全国三十多个省局的铁腕落地,同时更要在科技前沿,具备带领国家级科研院所攻克技术“无人区”的创新能力。这三重角色的叠加,构成了他职业生涯中最不容易、却也最为波澜壮阔的底色。

在我国的宏观治理逻辑中,“五年规划”是指导行业前行的定海神针。与西方体制频繁更迭、政策碎片化不同,中国的发展优势恰恰在于规划的一以贯之与前赴后继。“政府信息化是政府主导的系统工程,不能只靠基层自发摸索。”洪晓顺对这种宏观战略有着极高的政治敏锐度。他作为核心骨干,极力践行并推动着“统一规划、突出重点、分步实施、积极推进”的战略十六字方针。
最瞩目的战略成果凝聚在2007年。当时,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印发《国家食品药品安全“十一五”规划》,在这部国家级蓝图中,高瞻远瞩地确立了全面实施药品、医疗器械监管信息化的“3511”工程。这一指导中国医药数字化监管长达数个五年计划的宏伟宏图,正是由洪晓顺所在的信息中心负责全程组织规划并付诸实施的。
“3”:建立信息基础设施平台、信息安全平台、应用支撑平台三个底层平台;
“5”:落地行政准入管理、综合执法管理、重大事件快速反应、检验检测、公共服务五大核心应用系统;
“1”:建设一个强大的药监信息资源中心;
“1”:构建一套完整的信息化标准化体系。
“3511”工程的诞生,让国家药品数字化监管从此有了开山劈石的顶层依据。此后,无论是“十二五”还是“十三五”时期的网络安全与信息化意见,信息中心始终在国家大方针的轨道上,精准调校着行业信息化的航向。

宏观层面的高瞻远瞩,需要转化为具体的应用实践,而这一转化背后,最核心的推动力首要源于国家在药品信息化建设上的坚决政策决心。在我国药品监管专网建设的起步阶段,面对全国各地复杂的软硬件基础与各异的信息化环境,如何高效、规范地将顶层设计铺向全国,考验的是整个系统的组织与坚决执行力。
国家级层面强有力的政策推力和示范效应是打破信息壁垒、实现全国大联网的决定性前提。在当时“政府上网工程”等一系列国家级行政战略的主导下,各级监管部门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强大合力。
在这股浩荡的政策浪潮中,洪晓顺带领的信息中心团队成为“实施有方”的坚实技术执行者。为了贯彻国家关于“统一标准化”的要求,确保数据交互畅通无阻,团队采取了高度规范的管理举措——统一制定标准、统一下发设计要求,将全国每一个省局机房的建设设计、甚至服务器、网关与操作软件全部实现标准化配发。这种“标准先行”的严谨执行,使得原本错综复杂的系统对接变得井然有序。
得益于政府的强力推动与团队的扎实执行,由55个网络节点织成的全国食品药品监管业务专网顺利竣工,将国家局、31个省级局、直属单位及副省级节点牢牢串联在一起。与此同时,作为国务院最早批次建成的部委官方门户之一,国家局官方网站(www.sda.gov.cn)于2000年1月正式发布,并依靠信息公开度与应用率长期在部委网站综合评比中稳居前三,更于2004年推出英文版,精准承接了国家在医药领域对外开放的服务职能。
面对这些在行业内影响深远的基础设施成果,洪晓顺的自评一如既往地谦逊与自制,仅用了一句极其朴实的话概括自己的职责:“没给政府拉胯。”

如果说战略起草与全国实施展现的是洪晓顺作为管理者的宏观视野与实战能力,那么他在科技部重点科研项目中的硬核攻坚,则折射出他作为技术领军人物的顶尖专业素养。信息中心拥有“中央级科研院所”的双重身份(由科技部和国家药监局双线管理),这意味着他们必须具备极高的科研攻坚能力,去解决那些事关国家药品安全底座的重大科技难题。
早在2002年,洪晓顺就前瞻性地主导并参与了科技部批准的中央级科研院所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国家药品编码系统基础研究”。这项工作在当时极需耐得住寂寞的定力,因为它研究的是支撑中国未来数十年药品流通的底层标准体系。该研究最终为2008年血液制品、疫苗、中药注射剂等高风险品类“中国药品电子监管网”的正式运行、以及如今医保部门庞大的数字编码溯源系统,提供了最核心的底层逻辑支持。
而洪晓顺职业生涯中最具代表性的科技功臣之作,定格在2014年。那年10月,由信息中心作为牵头单位的国家重点科技支撑计划——“食品安全电子溯源技术研究及示范”项目正式启动,洪晓顺亲自出任项目总负责人。
这是一个跨越24家参与单位、设立6个子课题、经费总额高达7471万元的巨型科研工程,也是原总局成立以来获得单项资金最多、难度最高、规模最大的科技攻坚项目。为了确保这项国家级科研不仅停留在理论,更要在实践中可复制、可推广,洪晓顺带领团队联合广东、江苏、山西等多地基层单位,在复杂的监管一线反复打磨,最终交出了一份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答卷。
2012年10月,中央编办正式批复信息中心加挂“中国食品药品监管数据中心”牌子,那一刻,信息中心正式成为统领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核心数据流的“智慧大脑”。

从高瞻远瞩的蓝图起草,到跨越全国的万里织网,再到科技最前沿的巨型工程攻坚,洪晓顺将这三种极具挑战的复合型工作统一于同一个目标之下——把中国食品药品监管的信息化大堤修筑得坚不可摧。
“老百姓能用上放心药,是监管部门的职责所在。我们做信息化的,就是为这项职责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洪晓顺极其自然地将个人的才华、担当与风骨,无声地融入到了国家医药监管体系现代化转型的宏大历史叙事中。

整个采访过程中,每当提及系统建成、网络通达或获得奖项等节点,洪晓顺都会反复强调同一句话:“这不是哪一个人能干的。”
做文献数据库,需要科技情报所计算机专家与医药专家的紧密配合;建全国广域网,靠的是全国31个省局照着同一张图纸共同落地;推药品追溯,需要生产、流通、监管整个产业链条的协同配合。
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几乎每五年就会经历一次机构改革与职能调整。面对体制调整带来的重梳重构,他没有任何怨言,反而将其视为技术与时代发展的必然规律:“从纸质卡片到数字化,从局域网到全国专网,再到现在的AI——从无到有,从点到面,从局部到系统,这个过程从来不是一条直线,它就是螺旋形上升的。”
与其强调个人在历史中的“突破”,他更愿意把自己定位为时代的记录者与基础设施的铺路人。“做过了就是做过了。历史向前走,后人自有评说。”

对于今天的药大青年与医药行业的新一代从业者,洪晓顺结合自己的跨界经历,给出了非常中肯的建议。
在南药求学时,有一件事让他印象深刻。当时外语资料匮乏,一本《新英汉词典》极为珍贵,有同学为了学好外语,选择把词典从头到尾死记硬背。
但英语老师一句话一语道破“玄机”:“没有必要去背词典。你要学会的是从什么角度去查词典。”当你见到不认识的东西时,知道从哪里能找到答案,这就够了。这成了洪晓顺几十年职业生涯里最核心的“学习方法论”。
一个学化学合成的药学生,毕业后进了情报所,接着做数据库、做互联网接入、做政府网站、做全国广域网、做追溯系统……没有一件事是他当年在学校直接学过的,每一件事都要从头摸索。但他凭借在大学里建立起来的逻辑思维与快速学习能力,在每一个新阶段都迅速适应并担起重任。
“坦率讲,我们那时候没有什么‘个人职业生涯规划’,分配到哪里,就在哪里当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他坦言,当今社会给予了年轻人更多选择的权利,但环境变化也更快、不确定性更高。不盲从计划、不被意外打乱阵脚的最好方式,就是锻炼自己的“底层学习能力”。
“你的学习能力足够,你适应任何复杂环境的能力就非常强大。”
谈及当下的AI浪潮与医药数字化转型,洪学长显得理性而超然:“AI的价值,是把全人类的智慧汇总起来,让你的人脑跑得更快、更远。比起恐慌,那就先用好它。”

从南京药学院毕业四十多年后,洪晓顺已经平静地进入了退休生活。
曾经陈列在图书馆里的卡片柜早已进了历史展厅,穿孔纸带、王安机、长城0520电脑、微波天线……这些曾经代表着最前沿科技的词汇,如今已渐渐淡出年轻人的视野。
从当年几个人挤在房间里一张张手写卡片,到今天全国药品监管数据的实时互联、老百姓随手扫码查询药品信息,这中间不过短短四十载。
时代呼啸向前,无数像洪晓顺一样的药大人,将自己的青春与汗水无声地融入到了国家医药产业与基础设施建设的砖石之中。他们默默“手搓”出的基石,正支撑着中国医药健康事业迈向更广阔的未来。
本文为汇聚南药专访原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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