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药师从药品走向患者——康震与一场持续十余年的药师职业转型 | “九十年九十人”

中国药科大学将迎来建校90周年华诞，“九十年九十人”专题报道栏目将寻访收集并推出杰出校友、校友创办或领导的企业等90篇成长故事，以此连接校友初心，为学子答疑拓界，展现药大人的成果与担当，为行业良性发展贡献中国药大思考。更通过这些故事折射中国医药行业发展历程、向全球传播中国药大声音、展现中国医药力量。

五位专家，五张处方，24种药。

69岁的王女士有10年高血压病史、5年冠心病史，还患有腔隙性脑梗塞、骨质疏松，伴随频发房性早搏、胸闷、胸痛、下肢水肿和睡眠问题。她先后去了两家三甲医院，在心内科、神经内科和内分泌科看过5位专家。

对患者来说，每一张处方都来自她信任的医生。她不知道哪些药可以停，也不敢擅自停掉任何一种，于是不同方案不断叠加、轮换。最后，她面对的是24种药：多种降压药、抗心律失常药、抗心绞痛药、抗血小板药、降脂药、抗骨质疏松药、镇静催眠药，以及几种中成药。

她已经说不清究竟应该怎么吃。更麻烦的是，吃了这么多药，血压仍然控制得不好，还经常头晕、头痛。

这是康震后来收入教学材料的一个真实案例。案例由四川省人民医院主任药师、药大校友杨勇提供的。经过药师对患者的疾病、临床指标以及全部用药进行重新梳理和评估，原来的24种药，最终调整为8种常规使用药物和3种按需使用药物。

这里真正值得讨论的，并不是“药越少越好”，也不是要证明哪一位医生“开错了药”。在康震看来，这个病例呈现的是现代医疗体系中一个并不罕见的缝隙：

一个患有多种慢性病的人，可能在不同医院、不同专科之间来回就诊。每一位医生处理自己负责的疾病，但当患者把所有处方带回家以后，谁来把他正在服用的所有药重新放在一起，看一遍？

这是康震这些年反复追问的问题。用一句话概括就是：

不能只看一张处方，要看一个患者。

1978年，康震进入南京药学院。

“我们那个年代，能有大学上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他说。当时家里对专业并不了解，母亲带着他去请教一位厦门大学教授，对方建议，可以考虑药学。最终，他来到了南京药学院。

大学几年，他接受的是一套非常扎实的传统药学专业训练：从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生物化学、物理化学，再到药物化学、植物化学、药剂学、药物分析、生理解剖、药理学、中医学理论基础、药代动力学。

下午常常泡在实验室。容量分析的滴定实验，如果实验平均结果超过允许2‰误差，就重新再来。

康震至今还保存着那一时期的教材，甚至想过有一天把它们捐回学校。

多年以后回望，他发现那一代药学生被训练得极其擅长一件事：认识药。药是什么成分，怎样制备，怎样检验，怎样产生药理作用，又可能产生什么不良反应。但“人”在哪里？那是后来才慢慢出现的问题。

毕业后，康震进入部队医院药剂科。做临床药学和药物检验、制剂生产，对药学院本科毕业生而言驾轻就熟。

上世纪80年代，厂家提供的药品常常还是100片、300片甚至500片的大包装，医院药房需要先审核医生处方、拆零调剂、包装复核，再交付给患者并进行用药交代。

药师最基础的要求，是把药发对。

康震后来把它概括为“五个正确”：正确的患者、正确的药物、正确的剂量、正确的给药途径、正确的给药时间。一个完整的处方调剂过程，还包括审方、调配、核对、交付和用药指导。这当然重要。

问题是：药交到患者手里以后呢？

几十年过去，医院的信息系统已经能够自动筛查一部分超剂量、相互作用和禁忌，人工智能也开始参与其中，辅助完成部分规则性筛查。

但康震越来越在意另一件事：系统审核处方的单位，通常仍然是一张处方。然而，患者就诊却不是一张处方。

一个糖尿病患者可能同时患高血压、冠心病、肾病；可能上午去内分泌科，下午去心内科；除了医院处方，他还可能自己购买OTC药、中成药和保健品，甚至听朋友说那个特别好也去找医生开方。每一张处方单独看，没有发现明显风险，并不意味着所有处方上的药叠加在一个人身上之后依然没有问题。

“如果药师真的要完整评估一个患者的全部用药，就必须把这个患者所有处方、所有正在使用的药物放在一起看。”康震说。

而一旦开始“看一个患者”，传统药师的知识边界也开始松动。

药师不能只知道一种药物的作用机制，还要知道这个人为什么需要它；不能只知道说明书给药剂量，还要理解疾病到了什么阶段、什么程度、治疗目标是什么、患者的肝肾功能怎样；更不能只在窗口告诉患者“每日两次、每次一片”，还要知道他回家之后究竟怎么吃、有没有吃、为什么没吃、吃完之后有没有达到治疗目标。

康震把这个变化称为：从“以药物为中心”，走向“以患者为中心”。

早在2012年，他在一次公开论坛上讨论药学实践行为时，就已经把处方调剂、用药咨询、用药指导、药学监护纳入药师的专业行为，并特别提到，对患者进行记录、教育和持续的用药监护，是当时许多药师实践中容易缺失的部分。

后来十多年，他几乎一直在围绕这个缺口工作。

康震的人生，并不是一条典型的学院派道路。

本科毕业前后，他曾尝试考研。此后在部队和医院工作多年，又离开了熟悉的药剂科，去瑞典哥德堡大学经济商业法学院研读工商管理硕士。

对于一个长期生活在实验室和医院环境里的人，那几乎是另一个世界。商业经营、市场营销、消费者行为、产品定位、组织管理——这些概念和分析化学、药理学、制剂学没有多少直接联系，却改变了康震后来观察问题的方式。

回国以后，他没有重新回到传统医院药师路径，而是进入医药咨询和培训行业。做医药代表、产品经理等培训，做药品定位和营销策略，又自己创业，逐渐走进药品零售行业。

2012年出版的《像医生一样思考——专业医药代表从入门到进阶》，还是一本面向医药代表的书。2014年，他又主编了《常见疾病谱用药速查速用手册》。从药品营销逐渐走向疾病和治疗，这条轨迹并不是突然发生的。

多年后回看，那些曾经看起来“绕出去”的经历，反而决定了康震后来理解药师职业的方式。

传统的专业培养往往首先回答一个问题：药师需要学什么知识？

康震则习惯再多问几步：

这个职业服务谁？解决什么问题？它创造的专业价值是什么？这项服务怎样被记录、评价、复制？谁为它付费？如果没有稳定的服务模式和支付机制，仅仅要求药师“提高专业性”，职业转型能够持续多久？

真正把他重新推回“药师”这个问题的，是零售药店。

那里有一个令他无法忽略的矛盾：药店需要执业药师，但很多药师的工作内容仍然和销售高度绑定。

专业能力与经营绩效之间，存在长期张力。

早年的公开采访中，康震已经提出，零售企业如果过度追求销售业绩、忽视药师专业职能的评价，会影响药师的服务行为。

后来，在DTP药房逐渐发展的背景下，他关注的依旧是相似问题：特殊疾病患者面对高值、复杂的处方药，药师如果只有审方能力，而缺乏疾病与治疗相关知识，很难完成后续专业服务。

他开始系统寻找国外的答案。

2010年前后，康震读到了Charles D. Hepler和Linda M. Strand于1990年发表的里程碑论文 Opportunities and Responsibilities in Pharmaceutical Care，随后又顺着文献一路找到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持续多年的Pharmaceutical Care Practice（药学监护实践方法）。

1992年至1997年的明尼苏达示范项目，重点在于把Pharmaceutical Care从理念转化为一套可实践的药师服务模式：怎样采集患者用药情况，怎样识别患者是否存在药物治疗问题，怎样建立记录系统，怎样进行随访评估，怎样教育药师，怎样与医师合作，机制是什么？甚至怎样计算这项服务的费用。

康震第一次看到，一项看似抽象的“以患者为中心”，可以被拆成清晰的工作步骤。对他而言，这不只是一套外国理论。它恰好回答了自己在药店、医院和药师培训中不断碰到的那个问题：

如果药师的专业价值不再依附于药品销售差价，那么独立的药学服务究竟是什么？

2013年，康震花了580元买到一本厚厚的英文原著——Pharmaceutical Care Practice第三版。

这套书第一版出版于1998年，第二版于2004年出版；2012年的第三版由Robert J. Cipolle、Linda M. Strand和Peter C. Morley合著，副标题已经变成 The Patient-Centered Approach to Medication Management Services。

2014年，在金有豫教授推动下，这本书开始被翻译介绍到中国。二十多位临床药师和药学专家进入翻译团队。随着工作推进，康震主动承担了大量统稿、再译和审校繁重工作。

这不是一本“英语好就能翻”的书。其中牵涉诊断学、临床治疗学、心理学、管理学、市场营销、医疗制度、医疗保险甚至哲学、社会学。康震发现，同一个英文词语，不同专业背景的人可能理解出完全不同的意思，更需要理解构建词语的背景和定义表达。其中一个争论持续了很久。

Medication Management Services。

按照字面，很容易译为“药物管理服务”。康震坚持，要多加两个字：“治疗”。

他解释道，“‘药物管理’容易让人继续把注意力放在‘药’上，而‘药物治疗管理’强调的是患者接受药物治疗这个完整过程。”

最终，2016年正式出版的中文版题为：

《药学监护实践方法——以患者为中心的药物治疗管理服务》。

北京紫禁城国际药师论坛及《药学监护实践方法》中文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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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恰好是它出版十周年。

十年前，在北京紫禁城药师国际论坛上用于推广这本书的一张蓝色易拉宝，文案写得颇为用力：“颠覆传统角色，改变命运。”

至少对康震而言，这句宣传语背后的关切，并不只是一本书怎样被理解，而是中国药师怎样理解自己的专业角色。

药师开始必须知道：患者为什么需要这个药？药选得对不对？剂量够不够？有没有达到治疗目标？出现的不舒服究竟是疾病本身，还是药物引起？如果患者没有按照方案服药，依从性不佳的原因又是什么？

康震后来把这种评估顺序逻辑概括得非常清楚：先看患者的适应证——该用的药有没有用，不该用的药有没有在用；再看有效性——药物选择是否正确和给药剂量能不能达到目标；第三看安全性；最后才是依从性。

他尤其反对一种常见的倒置：一谈慢病管理，就先把注意力放在患者的“依从性”上。

“如果药物本身无效或者不安全，要求患者高度依从并没有意义。”这也是为什么，他后来不断要求药师必须补上治疗学、诊断学和患者评估的相关知识和技能。

2016年中文版出版之后，康震没有满足于“把书翻出来”。

他开始想另一件事：如果方法是对的，为什么不更早教给药学生？

这本书的推广后来与母校产生了联系。学校向他征询临床药学教育方面的想法，康震写下了自己的建议：如果希望药师真正从药品走向患者，课程结构也需要跟着改变。

2019年，这套方法进入中国药科大学临床药学本科课堂。康震不希望这门课停留在概念讲授和知识记忆层面。

课堂上，一个学生扮演药师，另一个人扮患者。

“什么时候开始不舒服？”

“现在吃什么药？”

“怎么吃？”

“漏没漏过？”

“除了医生开的药，还有没有自己买的药？保健品呢？”

“最近血压、血糖、肝肾功能怎么样？”

学生要一遍遍问。康震对此并不陌生。很多年前，他做医药代表培训时已经大量使用role play训练技术——当时练的是“怎样拜访医生”。多年以后，同一个工具被他带进药学课堂，练的变成了：“怎样和患者说话。”

这个细节几乎浓缩了他自己的职业转弯。

过去，沟通是为了把一种药讲清楚；现在，沟通首先是为了理解一个患者的完整情况。

2020年疫情之后，课程转到线上，逐渐加入更多案例、讨论、模拟患者和角色训练。康震不希望用一次知识考试决定学生是否“学会”药学监护。在他的课程设计里，脚本、角色演练和实践作业占据了更大的考核权重。

他希望学生真正带走的是几种可操作的能力：

问诊、沟通、收集患者完整信息、进行用药评估，以及写药历。

这种教学尝试后来逐渐被系统化。

2023年，中国药科大学基础医学与临床药学学院多位教师发表论文，从培养目标、课程体系、实践教学、仿真教学和考核方式等维度，总结学校的药学监护课程体系。

2024年，又一项针对社会药房药师的培训研究发表。181名药师完成包含在线学习、案例撰写、角色扮演、标准化患者演练和考核的MTM（药物治疗管理）培训后，研究显示，其知识和技能以及执业态度、信心和认知均有所提升。

当然，这仍然主要证明：训练能够提升能力。

它并不能自动等同于“所有受训药师都已经能够改善真实患者的治疗结局”。

而这恰恰也是康震接下来最想跨过的门槛：不是让更多人“知道MTM”，而是让药师真正能做。

“真正能做”意味着什么？

2026年，中国药科大学社区药师药学监护实践技能培训项目已经来到第六期。

从2019年本科课程起步，到随后面向社会持续开展社区药师培训，相关课程与培训实践已经持续7年。最新版招生简章显示，项目已覆盖全国二十余个省、市、自治区。

第六期课程又向前走了一步。培训周期从2026年9月持续到2027年9月，共设置75次课、150学时。这不是一门两三天听完就结束的继续教育课程。

学员需要重新进入疾病和治疗本身。

课程覆盖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冠心病、心力衰竭、高尿酸血症与痛风、脑卒中、慢阻肺、骨质疏松、慢性肾病、焦虑抑郁症、阿尔茨海默病等20种常见慢性病，同时训练临床思维、临床指南阅读、药学门诊模式建立以及药学监护实践技能等能力。

康震认为，这一步绕不过去。

传统药学教育给了药师认识药物的能力，但如果要真正进入患者的药物治疗过程，药师必须能够理解疾病、治疗目标和临床指标。没有治疗学基础，“以患者为中心”就很容易停留在一句口号里。

因此，在第六期培训设计中，听课只完成了第一步。

完成系统学习和综合考核之后，学员还要进入MTM案例训练、小组研讨和角色演练。每个人需要提交一份来自自己实际工作、真实解决患者用药问题的案例，其中包含两种疾病、五种药物，再由教师团队组织讨论和评价。表现优秀的学员，还会进入进一步的实践带教阶段，以自己服务的慢病患者为真实案例，在医院医师、临床药师和行业专家指导下接受约3个月的一对一训练。

这恰好与康震多年来对教学的理解一致。他不太相信一种能力可以只靠“听懂”获得。从第一次把role play带进药大的课堂，到后来把模拟患者、案例分析、药历书写加入训练，他一直试图缩短课堂和真实世界之间的距离。

因为真正面对患者时，没有一道题会告诉药师“已知条件”。

一个老人坐到面前，可能只说一句：“最近老头晕，是不是药吃多了？”

接下来要由药师自己问。他有哪些疾病？在哪些医院就过诊？最近的血压是多少？正在吃哪些处方药？有没有自己购买的非处方药、中成药或保健品？实际服法和处方是否一致？头晕发生在什么时候？开始服用哪种药以后出现？有没有漏服或自行停药？

信息不完整，就很难做出判断。

这也是为什么康震认为，药学监护真正改变的不是药师“多知道了一些知识”，而是一套思考问题的次序。

先理解这个人，再评价他的用药。

这一点，也正在越来越多的真实医疗场景中获得新的意义。

康震最初接触Pharmaceutical Care时，中国药师如何从药品走向患者，还是一个需要反复解释的问题。

十多年以后，变化已经不仅发生在课堂里。

2026年1月，商务部等九部门出台《关于促进药品零售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在完善药事服务方面明确提出提升零售药店药学服务能力、加强专业人员能力建设，并推动零售药店从传统“药品销售终端”向“健康服务驿站”转型。

这种变化的含义并不只是药店多提供几项健康服务。

对于药师来说，它意味着职业价值的落点正在发生变化：除了保证药品供应和调剂安全，怎样进行合理用药指导、慢病患者管理和连续性药学服务，开始变得越来越重要。

同年7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开展老年合理用药促进行动（2026—2030年），其中明确提出提升老年药学服务能力，规范开展药学门诊，并面向社区老年人开展多重用药评估、用药清单整理等服务。

7月10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又发布《关于加强居民连续用药管理工作的通知》。通知将居民连续用药管理定义为，对居民在就诊用药过程中形成的连续用药信息进行记录、分析和应用的一系列管理措施和行为。

这几乎重新把文章开头那个69岁患者的问题摆在了人们面前：五位专家、五张处方、24种药。

更复杂的问题往往不只发生在某一张处方上，而发生在不同时间、不同科室、不同药物同时汇聚到一个人身上的时候。老龄化让这样的情形越来越常见。

慢性病患者的治疗周期可能持续数年甚至数十年；同一个患者可能同时服用降压药、降糖药、调脂药、抗凝或抗血小板药，再叠加治疗其他疾病的药物。医疗资源越专业化、专科分工越细，怎样把不同环节重新连接起来，就越重要。

在康震看来，这正是药师能够发挥专业价值的地方。

不是替代医生做诊断，也不是越过医生自行改变治疗方案。

以药物为专业入口，把患者正在接受的药物治疗信息和用药过程重新连起来：发现问题、进行评估、与患者沟通，必要时向医师反馈并提出药学建议，再持续记录和随访。

他在采访中谈到美国医保体系时，最在意的也正是这一点：“不能只有药品报销，没有用药管理。”

药已经被开出来、支付出去，只完成了治疗链条的一部分。患者带回家以后有没有正确使用，治疗目标有没有达到，有没有发生重复用药、不良反应或依从性问题，都会影响最终的治疗结果。

这也是康震为什么始终认为，MTM不能简单理解成一种“专业服务”。它最终指向的是药师职业能力本身。而一项职业能力真正成熟，也从来不仅靠药师个人完成。

医院里的药学门诊、社区里的慢病管理、DTP药房、居家药学服务，各自拥有不同的工作环境；医生、药师和护士之间需要建立更加清晰的协作方式，药学服务也需要逐渐形成稳定的药历记录、评价和支持机制。

康震早年研究明尼苏达药学监护项目时，就注意到那场持续数年的实践并没有只解决“药师怎么评估用药”。研究者同时在建设记录系统、培训体系、服务流程、医药协作方式乃至费用补偿机制。

换句话说：改变一种职业，最终需要改变的是一整套支持职业发生的环境。

中国药师正在走的，也是一条类似的长路。区别在于，今天这个方向已经比十年前清晰得多。

采访快结束时，康震再次谈到人工智能。药师似乎正处于一个新的技术节点。处方审核正在越来越自动化，相互作用和禁忌可以由系统快速筛查，临床指南可以迅速检索，AI也能够辅助药师梳理复杂的患者用药信息。

康震并不排斥这些工具。相反，他认为AI完全可以帮助药师提高用药评估的效率。但他担心另一件事：如果药师本身缺乏治疗学知识、临床思维和患者评估能力，那么在原来的知识结构上简单增加一个AI工具，并不会自动让药师拥有服务患者的能力。

最终的判断仍然需要人完成。一个患者为什么没有按医嘱服药？是忘了，还是价格负担太重？是没有理解医生的意思，还是服药以后真的出现了不舒服？当药师发现一个可能影响治疗的问题时，应该怎样和患者解释，又怎样准确地与医生沟通？

这些事情很难仅仅依靠检索完成。

“AI只能帮助药师提高效率。”康震说，“决策、沟通和责任，还是需要药师的专业能力。”他把“角色功能的转型”放在未来药师职业变化的核心位置。

这种判断，也让他重新理解教育的意义。药学教育过去帮助一代代学生掌握药物的科学知识。未来，如果越来越多的药师要进入药学门诊、慢病管理、居家服务和连续用药管理，课堂就还需要回答另一个问题：一个学药的人，怎样真正学会面对一个人？

这要求药师把药理学、药剂学、药代动力学和药物安全等专业知识，更系统地集中到患者身上。

康震把这条路走得并不笔直。1978年进入南京药学院以后，他做过医院药师，离开过医院；去国外学习MBA，做过医药营销、咨询、培训和创业；到了职业生涯中段，又重新回来，买原版书、翻译、研究执业药师制度，再把国外的方法带回母校的课堂。

绕了一圈以后，他越来越确定：药师需要找到属于自己的那部分责任。

采访中，他还特意提到，中国药师职业的发展从来不是某一个人的工作。学校里、行业里有许多长期推动执业药师制度、临床药学和药学教育的人，都应该被记录。他更愿意把自己做的事情看作其中的一小部分。

2026年，中国药科大学迎来建校90周年。对于母校，他的祝愿很朴素：希望学校培养出更多优秀的制药企业家，也培养出更多优秀的药师人才。对于今天的药大学生，他希望他们在完成系统专业学习之外，尽早建立自己的目标，并把眼光放得更远一些。

采访最后，问他，如果只对那些正在考虑学习药学监护、MTM的年轻药师说一句话，他会说什么。康震几乎没有犹豫：“越早学，越受益。”

他随后说起的，并不全是工作。每个人总有一天会面对自己的父母老去。一个家庭的药箱里，可能同时出现降压药、降糖药、他汀、抗血小板药、安眠药，以及各种其他药品。到了那个时候，一个学过药的人也可能突然发现：知道这些药各自是什么，并不意味着知道它们同时放在一个人身上意味着什么。

四十多年前，康震来到南京药学院，学习怎样认识一粒药。十年前，他参与把一本讲述“以患者为中心”的药学监护著作带到中国。

今天，围绕这套理念和实践方法，已经逐渐发展出本土教材、大学课堂和持续迭代的在职药师培训。最新一期MTM课程又把真实病例、角色演练和一对一实践带教放到了更重要的位置——目标仍然是让药师从掌握知识，走向真正能够服务患者。

从认识药，到理解治疗，再到看见吃药的人。康震用了职业生涯的后半程，反复做的其实是同一件事。

让“患者”两个字，真正进入药师的专业世界。

本文为汇聚南药专访原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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