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肿瘤发病风向“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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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十大癌种，巨变进行时

中国癌症流行病学趋势，正在发生变化。

具体来看，前十大癌种里面，食管癌、胃癌、肝癌发病人数虽然规模较大，但近年发病率持续下降。数据显示，2000年至2019年间，这类癌症的年龄标准化发病率（ASIR）和年龄标准化死亡率（ASMR）均下降了50%以上。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肺癌、结直肠癌、乳腺癌、前列腺癌、甲状腺癌等发病率近几年持续增长，成为我国癌症负担增加的主力。

其中，结直肠癌近年来增长尤为明显，已经成为发病人数增长最快的实体瘤之一。2000年至2019年间，男性年龄标准化发病率（ASIR）约翻了一番，年均增长率为2.8%。女性的年均增长率则为1.4%。食管癌、胃癌等上消化道癌症的发病下降，转化为下消化道癌症的累加。

甲状腺癌发病率也呈现快速增长趋势。自2005年以来，其年龄标准化发病率增长约15倍。不过，这一增长除真实发病增加外，也受到影像学检查普及和过度诊断等因素影响。

此外，癌症谱的演变全程都伴随着性别差异。

在女性群体中，乳腺癌作为高发恶性肿瘤，在2000至2019年间标化发病率近乎翻番，年均增幅达到3.2%。值得关注的是，国内女性乳腺癌确诊的中位年龄仅为50至54岁，相较欧美人群提前了整整十年，且35岁以下年轻女性群体的发病上升势头更为迅猛。

与之相对，前列腺癌为男性特有癌种，2000至2019年其标化发病率提升四倍，年均涨幅6.9%。且国内至今未开展全国性规模化前列腺癌人群筛查，导致54%的患者确诊时已发生远处转移，预后较差。

如果把中国肿瘤谱的变化放到全球范围内观察，其演变趋势则更加清晰。

以美国为例，横向对比可以发现，目前发病率前五的癌症相似度已经很高，肺癌、乳腺癌、结直肠癌、前列腺癌等高发癌种的整体发病基本一致。

当前中国正在经历的，正是欧美等发达国家已经历过的癌症流行病学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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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癌”消退，“富癌”增长

中国癌症谱的演变，与经济发展密不可分，整体可以概括为“穷癌”向“富癌”的转变

过去几十年我国经济社会实现高速发展，居民收入、饮食条件、医疗保障条件全面改善，这场全方位的社会转型并不只带来健康红利，也诱发了新的风险。

首先，生活方式的现代化转变，推动了我国“富癌”持续攀升的趋势。

随着经济水平提升，高脂、高糖、高热量精加工食品、红肉与加工肉制品消费量持续上涨，膳食纤维、新鲜蔬果摄入长期不足，直接推高相关肿瘤的发病风险。

与饮食改变相伴的是全民生活作息的转变，常态化久坐办公、日常运动严重缺失，超重与肥胖人群占比逐年走高。长期代谢紊乱、体内慢性炎症持续存在，这会导致代谢相关肿瘤发病率提升。

结直肠癌的高发其实就是这种生活方式改变的典型代表。全球流行病学数据显示，一个国家人类发展指数（HDI）持续提升的过程中，结直肠癌发病率会同步稳步走高。东欧、东南亚、中南亚、南美诸多转型国家都已经出现这一趋势，背后统一的根源都是动物性饮食增多、体力活动减少等生活方式改变。

除去饮食与体态问题，吸烟、饮酒也是我国癌症发病率持续走高的重要原因。

分析显示，烟草暴露至今仍是我国肺癌排名第一的首要诱因，长期主动吸烟人群患病风险大幅上升。国内大量女性并不吸烟，却常年身处二手烟暴露环境，这也成为女性肺癌逐年增多的关键诱因。当前我国癌谱和发达国家最直观的区分点便是高肺癌发病占比，根源就在于国内控烟政策落地、普及力度仍和美、日等发达国家存在明显差距。

更深层的背景在于，我国已经身处老龄化社会。

癌症本身是强年龄相关性疾病，人体年龄不断增长的过程中细胞基因突变持续累积、机体免疫监视能力持续衰退，再叠加中老年群体高发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基础病，多重损伤下癌症发病率自然持续走高。

这是不可逆的。我国当下拥有全球规模最庞大的老年人口，截至2025年60岁及以上群体已达到3.234亿，占全国总人口23%.。而依托现有人口结构测算，到2050年国内全年新发癌症病例将突破730万。仅老龄化这一项因素，就让未来数十年国内肿瘤负担持续加重。

但正如上文所述，癌症谱中“穷癌”的下降，也是客观现实。

其中胃癌与食管癌的发病下降与饮食与生活方式改善密不可分。新鲜蔬菜水果的饮食摄入占比提升，降低了致癌物暴露。

肝癌的下降则源于多年持续落地的公共卫生干预举措。上个世纪70年代，乙型肝炎病毒长期感染是过去我国肝癌最核心的致病根源，而随着1996年新生儿乙肝疫苗纳入免疫规划后，新一代人群HBV感染率大幅下滑，源头被切断后，肝癌的发病风险随之降低。

如今，随着HPV疫苗的普及，宫颈癌的疾病负担也在下降。2025年，HPV疫苗接种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有望进一步降低宫颈癌的发病风险。

除了生活因素，国内筛查与诊断技术的发展，也是引发肿瘤发病率波动的原因。

以乳腺癌为例，2009年启动的全国乳腺癌筛查计划，显著促成了这一发病率的上升。大量没有明显疼痛、肿块等典型症状的无症状早期乳腺肿瘤被及时检出。2018—2019年，中国35–64岁女性的筛查率达到30.9%，在此之前不足10%。但另一方面，早期乳腺癌的预后效果也远好于晚期患者，这是早期筛查最直接的益处。

整体上看，我国癌症谱的演变，是经济发展、生活方式转变、医疗技术进步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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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地制宜，与时俱进

对于创新药企来说，在不断变化的临床需求下，与时俱进、因地制宜的开展创新药研发。

长远趋势来看，在有效手段的控制下，部分癌种必然会成大癌种演变为小癌种。肝癌便是典型，正如上文提及，受益于乙肝疫苗推广和规范化抗病毒治疗，我国肝癌的增长势头在源头得到遏制，发病率持续下降。

这并不意味着肝癌会消失，但可能会跟上欧美等发达国家的趋势。在欧美，肝癌属于罕见病，美国年新发病人数在3万人左右，难以跻身前十大癌种行列。

对于中国创新药企而言，敏锐捕捉“中国独有增长”的肿瘤需求，也是未来竞争的关键。

例如发病率相对高于欧美的食管癌、胃癌、胆囊癌等消化系统肿瘤，本土药企正迎来弯道超车的机会。Claudin18.2、HER2、FGFR2b等在消化系统肿瘤中高表达的靶点，都是药企布局的重点。进一步利用中国丰富的临床资源，迅速推动创新药的研发、上市。

这种立足本土临床需求的差异化创新，不仅能切实解决国内患者的用药可及性问题，也能让国产创新药在国际竞争中形成独特的竞争优势。

当然，更重要的是，对于一些大癌种新药的研发，需要继续做得更好。

数据显示，2019—2021年我国癌症总体5年相对生存率已提高至43.7%，较十年前明显改善，但与美国2015—2021年约70%的5年相对生存率相比仍存在显著差距。令人欣慰的是，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以及中国创新药研发能力的提升，这一差距正在缩小。

最典型的创新药演变在肺癌上已经有所体现。作为我国发病率和死亡率双第一的癌种，肺癌是当前国内创新药研发最集中的领域，围绕肺癌的研发管线数量更是长期位居肿瘤榜首。

近年来靶向治疗以及免疫治疗的发展，让肺癌的预后有了显著改善，但仍有大量患者无法从中获益，且治疗后复发、耐药的出现也让肺癌的治疗进入瓶颈期。

而为了覆盖更多的治疗患者，围绕肺癌的药物研发也正在变得更“精细化”。

今年ASCO大会上，中国药企针对RET、MET、ROS等罕见突变以及术后辅助治疗等细分领域的药物研发成果相继亮相，ADC、二代IO、小分子等不同类型的创新药发挥各自优势，为肺癌患者提供更多选择。

对中国药企来说，要兼顾本土市场需求，同时立足全球视野布局发展。期待未来十年，全球患者都能受益于源自中国的创新药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