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自然-医学》发表了一篇观点文章。来自德国、美国、英国、中国、印度、芬兰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研究人员提出，当前2型糖尿病（T2D）的预防可能存在一个根本性问题：我们往往等到血糖已经异常，才开始认真考虑“预防”。

然而，研究人员认为，T2D并不是某一天突然发生的疾病。从血糖正常，到出现越来越明显的血糖失调，再到最终发展为T2D，这一过程受到遗传、代谢、行为、环境以及社会因素长期累积的共同影响。因此，预防也不应只盯着某一个血糖数值，而应该贯穿人的整个生命周期。

更重要的是，作者提出了一个不同于传统“延缓糖尿病发生”的目标：让糖尿病前期人群重新回到正常血糖状态，也就是实现“糖尿病前期缓解（prediabetes remission）”。

这背后并不仅是概念上的变化。

2024年全球约有5.89亿成年人患有糖尿病，相当于每9名成年人中就有1人，预计到2050年这一数字可能升至8.53亿，其中约90%～95%为T2D。尽管改善饮食、增加运动、改善睡眠和戒烟等预防建议已经存在多年，T2D患病率在过去数十年中仍持续上升。

为什么我们已经如此熟悉糖尿病，却依然没有很好地阻止它发生？

只看血糖“有没有超标”，可能忽略了真正的疾病进程

目前，临床上通常通过空腹血糖、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OGTT）以及糖化血红蛋白（HbA1c）等指标来判断一个人是否处于正常血糖、糖尿病前期或糖尿病状态。

这种分类非常实用，但如果将这些阈值当成预防的起点，就可能把一个持续演变的生物学过程过度简化为“正常”和“异常”两种状态。

实际上，即便同样被归入“糖尿病前期”，不同人背后的代谢问题也可能完全不同。

例如，空腹血糖受损（impaired fasting glucose，IFG）更多与肝脏胰岛素抵抗和内源性葡萄糖生成增加有关，而糖耐量受损（impaired glucose tolerance，IGT）则更多体现为骨骼肌胰岛素抵抗以及葡萄糖摄取能力下降。同时存在IFG和IGT的人，其肝脏及外周胰岛素敏感性和β细胞功能通常受损更严重。

因此，两个血糖数值相似的人，未来发展为T2D的风险、疾病机制，以及最适合的干预方式，都可能并不相同。

而且，损伤可能在达到糖尿病诊断标准之前就已经开始。

既往研究显示，在处于糖尿病前期血糖范围的人群中，已经能够观察到视网膜病变、神经病变以及肾脏异常等微血管改变；糖尿病前期还与冠心病、卒中、心力衰竭等心血管疾病风险，以及代谢功能障碍相关脂肪性肝病等多种健康问题相关。

这也意味着，“还没有得糖尿病”并不一定等于代谢系统仍然健康。

预防的新目标：不是“晚一点得病”，而是回到正常血糖

长期以来，糖尿病预防研究最常见的目标之一，是观察一种干预能否降低或延缓T2D的发生。

然而，研究人员认为，预防的目标可以进一步向前推进：让处于糖尿病前期的人重新恢复正常血糖。

这就是“糖尿病前期缓解”。

之所以强调“缓解”，是因为糖尿病前期并不一定是一条只能单向走向T2D的道路。通过生活方式干预、药物治疗、减重手术，甚至部分情况下的自发性代谢改善，一些人可以重新恢复正常血糖。

糖尿病预防计划（Diabetes Prevention Program，DPP）和糖尿病前期生活方式干预研究（Prediabetes Lifestyle Intervention Study，PLIS）显示，通过饮食调整和增加身体活动等生活方式干预，大约34%～52%的糖尿病前期成年人能够实现缓解。

而恢复正常血糖带来的意义可能远远超过一次化验单上的数字变化。

在PLIS中，对于通过生活方式干预减重至少5%的人群，实现糖尿病前期缓解的人在干预结束两年后的T2D发病率比未实现缓解者低73%。

DPP后续研究则显示，曾至少一次恢复正常空腹或餐后2小时血糖的人，在10年中发生T2D的风险降低了56%。在长达22年的随访中，干预一年后实现糖尿病前期缓解的人，平均未发生糖尿病的时间延长了5.2年。

这种获益似乎还不仅局限于血糖。

糖尿病预防计划结局研究（Diabetes Prevention Program Outcomes Study，DPPOS）与中国大庆糖尿病预防研究的长期数据联合分析显示，糖尿病前期缓解与更低的心血管事件风险相关；汇总分析还显示，其与心血管死亡或因心力衰竭住院以及全因死亡风险降低相关。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保护作用在干预结束多年后仍然存在，研究人员将这种现象描述为“遗留效应（legacy effect）”。

▲实现糖尿病前期缓解能够带来显著且深远的长期心血管代谢健康效益（图片来源：参考资料[1]）

此外，减重并不是实现缓解的唯一道路。

PLIS研究发现，一部分受试者即使没有减重，也能够恢复正常血糖。这些人虽然总体体重变化不大，但脂肪分布从内脏脂肪向皮下脂肪转移，同时胰岛素敏感性、β细胞功能和β细胞对GLP-1的敏感性得到改善。

换句话说，未来糖尿病预防可能需要回答的不只是：“减掉了多少体重？”

还包括：“代谢健康究竟改善了多少？”

糖尿病预防，甚至可能需要从怀孕之前开始

如果T2D是几十年代谢风险不断累积的结果，那么什么时候开始预防？

研究人员给出的答案是：可能比我们想象得早得多。

科学家提出了一套“全生命周期风险架构（life-course risk architecture）”，将T2D风险形成过程划分为多个具有不同代谢脆弱性的关键阶段，包括孕前、妊娠期、产后及两次妊娠之间、儿童和青少年时期、青年期，以及中年及女性绝经/男性雄激素变化阶段。

也就是说，T2D风险不是到了中年突然上升，而是在生命不同阶段不断累积；如果能够在某个关键节点及时干预，就有机会改变此后几十年的风险轨迹。

例如，父母在受孕时的代谢健康可能影响下一代未来的T2D风险。母亲妊娠期间的高血糖，即便尚未达到妊娠期糖尿病（GDM）的诊断标准，也与后代未来糖耐量受损和胰岛素抵抗相关。

对于母亲本人而言，妊娠期糖尿病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风险信号。研究发现，有GDM病史的女性未来发生T2D的风险约为其他女性的7～10倍。因此，产后并不意味着风险已经“结束”，反而可能是进行精准干预的重要窗口。

进入儿童和青春期后，出生体重过低或过高、两岁以后快速增重、儿童期身体质量指数（BMI）快速升高，以及青少年严重肥胖，都可能增加日后发生IGT和T2D的风险。

青春期本身还伴随着一段生理性胰岛素抵抗增加的时期，对于已有高风险因素的青少年，这可能成为疾病加速发展的一个节点。

到了中年，个体罹患糖尿病的风险结构又会发生变化。

女性绝经期间，雌激素下降、雄激素相对增加以及内脏脂肪增加，可能进一步推动胰岛素抵抗；年龄增长伴随的肌肉量下降、脂肪重新分布等变化也可能促使糖尿病前期继续进展。相比之下，男性是否存在类似明确的“男性更年期”独立效应，目前证据仍不充分。

因此，同一种“少吃、多运动”的建议，很难完整覆盖一个人在不同生命阶段面对的风险。

▲在生命周期可能累积不同类型的糖尿病风险（图片来源：参考资料[1]）

这正是论文所强调的“全生命周期预防”。

GLP-1时代，药物是否也应该进入“糖尿病预防”？

另一个越来越重要的问题，是药物是否也应该进入T2D预防阶段。

然而，目前对于是否应该使用药物预防T2D，尚不存在统一共识。

二甲双胍已经在高风险人群中显示出持续延缓T2D发生的作用；与此同时，以GLP-1受体激动剂以及GLP-1/GIP双受体激动剂为代表的新一代药物，也展现出很强的糖尿病预防潜力。

汇总的临床分析显示，在纳入肥胖并同时存在IFG或IGT人群的SURMOUNT研究中，替尔泊肽（tirzepatide）治疗176周后，干预组最高有93.3%的受试者实现糖尿病前期缓解，对照组为58.9%；新发T2D的风险比（HR）为0.07。

在STEP 10研究中，对于BMI≥30 kg/m²并存在IFG或IGT的人群，司美格鲁肽（semaglutide）治疗52周后，81%的受试者实现糖尿病前期缓解，对照组为14%。

图片来源：123RF

这些结果提出了一个过去并不迫切、如今却越来越无法回避的问题：如果一种药物能够非常有效地阻止高风险人群发展为糖尿病，那么究竟应该在什么时候开始用药？哪些人应该用？需要用多久？

回答这个问题需要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包括药物停药率、潜在不良影响、成本以及医疗公平性。而未来更合理的方式可能是将生活方式、行为干预和药物治疗视为可以组合使用的工具，再依据疾病阶段、病理机制、缓解可能性、复发风险、成本和患者接受程度决定如何选择。

未来真正需要改变的，可能是“预防糖尿病”的定义

研究人员提出了T2D预防领域未来值得优先推动的十项重点：不再仅依据血糖阈值定义疾病阶段；重新设计贯穿生命周期的筛查体系；正视血糖异常背后的生物学异质性；追求持久而不是短暂的缓解；在血糖异常出现之前就开始保护代谢健康；把握孕前、妊娠、儿童和青春期等生物学可塑性较强的窗口；利用AI和多模态数据建立动态精准预防工具；明确药物在预防中的适用人群和位置；让临床试验不仅关注血糖，更关注心血管事件、肾脏疾病、过早死亡等临床结局；以及将医疗公平贯穿所有预防策略。

这些建议共同指向一个核心变化：

过去的糖尿病预防，更像是在寻找“谁已经进入高风险区”；未来的预防，则可能是尽可能早地改变一个人正在形成的疾病轨迹。

因此，糖尿病前期也不再是一个固定标签，而是一个动态、可能逆转的代谢阶段。未来甚至可能参考1型糖尿病已经提出的分期思路，根据疾病背后的病理生理变化，把T2D进一步划分为早期、症状前期和有症状等不同阶段，而不是等到血糖跨过某个诊断阈值之后才确认疾病已经开始。

如果一个人从异常血糖重新回到正常血糖，而且这种改变能够持续，并真正反映胰岛素敏感性、β细胞功能和脂肪分布等代谢机制的改善，那么预防的目标就不再只是“让糖尿病晚几年发生”，而可能是让疾病原本的轨迹发生改变。

当然，要让这一愿景真正进入临床实践，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哪些人最可能实现缓解？哪些人容易复发？什么时候应该使用药物？高分辨率表型分析、多组学和数字监测技术能否以可负担的成本推广？这些策略能否在不同国家、不同族群和不同医疗体系中同样有效？

研究人员指出，目前许多糖尿病研究证据来自高收入国家及欧洲血统人群，但不同族群的脂肪分布、胰岛素抵抗、β细胞功能以及糖尿病发生机制可能存在明显差异。如果未来的预防技术无法做到可负担、可规模化和适应不同社会经济环境，那么再精准的技术也很难真正改变全球T2D负担。

从等待血糖异常，到主动维护正常血糖；从中年才开始筛查，到关注从孕前、儿童期直到中年的完整生命轨迹；从所有人接受类似建议，到根据病理机制选择不同的干预——如果这一框架能够逐渐成为现实，未来的糖尿病预防可能真正从“发现风险”，走向“改变疾病轨迹”。

参考资料：

[1] Wang Y, Sargent JL, Mathieu C, Vazquez-Arreola E, Perreault L, Loos RJF, Lim LL, Sandforth L, Hanson RL, Kullmann S, Sbierski-Kind J, Brucker SY, Hrabé de Angelis M, Theiss F, Icks A, Mohebbi D, Stefan N, Mohan V, Wang T, Preissl H, Bergman M, Tuomilehto J, Hivert MF, Franks PW, Birkenfeld AL. Type 2 diabetes prevention across the life course. Nat Med. 2026 Aug;32(8):2757-2773. doi: 10.1038/s41591-026-04550-z. Epub 2026 Aug 10. PMID: 42575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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