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家祥：中国仿制药接轨国际，关键衔接点上的世界药物制剂专家 | “九十年九十人”

中国药科大学将迎来建校90周年华诞，“九十年九十人”专题报道栏目将寻访收集并推出杰出校友、校友创办或领导的企业等90篇成长故事，以此连接校友初心，为学子答疑拓界，展现药大人的成果与担当，为行业良性发展贡献中国药大思考。更通过这些故事折射中国医药行业发展历程、向全球传播中国药大声音、展现中国医药力量。

在仿制药话题牵动民心，讨论声甚嚣尘上的当下，曹家祥可以说是中国仿制药的“重要守门人”之一——其参与起草了国家一系列一致性评价的指南及相关标准和政策；多次受邀为多个省、市药监局进行政策与技术培训；他帮助多家国企和上市企业完成多个高难度一致性评价项目，他还是国家专家局专家、国家药监局审评中心固体制剂连续制造专家小组成员。

而这位毕业于中国药科大学的华人科学家，上大学之前最初的学术理想是“造船”、“为国造军舰”。

这是曹家祥的故事里最让人意外的地方，1977年下半年国家正式恢复高考，他作为应届高中毕业生的第一志愿曾是上海交大船舶制造、第二志愿是上海科技大学无线电通讯、第三志愿是去上海第一医学院学医。

五年后，他却读了南京药学院的药物化学专业，又去了美国读高分子化学，直到成为制药药剂领域举足轻重的专家。

“我走到今天，没有一步是我自己设计的。”采访刚开始，曹家祥就说了这句话。

整场采访里，他反复说的就是这句。每一步都是被推着走的——被时代、被政策、被家庭出身、被一个单词的误读、被一个个他无法控制的外力。但每一次被推到陌生的地方，他都把那里变成了自己的主场。

曹家祥是上海人，1959年出生，1977年2月高中毕业的时候，恢复高考的消息还是一则没有确切时间的传闻。

所以高中毕业后，他按当时上海的分配政策进了上海信谊药厂技校。原因很简单：他是家中户口本上的独子，不用去农村插队，也不能在城市进“硬档工矿”，于是被“安排”去读技校。学什么？制药；谁选的？不是他。

进技校没几个月高考恢复了，他参加了1977年的第一次高考，当时只能报三个志愿：他第一个是上海交大船舶制造，他中学就是上海市少年宫船模组成员，曾经代表上海市在长风公园为1976年后首个到访的墨西哥海军代表团做过遥控船模表演；第二是上海科技大学无线电通讯；第三是上海第一医学院医疗系。

三个志愿，全是按兴趣报的，因为曹家祥生了一双巧手，从小就喜欢组装制造，但是这三个学校和专业，一个都没录上。

“后来才知道交大和科技大都是军工专业，”他说，“我政审不过，”因为家庭成分复杂。

他的父母怀着建设新中国的爱国之情，1950s从香港回大陆工作。他的母亲是江阴爱国民族大资本家的女儿，虽然外公曾把整个家族产业捐给了国家，但在那个复杂的年代，这些过往到了高考政审这一关，家庭出身成了一道跨不过去的坎。

而他在志愿表上又填了“不服从调剂”——少年曹家祥并不想被调剂到没兴趣的专业。他一边读技校，一边准备第二年再次高考，等来的却是新规定：进了技校的学生需毕业后有两年以上工龄才可以参加高考，并只能报考相应专业。

当时技校的课程是一周在学校学习，一周在信谊药厂做工人。信谊药厂那是中国当时最好、技术最成熟的制剂厂。最终，两年技校，三年工人，一共待了五年。片剂和针剂的全部岗位曹家祥几乎都做过。那个连专业都勾着“不服从调剂”的少年，被安排着开启了自己的制药之路。

五年后，他报考了当时的南京药学院（中国药科大学的前身），作为一个有5年药剂生产经验的工人，他仔细挑选后报了药理专业，但等到他拿着药理专业的录取通知报到那天，他才发现自己被调剂到了药物化学。

“我到学校报到那天，药理专业说名单上没有我，我慌得不得了。好不容易考上大学，户口都已迁了。旁边有人说，曹家祥你在这边，药化系有你的名字。我高兴得不得了，总算有地方去了。”

他又一次“被安排”进了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药物化学合成，是分子层面的东西，和他过去在信谊药厂做过的所有事，那些药剂相关的工作，几乎没有关系，读书期间，过往经验对专业没有直接帮助。

但在南药的四年里，他依然凭借大其他同学五岁的成熟和个人能力，在学校的表现拔群。老师眼中他比同届学生大五岁，又有工作经验，老师直接点的名叫他做年级学生会主席、校学生会副主席。而在师弟师妹眼里，他是比有的助教老师还厉害的“风云学长”。

他的巧手和他的经验，也在大学的实验室里找到了用武之地。“我做实验比较好，因为手比较巧。”药物分析、有机合成、精制提纯、动物解剖等，任何需要双手配合的操作，他都做得较快、较准。

说起大学时的实验室，曹老师提起药大值得称道的是，从他上学时到现在，四十多年来药大一直是小班教学——30人一班，每人一套仪器。多年后他在面试求职者时，只用一两个问题就能判断对方的专业基础，其中他说到一个点：“我问高效液相的分离原理是什么？只有药大毕业的答案是接近的，药大的基础打得很扎实。”

1986年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加入由童村、许文思院士和后来担任医工院院长的朱宝泉博士领导的抗生素研究室，参与国家863项目——福提霉素的发酵与提纯。

当时的项目五年一期，而这项目已经进行到了第四年。过去是由一位硕士生负责发酵产物的提取纯化，报告说已经把菌株效价从200单位提高到了450单位，项目组因此送他去日本进修。曹家祥进入抗生素室接手后，开始做放大实验，发现无论怎么提，效价都只有200多单位，他被质疑操作失误，提取时产生了降解破坏。

作为药大的学生，药化专业夯实的底子加上科学精神的严谨查证，曹家祥确认自己操作无误。开会时，他站起来说：“你们说的450单位，怎么测的？”

会上有人拿出了在上海第一医学院的HPLC（高效液相色谱仪）上打出来的色谱图，图上色谱峰混杂在一起，无法辨认。

“当时打出来的图谱上一堆峰，我说：‘你们指给我看，哪个峰是哪个东西？’”

没人指得出来。

“你们拿什么做对照？”他接着追问

“白晶霉素。”

“白晶霉素和福提霉素肯定不是等价的！你中间的差异因素是多少？Factor（响应因子）是多少？”

在场管技术的室副主任听了曹家祥的话，用上海话脱口而出：“小鬼，侬结棍（厉害）。”

后来项目组找到两瓶从日本带回但已过期的福提霉素做对照，一测——确实只有200多单位，450单位是不严谨的错误数据。

曹家祥那年在医工院，是一个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面对的是项目组此前已经报上去的结论，组内两位高级工程师级别的技术权威，他没有因为对方资历深就盲从，也没有因为结论已经被认可就跟着附和。他通过观察别人的实验和操作，核验自己的实验数据和结果，找出问题产生的核心症结。

虽然最后项目因此取消，但医工院没有因为他是新人就压制他，而是接受了事实。

“医工院当时能够实事求是地对待这问题，没有压制我，这个对我影响很大。”曹家祥说。

他不是为了挑战权威而挑战，只是秉承着科学严谨的态度去做实验，一个二十七岁的年轻人，敢在那种场合把自己的结论摆出来，底气、锋芒和学术态度，都在事实里。

1989年底，曹家祥赴美留学，“那时候，稍微有点理想的都想出去学点东西。”他说，但最终出国进修的研究生专业方向，却有个“大乌龙”。

当时没有互联网，没有现在这么便捷的渠道了解美国的高校和专业，他通过越洋电话联系了先他一年去美国的表弟，让他帮忙找好的药物化学专业「Pharmaceutical Chemistry」或者「Medicinal Chemistry」。表弟当时对化学专业英文单词不熟，只记住一个“P打头的 Chemistry”。表弟当时就读的底特律大学，有一个化学专业全球领先，专业名称就是“P+Chemistry”。表弟就帮他报了那个专业，报到后曹家祥一看，不是「Pharmaceutical Chemistry」药物化学，而是「Polymer Chemistry」高分子化学，他又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专业。

高分子化学和药物化学是完全两回事，他过去学的全是小分子，高分子是大分子，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

“全英文从零开始，读得很苦很累，”他说，“概念都不懂，不仅要从头开始学，还是翻着字典学。”

但他的动手能力再次发挥了作用，他的导师Kurt C. Frisch博士是国际聚氨酯高分子权威，当时聚氨酯材料刚开始要被引入医药行业，他的导师受托为Ciba Vision研发隐形眼镜材料，他参与了这个项目。项目中需要操作工业级的机器，完成聚氨酯和聚腈水凝胶的（IPN）网络结构互穿，对动手操作要求极高，动手能力极强的曹家祥不仅能精准操作机器，也能完成化学公式的精确计算。项目最终完成了新型高分子隐形眼镜材料的处方和工艺研发，并取得了优秀的成果。曹家祥也引起了Ciba Vision当时的竞争对手博士伦的注意，对方主动邀请他加入——那时他还没毕业，就成为第一个在博士伦研发中心工作的大陆华人科学家。

最终他选择不读博士，拿到硕士学位就投身工作。如果读高分子博士，毕业大概率要去底特律的三大汽车厂，做高分子油漆、内装、轮胎。“我不想去汽车行业，”他说，“我忘不了药。”

在博士伦工作三年后，他因为家庭决定换城市换工作。因为罗切斯特城市太小，限制了他太太的工作选择（曹老师的太太同样毕业于中国药科大学和底特律大学），于是他们举家搬到了世界知名药谷——新泽西。

1997年初曹家祥加入美国先灵葆雅制药公司的研发中心制剂部，同样是该部的第一位大陆华人科学家。在那里他花了三个月完成了地氯雷他定的处方研发——在保证辅料和原料没有相容性问题的情况下，把公司传统的湿法改成了干法工艺，同时提升了释放时间，至今国内地氯雷他定的处方都是他当年研发定下的。但即便取得了这样的成功，曹家祥却因招他的领导受到内部排挤，被晾了三个月，不给他派活干。

同组一位台湾大前辈告诉他：“你的水平在这边混不合算，原研厂合成是主流，制剂是配角，你应该去仿制药企业。”

最终，在曹家祥任职PUREPAC期间，一家以专利挑战闻名业界的世界第五大仿制药公司Barr Pharmaceuticals 找到了他。COO亲自面试，最后COO问他：“你有什么问题问我？”他问：“BARR能走到现在，应该做哪个方向，能够使这个公司成功？”

COO说了一句话：“高技术壁垒，高利润空间。”这句话成了他职业生涯此后十四年的注脚。

Barr当时的定位是专利挑战——原研药的专利还没到期，仿制药企业已经在研发如何用规避设计“绕过去”。挑战专利的仿制药比普通仿制药难得多：需要在化学成分、配方或制造工艺上不侵犯其专利，同时设计出能产生相同释放动力学，不字面侵权，同时在治疗效果上等同于原研药的全新配方。

曹老师在采访时跟我们说了一句让我们印象极深的话，“我坚信我不会比别人差，在美国的时候我跟我的中国同事以及外国同事都说：只要是人能做的事，我们就应该能做，除非那是上帝创造的东西。只要别人能做，我也能做！”

他曾负责全公司上百个产品的生产工艺定型，其中包括：普通仿制药产品；专利挑战和505（b）2产品；特殊不灭活不减活疫苗口服制剂；特殊高分子长效缓控释产品等。在Barr & Teva（Barr 2008年被Teva并购）工作的14年内他领导参与和完成了多个仿制药（ANDA） 产品和新药（NDA）及改良型新药（505b2）的研制，并获得FDA的批准上市。

在Barr期间，他做小试实验的效率在团队和公司是出了名的：最少的一个产品，他只做了4个小试就找到了最优方案；最多的一次，2个剂量做到27个小试也完成了。而行业平均水平是30个起步，CRO对外报价按30个小试算钱。这意味着他最多的那个，比行业的起步标准还要少。

这个数字背后不是运气——他知道材料选什么，知道设备怎么用，知道工艺参数的大致范围。等真正动手的时候，他已经把大部分试错排除掉了。

由他设计处方和工艺的特殊不灭活不减活疫苗口服制剂——腺病毒口服疫苗，是Barr公司首个自主研发的国家级生物制剂，耗时多年开发，用于预防人群集中时流行的急性呼吸道疾病，难度之高至今尚无人能仿制。

他攻克了多种激素产品线（极低剂量）仿制的技术壁垒，把几微克的活性药物成分均匀地混合进上万倍的辅料中，他靠的是对设备的理解，什么设备怎么用，精确计算把控混合时间和方式，甚至是机器该怎么调，他都懂。这份判断力，不仅来自过往工作经历积累下来的手感、经验，还来自他几十年喜欢动手、对机械的研究和热爱。

曹家祥在职期间，Barr收购了一家小公司，做的是高分子载药产品，用于妇科缓控释制剂——当时那个小公司只有概念，没有能工业化的产品。公司被收购时，一天只能手工做十几个测试样品。

Barr要找一个人接管技术，找过高分子的博士，但懂高分子的人不懂药；也找过懂药的人，但不懂高分子。最后公司找到了曹家祥——他既读过高分子，又做过药，任命很快下来。

他到了那家公司之后，没有立刻动手。一个多月，他每天只看——看他们怎么操作，看工艺设备怎么运转，看流程哪里卡住了。他不急着开会，也不指手画脚，就让所有人按原来日常运营。一个多月后，他把所有人叫到一起开了个会，当场重新安排了配料方式、机器操作顺序和中控标准。隔天，产量就从十几个变成了七百个左右——从手工试制跨进了批量生产。

关键问题在高分子材料的固化速度——配好的材料固化很快，原来的工艺在固化之前来不及完成药物配置。曹家祥从化学原理入手，调整了物料分配及操作流程，让高分子的固化速度适应工艺，解决了概念型小产到批量生产的工艺难题，从此才有后续临床试验的可能性。

两年后，他把二期做完，整个项目搬回总部又做了三期。这个产品作为NDA项目申报成功，成为一条完整的高分子材料药械生产线。Progesterone Ring和后来的NuvaRing仿制成功其所创建的连续制造药械生产线也成为曹家祥职业生涯里少有的、把他两个专业方向连接在一起的果实，药学和高分子化学之间的切换，在多年后命运般地重新交汇了。

2008年，Barr被全球最大的仿制药制造商TEVA并购，曹家祥在TEVA任北美制剂研发中心副主任，独立负责一个GMP的临床样品大试生产基地。

可以说曹家祥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级药剂专家，而就是他，帮着中国把仿制药推向了下一个台阶。

2011年，曹家祥正式辞职离开工作了十四年的Barr/TEVA，回到了家乡。

2011年，曹家祥回国，参与在江苏泰州中国医药城创建了长泰药业。他花了半年时间设计搭建了一个700平米的GMP多品种制剂中试车间，并亲自设计安装了符合FDA和CFDA GMP标准的所有设备。同时用一年半开发了八个3.2类复方新药。由于国内浮躁的行业环境和长泰公司领导人的经营理念改变，曹家祥最终离开了长泰。

2013年，曹家祥受到CEO多次邀请，加入上海睿智化学，负责新药开发的CMC工作。两年多时间里，他主持了十多个新药和一些仿制药项目，设计建造了符合FDA和CFDA标准的GMP口服制剂中试车间，多个项目通过了CFDA现场考核和国际药企的评估检查。

但他不喜欢做CRO，“像给人家装修房子，装完了门一锁，你连回去看一眼都不让。”他说“缺少积累。”

回国四年，国内不同的商业环境、行业氛围，让他不适，让他开始放空自己和思考未来，国内当时的环境让他觉得自己无用武之地。

转机出现在2016年，他正式从上海睿智化学离职的那一年，因为2015年7月12日中国CFDA正式发文启动对市售所有药品进行一致性评价，要求仿制药与原研药在质量和疗效上必须做到一致。过去十几年，国内很多仿制药虽然做到了“形似”——成分、剂量和原研药一样，但进入人体后的吸收、代谢过程是否能达到一致，以及由此带来的临床疗效和副作用风险是否能与原研药相提并论，并没有经过严格的系统性验证。一致性评价的意义，就是把这个验证变成强制门槛，只有通过评价的仿制药，才能证明自己在临床上真正可以替代原研药。它意味着淘汰不达标的、逼着药企升级、让国产仿制药真正接轨国际标准。

时值2017年中国正式加入了ICH（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成为理事国成员的前夕，这是中国制药行业与国际接轨最重要的一步——加入之后，整个指南框架必须与美国FDA、欧盟药监体系保持一致。曹家祥被请去，参与一致性评价的指南起草：“国家药监局通过人找到我，叫我去参加他们的会议，参与制定相关政策。一致性评价的技术指南，我几乎大部参与了起草。”

但帮助国家推行一致性评价指南，帮助药厂完成一致性评价项目，远不止是“参与制定政策”那么简单。整个指南框架参考了FDA的英文版本，曹家祥被请去，一个原因是他有大量实际的、完整的经验，另一个原因是“有的英文词汇在某些重要场合使用，它的意思不一定是中国药厂领会的意思”。他不是做翻译，是做衔接——把国际通行的技术语言，转化成中国制药行业能够理解、执行的技术规范。

除了参与指南起草，曹家祥还有两个身份：国家药监局固体制剂连续制造专家小组成员，以及国家药监局审评中心高研院特聘专家，负责讲授制剂、相关工艺设备和厂房设计三门课程——全国同时讲这三个模块的人，可能只有他一个。

在固体制剂连续制造这个领域，他是国内最前沿的专家之一。他去美国Rutgers大学的CpAML中心交流和参观过，三层楼的实验室全部对他开放，“我是唯一一个进去仔细看过的中国大陆人。”

但他也清楚这项技术在国内的落地难度，之前国内连续制造推了一阵子就没了声音——投入太大，利润不够覆盖，核心传感和控制器全部依赖进口。

“我知道中国往前走得很快，”他说，“但真正完全和世界接轨，还要时间。”

回国之后，曹家祥看过太多厂，也见过太多人。那些年他跑遍了中国几乎所有的大药厂，把在美国做仿制药的几十年经验，一点点拆解，变成可以教会别人的东西。同时，也看清了差距在哪里。

关于中国制药行业的现状，他的判断是：大多数企业还在“描红本”阶段——别人的字怎么写，你就照着描。做仿制药的企业，连辅料都和原研一模一样，但有的仍不能达到一致性评价的标准。“我们在美国做仿制药，辅料可以完全不同，只要最后结果一样。”

关于CRO行业，他的判断更直接。“中国的CRO行业是畸形的，全世界没有像中国这样发展的。”比如有的企业合成业务做得很大，但合成是别人设计好路线你照着做，仅是高级代工，“反哺不了前面的创新。”

他多次说，中国在应用上很强，“能做很多个0，但前面那个1，往往不是我们自己的。”比如如果有人给你一个靶点，你能做得比别人快，这是优势，但那个靶点，终究是别人先发现的。

关于产能，他提到一组数据：中国有五千多家药厂，美国只有两百五十家左右。产能严重过剩，很多企业利润极低，“一年赚的钱只够在上海或北京买一套房。”更关键的是，这些药厂里相当一部分产品，本身达不到一致性评价的标准。行业整体体量庞大，但真正符合国际质量要求的企业和产品，集中度很低。

关于人才结构，曹家祥看到的是两极分化：顶尖的技术人才在美国，留在国内的更多是“做很多个0”。同时，缺少能把理论和落地连接起来的人才，中国出去留学的“99%以上都想学高等高境界的东西，而不想落地，都在学校里做理论研究。”国内的这批人里，真正理论扎实同时技术出色的国际顶尖人才依然稀缺。所以，中国制药行业不仅与国际存在差距，真正接轨也需要时间——这是人才结构层面的深层制约。

要补齐的东西里，曹家祥说得最重要的一样是“基础”。

采访时聊到了其中两层基础：一层是基础材料：具体到高分子材料进入制药领域，中国的高分子材料落后至少50年，他说“连鞋底的好材料都要从国外买，心脏里用的、体内植入级别的，更只能是进口的。”另一层就是前面说的人才基础：很多人理论知识强，但一到实际操作就抓瞎——因为在学校里练得少，动手能力差，到了工业现场“落不了地”。而制药，恰恰是最需要落地的行业。一致性评价把标准定好了，但如果做的人不具备把理论变成合格产品的能力，标准再高也落不了地。

这不是政策能解决的问题——它需要时间，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积累，需要让更多人在实验室和生产线上同时待足够久。曹家祥自己就是在信谊药厂的车间里蹲了五年、在药大的实验室里做了四年实验、在美国药厂生产线上泡了二十多年，才有了今天“看一眼就知道设备怎么调、算几个数字就能定工艺”的判断力。

而那些动手能力、那些判断力、那些看一眼就知道问题在哪里的直觉——是他从一个又一个被推进去的陌生领域里，亲手摸出来的。他曾经是被推着走的人，但走到最后，他成了那个站在讲台上、让别人跟着他走的人。

“我年纪越大，越相信有命运。”

采访到最后，曹家祥一直在说“顺势而为”：“人一定要顺势而为，不要去逆大流，不要以为自己能改变历史。个人永远是渺小的，你能留下一点印记，只是你做了符合大局利益的事。”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不像在讲大道理，更像在讲自己走过的路。

他讲起母亲家族——江阴要塞炮台司令部的吴家，江阴近代著名实业家，江阴的发电厂、水厂、邮局、纺织厂、面粉厂、航运、医院、学校、电灯、电话等，都是他家建的。1956年公私合营，整个家族把产业全部捐给了国家。

但这些事，他小时候并不清楚，家族的荣光早已不在，父母那一辈又经历了特殊年代，不会主动提起这些。他是这几年在国内自己去寻根，一点点翻出家族过往，才慢慢拼出祖上的轮廓。“我祖上从挑担卖药开始，做到江阴首富。外祖父也曾是燕京大学化学教授。后来，家族中还出了多位为国家做出杰出贡献的人物。”

“你说我学药物化学是我选的吗？我没选过。读高分子化学是我选的吗？没有。每一步都是被推着走。但走到今天回头看，每一个挫折，最后都成了台阶。”

他停了一下，“我年纪越大，越相信有命运。不是迷信，是要有敬畏之心。”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不要玷污祖上留下来的东西，爱惜羽毛，不做出格的事，不要毁了家族和自己的名誉。”

最后，我们又谈回母校，曹家祥提到了一个细节，多年前他去药大讲课，在会上提出药大应该开高分子化学课，第二年学校就开了。

同样，从制药行业的人才结构性问题出发，他对母校也有着非常具体的期待：“我希望母校能持续把学生的基础打扎实，这是我们学校最大的优势。我面试的时候，南药的学生能说出HPLC的分离原理，别的学校说不出来。”

他期待药大能培养出更多能落地，能动手的人才，因为做工业、用设备、做连续制造，需要动手能力、需要对机械的理解。

“我修车、修空调、修冰箱，家里所有的东西都自己修。我在美国的车，从来不去4S店——我自己判断问题，自己修。”来采访的前几天，曹老师开的朋友的特斯拉空调出问题，他直接告诉4S店换空调蒸发箱传感器。店员说没有检查，可能换了没用。他说“没事，你换就行了，修不好我自己负责。”17块钱的成本，半小时工费，车就修好了。他跟我们分享这些平日里的动手修理时，乐在其中。”

这个他热爱的扎实的动手能力，从中学时期做船模时开始，陪伴了他整个职业生涯。他从信谊药厂出发，命运推着他进入中国药科大学，从药大实验室，到在底特律大学高分子项目组操作工业级机器，到把控Barr的几十条产线上百个产品，动手实干，和命运一起，推着他成为了今天的曹家祥——每一步都不是他选的，但每一步他都脚踏实地扎扎实实的走过。

这不是一条顺遂的路，但正如他采访最开始聊起菲尔兹奖获奖者王虹时说的一句话——“所有的挫折，最后都成了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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