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杂谈】对资料和知识的态度

资料和知识的系统收集、妥善保存和有效分享，人人有责

本专栏上周文章的阅读量为近期最低，至今才250左右。这只是点击数，实际读完的人，即有兴趣读读文中运行记录的人，恐怕更少。榆木疙瘩本性固执，本周接着讲。上周叙述的是百年前知识收集和分享的榜样，这周讨论今日的一些不足及对照。

笔者最近与北京市一所医院的档案室联系，希望查阅一份有关一百多年前医院前身历史的资料。档案室负责人问：“做学术研究，为何非要看原始资料？” 这是原话。笔者无语。

这家医院的前身是一百多年前由美国长老会医学传教士创办的。当今长老会档案馆网页的介绍上，还醒目地写着“COLLECT. PRESERVE. SHARE. TRANSFORM. ”（“收集、保存、分享和改变”）。任何人都可来馆现场免费查阅历史资料，无需介绍信。

1915年创刊的《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源于1887年创刊的《中国教会医学杂志》。国家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都藏有后者，但都不全。国家图书馆近年将杂志的合订本印制成丛书出版。但丛书中所缺的卷册与自己馆藏胶片上所缺的卷册不一致。怪了！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常务理事、医学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高晞博士说：‘只有日本的东洋文库藏有全部的卷册’。中国的医学杂志，只能在日本找到全套？哪怕是影印版，也应收全呀？！

2022年国务院学位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立了一级学科：区域国别学，目的是在知己知彼的前提下，构建具有全球话语权、有国别的全球知识体系。该学科随即出版了研究德国传教士中国叙事的书，立意和书写都细致深入，但却不含索引。学生读书从前往后，研究者读书从后往前，从索引入手。其实，当今国内出版的科学书常无索引。难道出书只是为了出书？

这周三，《中国医药导刊》刊登了中国药品监管研究会徐景和会长题为“监管科学 | 全面提升药品安全监管基本思维能力”的长文。这是篇罕见的从政治思维、科学思维、法制思维和社会思维等方面论述药品监管、且令人深思的文章。从监管理论的角度看，笔者还不曾看到有这样高度和深度的论述，无论是欧美还是我国药监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詹姆斯指出：你播种一种观念，就收获一种行为；你播种一种行为，就收获一种习惯；你播种一种习惯，就收获一种性格；你播种一种性格，就收获一种命运[16]”。括号中的16是指第16份参考文献。但在微信公号文末却写着“【参考文献】略”。《中国医药导刊》是中国科技核心期刊，属于国家级医药专业期刊。公号文这样删减不妥。

国家局药品审评中心发布的行业指南，有时会在文末给出参考文献，标号为 1，2，3, …。但这些标号并未在正文中引用，使得读者难知指南中哪句话源自哪篇参考文献。多不方便呀！

写文章写书是希望人读的，是希望为人所用的。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认知，是千千万万代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国家经济正在从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型转变。资料和知识的系统收集、妥善保存和有效分享（在不损害自身利益的情况下），人人有责。多年来，出于各种原因，做得不到位的地方不少。只要大家互相提醒、帮助和鼓劲，向先进的学，相信情况会逐渐好起来。只是希望好得快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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