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登山各自努力的“药大昆仲”传奇：20年并轨的人生分开之后，哥哥从商弟弟治校 | “九十年九十人”

中国药科大学将迎来建校90周年华诞，“九十年九十人”专题报道栏目将寻访收集并推出杰出校友、校友创办或领导的企业等90篇成长故事，以此连接校友初心，为学子答疑拓界，展现药大人的成果与担当，为行业良性发展贡献中国药大思考。更通过这些故事折射中国医药行业发展历程、向全球传播中国药大声音、展现中国医药力量。

1965年8月，年纪相差两岁的潘裕曙和潘裕坚，同时跨入了位于玄武湖畔的南京药学院的校门，成为同学。五年后他们又同时被分配到重庆的药企工作。经历了二十年近乎重合的人生后，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兄弟俩有了各施所长的空间，彼此的人生轨迹也开始分野。哥哥潘裕曙先后执掌国企、外企，成为商界传奇，弟弟潘裕坚则回到母校担任副校长，赓续药大文脉。

如今这对堪称双璧的兄弟，都已年过八十，仍然兄友弟恭，也依旧不改年轻时的底色。哥哥潘裕曙率真随性，眼神中始终闪烁着如曙光般的智慧，弟弟潘裕坚则总是一丝不苟，浑身上下透露出严谨和坚毅。他们同坐在一张桌旁，像是一根水道里分出的两条激流，再次汇聚到一条大河之中，平静而壮阔依然。

俗话说：“兄弟登山，各自努力。”但当被问及，如果二人交换一下彼此的人生，是否也会取得相同的成绩时，这对耄耋兄弟不约而同摆起手。潘裕坚说：“可能他在我的岗位上会干得更出色。但我谈不拢他和外资方做成的大生意。”潘裕曙则说：“我讲话随性，不一定适合体制内工作，他做事严谨，会协调平衡处理各种矛盾。”

潘裕曙和潘裕坚是“文革”前的最后一批大学生。潘裕坚记得，当时高考的志愿分为“一表”、“两表”，相当于现在的“一本”、“二本”，南京药学院是在“二表”里。潘裕曙则说，当时的状况是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所以也并不太敢奢望能被大学录取。

说起来，潘氏家族颇有渊源，属于苏州“富潘”、“贵潘”之中的“贵潘”。因收藏、保护“海内三宝”大盂鼎、大克鼎闻名的晚清名臣潘祖荫，其祖父是乾隆五十八年状元潘世恩，潘世恩的堂兄潘世璜则是乾隆六十年的探花。在“贵潘”家族，潘世恩那一辈是第三十代，潘裕曙和潘裕坚便是潘世璜一系的第三十六代后人。抗战中，家人大多从苏州去了上海，两人也是在上海出生。抗战胜利后，两人的父亲受命前往常州接收民丰纺织厂，之后就留了下来。1956年，他被调往江苏省纺织工业局染织处负责技术工作，在1957年“反右”中，被打成“地富反坏右”中的最后一种。

但没曾想， 1965年放榜时，同届参加高考的同学中，考上大学的很少，包括很多家庭出身好的同龄人也没有拿到录取通知书，而潘家两兄弟则双双被南药录取。

两人究竟为何被录取的原因，如今已经很难还原。潘裕曙推测：“可能因为我们有三好——学习好，表现好，还有运气好。”潘裕坚则表示：“所以很感谢母校接纳了我们，否则我们可能会走上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了。”

当时的南京药学院规模不大，全校在校生加起来不过800多人。1965年进校的这一届，只招收药学这一个专业，新生一共204人，开始被分成6个班，兄弟俩在一个班级，后来又拆成8个班，潘裕曙就不再和弟弟同班了。提起当年，哥哥还有点“妒忌”：“进校的时候，他就被宣布担任年级主席，我只是一个班主席。”因为名字相似，老师、同学不难知道他们是兄弟，但总是把两人搞错。尤其因为潘裕坚个子高，“职位”也高，所以常被人当作是哥哥。

别人也会好奇，为什么兄弟两个人会同一年进入大学。原来，哥哥潘裕曙出生于1944年，弟弟潘裕坚出生于1946年，两人还有一个妹妹，名叫潘裕慧，虽然不是南药校友，但后来也进入了医药行业，现任香港雅各臣科研制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潘裕曙初中毕业后，由于当时的历史背景被分配到中专性质的宜兴农校上过两年学，不曾想在“三年困难时期”中，学制三年的农校解散了，他的两年学也就算白上了，所以再次回到高中，和弟弟成了同届。只不过当时潘裕坚念的是省常中（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潘裕曙念的是市一中（常州市第一中学）。直到进了大学校门，兄弟二人的人生轨迹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合龙”。

在他们的记忆里，当时的南药硬件相当普通，条件恐怕不如各自的高中。宿舍八人一间，教室简陋，图书馆资料有限。“好处是有半年时间，学校的饭菜是随便你吃的，不收钱。可惜时间很短，之后就又要饭票了。”但学校的管理相当严格，每天早上要出操，晚自习要签到，班主任和辅导员对学生管得也很紧，俨然有点军事化管理的意思。虽然正常教学持续的时间不长，但学校的严谨学风给两兄弟的人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进入大学不到一年，甚至大一的期末考试还未完成，史无前例的“文革”就开始了。从此，专业课整整停了四年。但经过狂风骤雨式的运动之后，很多人想到了还是要学习。潘裕坚回忆，求知欲强的同学就拿着书在教室里自学。因为图书馆成了无人看管的“革命”据点，书籍散落一地，就有同学偷偷把书捡回来。他记得：“还有过一次‘复课闹革命’，年级里自己编了一本《药剂学》讲义，说明大家还是想学习。所以虽然专业课学得不是那么扎实，但至少在大学培养了学习能力，汲取知识的能力。”

潘裕曙记忆犹新的是，当年同学们在老教授徐国鈞、毛凤斐的带领下，去药厂实习锻炼。“我们从老教授身上不仅学到专业知识，更多学到了老一辈知识份子治学严谨、教书育人的风骨。”

1970年，潘裕曙和潘裕坚完成了五年学制，如期毕业。当时学校里主导分配的是“工宣队”（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兄弟两人曾经向组织提出过一个要求是，因为父母被下放农村，所以希望两人之中能有一个留下，方便照顾老人。但当时能留在江浙沪的名额极少，最终两人都被分配去了当时的四川重庆，支援三线建设。

潘裕曙被分配到了西南第三制药厂，那是一家制剂厂，是一家老厂，前身是民国时期的“中央制药厂”。潘裕坚则在西南合成制药厂。他说自己当时和20多位同学一起，是先被分配到四川省轻工业厅，然后轻工业厅又将其中8人分到这家厂。而合成制药厂当年一共招收了70多个应届大学毕业生，除了来自南药的，也有来自清华、北大、川大、重庆大学等学校的。

回想起来，他们觉得能分配进厂，还算是一个较为幸运的结果。潘裕曙的爱人杨秀露也是药大毕业生，比兄弟两人高一届，但64级的学生全部延期一年毕业，所以是和65级的学生一起进行分配的。她说：“因为学校当时是属于卫生部下辖的，我们两届毕业生中，70%是由卫生部安排，很多人分到县里、村里，甚至有个同学写信告诉她，自己分到云南的一个药材站，工作就是收中药，一天都见不到什么人。”潘裕坚则补充说：“还有一些在学校里谈恋爱的，分配时会被‘照顾’到一起——但会把他们一起分到新疆、甘肃、贵州等最偏远的地方。”

杨秀露庆幸：“我们三个还比较幸运，属于30%由化工部分配的毕业生，都分到了工厂。”她本人被分到一家中药厂，当时叫重庆第八制药厂。

虽然都是大学毕业生，但是进厂第一年还算是实习，所有人都要进车间，到生产第一线做工人。直到大约两年后，这些大学生逐步得到提升，有的成为车间里的工艺员，有的开始进入科室。潘裕坚说：“虽然当时知识分子地位不高，被称为‘臭老九’，但是毕竟大学生比较少，厂里也需要药学方面的人才，所以还是对大学生都比较尊重和照顾。我们一起进厂的那些同学，很多后来都发展得很好，担任了总工程师、厂长等职务，后续根据需要被抽调、提拔到了省市领导的岗位上。

在此期间，潘裕曙和杨秀露恋爱了。虽然同在重庆，但两人之间又隔了“千山万水”——第三制药厂在长江以北的沙坪坝，第八制药厂在长江以南的南岸上新街，想要去约会见个面，都得先坐船摆渡，单程就得两个多小时。

为了爱情，潘裕曙从沙坪坝调到了南岸区。他说自己和来自上海的杨秀露有三个相当：老家接近（一个上海、一个常州），学历背景相当（都是南药毕业），年纪相当（潘裕曙比妻子低一届，但年纪大一二岁）。同时，调岗也带来了现实的好处，完婚后的两人立即分到了一套房子。“在三厂，老工人很多，根本不可能给大学生分房子。”潘裕曙笑称：“当时很多人都说我调工作这条路走错了，但我知道我走对了。同时我也说我太太应该就是‘帮夫命’，所以后来在家，她是领导，我都听她的。”

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对于知识和人才的重视，对历史和品牌的尊重重新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

1978年，潘裕曙和杨秀露所在的重庆制药八厂，恢复了它曾经的名字“桐君阁”，一个响当当的老字号。潘裕曙在这里入了党，又被送到重庆大学培训，最终被委以重任，于1984年出任了厂长。

与此同时，在给知识分子落实政策中，弟弟潘裕坚得以调回常州，与在那里的妻子团聚，之后又因缘际会回到母校，担任管理工作。

在并轨合龙了约20年之后，兄弟两人驶入了两根不尽相同的赛道，继续各自精彩的人生。“兄弟登山”的故事正式开始了。

1986年，在桐君阁担任了两年厂长之后，在当时国家医药管理局领导推荐下，潘裕曙被调往中外合资无锡华瑞制药有限公司任职。

1980年后，外资药企开始正式规模化进入中国，其中最著名的几家分别是上海施贵宝（中美合资，1982年签约）、无锡华瑞（中瑞合资，1982年签约）、天津史克（中美合资，1984年签约）以及西安杨森（中比美合资，1985年成立）。

华瑞的股权构成包括五方，中方是中国医药工业公司、江苏省医药公司和无锡地方，外方是瑞典的阿斯特拉（Astra）和法玛西亚（Pharmacia），中外各持股50%。作为当时中国医药行业的“黄埔军校”，它是全国第一家在大输液生产车间推行GMP（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药厂，甚至建厂时的100多个基建工人都是从瑞典派来的。“华瑞的车间全是自动化的”，潘裕曙想起自己在西南制药三厂时，最早做过消毒工，要推一个很大的消毒车进车间，吃力得不得了，但华瑞的自动化厂房里，一个车间里只要几个工人就够了。

初来乍到之时，潘裕曙苦练内功，先是在江南大学进修了外语，之后又被送往瑞典等国培训。他始终强调：“外语非常重要，在中外合资企业里，外语不好无法沟通，也很难让老外真正了解你、懂你。”而经过在国外的培训之后，除了语言提升，潘裕曙的视野也变得不同，同时他对中外双方的思路理解都更深了，当双方意见不合时，作为合资企业的高官，自己就可以起到沟通桥梁的作用。

“老外是目标管理，责任到位，你是总经理，你就全部负责，只要完成制订的目标，他们就让你放手去干。”1989年，潘裕曙被提升为副总经理，全面负责药物开发、市场、销售的工作。他结合外方的先进理念和自己的本土经验，探索了很多创新性的工作。第一件就是学习外国公司市场推广模式，招聘了中国第一批的医药代表。

他便在上海发出招聘广告，条件是“医学或药学背景的大学毕业生”。一百多人应聘，最后录了十个。这些人的月薪从原来医院里的几十元，翻了几个跟头。他们骑着自行车，背着药品资料，一家一家医院去跑，去做“学术推广”。这在当时的中国医药市场，可以算是第一批吃螃蟹的人。

潘裕曙认为当时历史条件下，还没有互联网，医生查阅资料不便，很难掌握国外最新的学术动向，医药代表的作用主要是向他们传递最新的学术动态，之后出现的一些问题以及对医药代表的负面印象，其实是后来有些人“把好经给念歪了”。

担任华瑞副总经理期间，潘裕曙形成了自己“学术推广”和“临床教育”的理念，积极邀请海外专家来华巡回讲学，组织国内医生赴欧洲学习临床技术，建立了国内首批营养培训基地，推动肠外营养国产制剂落地与临床大规模应用。

如今回想起来仍然让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建设了MAC医学学术委员会（华瑞医学资讯委员会）。通过这个委员会的架构，他长期和国内顶尖的专家接触、合作，其中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解放军南京总医院副院长黎介寿，北京协和医院前院长朱预教授，北京协和医院基本外科主任医师、中国临床营养支持领域的奠基人蒋朱明教授，北京医院名誉院长、长期从事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医疗保健工作的吴蔚然教授，上海中山医院外科教授、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肇光教授等，以及中山医院外科吴肇汉教授等。“这些专家，是公司在学术上的支撑。”

当时华瑞的一个产品是大输液类的肠外营养产品（脂肪乳、氨基酸），但在1980年代，中国临床医生对“营养支持”几乎没有概念。于是，潘裕曙做了一件事：配合医学临床专家把“无肠女” 周绮思的故事讲遍全国，甚至讲遍世界。

一个人没有肠子，要怎么活下去？这是中国临床营养支持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1986年2月14日，已有7个月身孕的周绮思因突发剧烈腹痛被送医。因延误时间太长，手术时发现小肠已全部坏死，医生不得不将她的全部小肠及部分结肠切除，仅保留胃、十二指肠和半个结肠。术后她基本丧失了消化吸收功能，成为“无肠女”。

当时中山医院的吴肇汉教授团队提出了一个大胆方案——用“全静脉营养”来延续她的生命。这在当时国内尚无先例，且治疗费用极其昂贵。在这关键时刻，中山医院团队联系了华瑞制药公司。

华瑞决定专门为周绮思免费配送静脉营养液，医生在她的胸部置入导管，营养液直接输入来维持生命。正是华瑞提供的静脉营养产品，让她在“无肠”状态下得以长期存活。

在周绮思依靠全静脉营养生存7年后，她的丈夫打电话给潘裕曙，告诉他一个消息：“小周怀孕了，这个孩子能不能生下来？”潘裕曙的第一反应是：“这个我没法马上回答你。”于是他又去请教作为自己“学术支撑”的几位医学界大咖，中山医院吴肇光、吴肇汉两位教授回答说：“可以，还是到中山医院来，我们给她处理，全力保证母子平安。”

之后，中山医院专家团队为她调整了孕期的静脉营养配方，陪伴她度过黄疸、贫血等危机，华瑞则承担了“无肠女”全部的治疗费用。1992年4月8日，周绮思剖宫产下一名体重2020克的女婴，取名“蔡惟”。这是全球首例依靠全静脉营养液维持生命的孕妇成功产子的案例，被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

潘裕曙说，之后一些关于肠外营养的活动，他常会请“无肠女”出席。因为她活生生地站在那里，就已经胜过了千言万语，甚至比专家讲都还要权威。周绮思还曾访问瑞典，受到了瑞典国王、王后的接见。

2015年4月，蔡惟大学毕业并结婚，周绮思亲眼见证了女儿的婚礼。2016年2月，蔡惟也生下了女儿。2016年6月3日，在与病魔抗争30年后，57岁的周绮思因多脏器衰竭去世。

因为对于“无肠女”的救助，1992年潘裕曙与北京协和医院蒋朱明教授同时被授予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说起这段佳话，潘裕曙觉得这个故事最温馨的结局是：“蔡惟到现在还是华瑞的员工。”

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入，华瑞等一系列中外合资药厂取得成功，政策也进一步放开，使外方独资医药企业成为了可能。1999年底，潘裕曙又一次华丽转身，出任纽迪希亚制药（无锡）有限公司总经理。

在比较三种不同性质的企业时，潘裕曙表示：“在国企，厂长说起来是‘一把手’，其实不见得，掣肘很多。你既要搞好和上级的关系，又要和工商、税务等部门搞好横向关系，企业内部也比较内卷，不容易管理……总之就是需要花费大量精力协调处理各方面的关系。在合资企业，相当于有两个婆婆，而且中方、外方股份各占50%，容易拉锯，我既不想让外方觉得我是派来的‘克格勃’，也不想让中方觉得我屁股‘歪’到了资本家那边去。同时，在中国合资公司里，中方、外方都有副总经理，即便比外方副总干得更出色，依然同工不同酬，中方董事强调，必须要平衡各方利益，高管的收入也不能过高。而在独资企业里，就简单很多，只需要one voice，one leader，one decision。”

荷资的纽迪希亚早在1986年就进入了中国市场，潘裕曙是1988年开始就与之有业务往来，之后受邀加入。“纽迪希亚无锡建厂是我全程谈下来的。”潘裕曙记得，自己当时辗转江浙沪各地选址。最后是当时江苏省医药管理局的局长向他推荐了无锡的原正大科普利公司。“它的前任经营者邓斌非法集资3亿元，结果破产了，被判处死刑，她留下的药企成了当地的一个烫手山芋。”

潘裕曙带着外方董事长团队实地考察，这家厂有制药的牌照，有制药的设备，但财务报表一塌糊涂，产品也乱七八糟。综合各方情况来看，有改造升级的可能性，于是荷兰方面的老板拍板决定买下来。

当时这家企业的股权中占大头的是泰资的正大集团，执掌正大的是谢国民董事长专程飞来，和荷资的代表人谈判，同时参与的还有双方的会计师、律师、法律顾问等，从早上10点一直谈到次日凌晨4点，讨价还价之后，最终以6000多万美元的价格成交。同时无锡市政府方面也批准了转让股权。

新成立的无锡纽迪希亚，全部按照荷兰方面的标准进行了改造，作为CEO的潘裕曙说：“技术方面全部交给他们，我就管三件事情，第一管钱，第二招人，第三管市场。此外，我聘用了一名外籍副总，还有两个分管技术的工厂经理，都直接向我汇报。”

潘裕曙继续自己在华瑞的思路，成立医学委员会，请黎介寿院士等专家站台支持。同时，他又把“肠外营养”迭代升级到了“肠内营养”，大规模推广“肠内营养”学术教育，推广“只要肠道有功能，优先使用肠内营养”的国际理念。

他还是以周绮思的用药来注解： “第一阶段给‘无肠女’使用的是瑞典法玛西亚的肠外营养产品英脱利匹特Intralipid（脂肪乳剂）和凡命Vamin（18种氨基酸、多种维生素）。第二阶段则使用的是荷兰纽迪希亚的肠内营养产品，包括能全素、能全力、百普力、百普素等。”

潘裕曙回忆：“我们是中国第一家生产、研发、临床以及推广‘肠内营养’这一理念的公司，百普素、百普力、能全力等都被注册为药物，而非营养品——这在现在应该是不可能做到的。”

同时在2004年，他还拓展了儿童特医营养品赛道，注册纽康特、纽肽特、康敏金等儿童特殊医学用途配方，将儿童医学营养的概念带入了国内临床。目前这类产品已成为婴幼儿临床医学广泛应用治疗婴幼儿“皮肤、胃肠道、呼吸道过敏症的常用产品造福中国婴幼儿。

在纽迪希亚，潘裕曙一直工作到66岁才退休。

同样离开重庆的药企，与哥哥的辗转腾挪不同，弟弟潘裕坚的人生轨迹相对“收敛”，但同样波澜壮阔。

在重庆药厂工作多年后，获得“落实政策”的潘裕坚，将在三线厂的工作经验带回了常州的药企。之后在工作中，他经常作为企业方面的代表，和高校、研究机构洽谈合作，和母校的联系也较为热络。

潘裕坚认为：“回顾药大的发展，80年代的老一代校领导徐群、尹宗靖、李干生等书记、校长把握住了几个重要的机遇。最早的就是1985年，把当时南京药学院的中药系分出去，成立了南京中药学院。1986年，南京中药学院再次和南京药学院合并，由此升级成了中国药科大学。带有‘中国’两字的这块牌子挂出去，对学校来说是进了一大步。”

1988年，一次回校寻求学校科研项目支持时，药大领导告诉潘裕坚，学校即将成立科技服务部，询问他是否有意回归校园，负责产学研结合的相关工作。经过考虑之后，他答应了，从此将赛道切换回了象牙塔内。

潘裕坚回忆：“我的工作把学校的科研成果向企业推广，把企业的需求带回学校。这在当时的高校教师群体中并不容易，很多人觉得这样做好像降低了身价。但因为科研经费的短缺，老师也需要去搞一些和企业的横向合作，所以这让双方都有了合作意愿。”

回校后，潘裕坚参与组建科技服务部并主持工作，之后又主持了新建的财务处的工作，并于1994年7月被任命为中国药科大学的副校长。

潘裕坚认为，学校发展中另一个重要的战略成功就是，1995年国家提出了“211工程”即“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中国药科大学在时任校长吴晓明的带领下果断申请立项，并且得到了教育部的批准，这对于学校的发展，又是迈出了极其重要又极具关键的一步。”

进入21世纪，学校又迎来了一次超越式的大发展。2003年春节后的第一次校务会议上，时任党委书记胡金波和校长吴晓明透露，他们已经去考察了一圈，认为可以在江宁大学城建设新校区。“在那次校务会议上，大家都一致同意。”

“2003年7月31日教育部正式行文，同意我校按照事业发展目标，在江宁大学城征地2439亩，建设新校区。”潘裕坚说当时的一个大背景是全国高校扩招：“对药大来说，也迫切需要更多的空间和场地，因为我们以往的招生规模还是比较小的，而医药类的人才缺口又是比较大的。当时全国学药学的函授学生大大超过全日制高校的学生，可见人才需求是很大的。”此外，原先药大所面临的玄武湖—燕子矶—镇江“一校三区”的格局，也分散了教学资源，不利于学校的长期发展。作为211院校，确实需要一个整合资源、聚力发展的大空间。

作为副校长的潘裕坚被“点将”，负责新校区建设指挥部的工作。他回忆说：“当时教育部、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都十分支持我们中国药科大学这所211大学进驻江宁大学城，最大的优惠就是划地价是2万元一亩。后来这里的地价变成了一亩100多万，别人想拿都还拿不下来。”2003年申报立项后，进展顺利。2004年11月，在全国范围内为期半年的土地核查结束后，规划部门重开土地审批，在所有项目中第一个就给药大批复了2000亩教学用地和439亩生活用地。

“然后是要落实资金，项目预算一共16亿元，一方面是国家拨款，一方面是争取贷款。开始教育部只答应给1个亿，在药大的长期坚持之下，后期得到的支持力度越来越大。”潘裕坚说：“所以我们反正是先干了再说。”

2005年6月24日胡金波书记、吴晓明校长参加了江宁校区建设指挥部揭牌仪式。2005年10月10日上午10时18分，吴晓明校长宣布江宁校区桩基工程正式开工，打下教学楼的第一根桩。

经过一年多紧张建设，一期工程顺利交付使用，总建筑面积约22.5万平方米。2006年9月22至23日，2005级学生从燕子矶校区迁入江宁新校区，9月25日正式上课。9月26至27日，2006级新生报到，入住新校区的学生总数达到4200余人。

此时，面对着全新的教学楼、基础实验楼、学生宿舍和食堂，潘裕坚正好年满60周岁退休。领导班子决定再返聘他2年，直到2008年新校区全面平稳运行，潘裕坚也才卸下肩头的重担。

2010年南京地铁一号线南延线通车，直达江宁大学城。乘上南京地铁一号线，所有乘客听到了“终点站 中国药科大学”的报站声。这其中也汇聚了药大人的努力，多方沟通协调，使校名成为站名。潘裕坚说：“这对于扩大学校的影响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从1965年入学时还在报考二表志愿中的南京药学院，到现在的‘211大学’和‘双一流大学’，中国药科大学已经进入了国际顶级药学院校行列，”两兄弟都感叹，“这是几代药大人的努力奋斗的成果，我们为自己身为药大人而骄傲。”

同年进入南药的亲兄弟二人，一个转战商海，一个反哺母校，他们从事的工作很不一样，但又从未离开医药领域。

所以两人在职业生涯中会有怎样的互相扶持呢？“调皮”的哥哥又开玩笑说：“我做生意的时候，我很想和他合作，但他是当官的，当官的不能轻易和我们合作的。”

弟弟则有些动情地说：“我哥哥‘为资本家打工’的故事，有辛酸的部分，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和红利。他甚至以自己的能力引进了一家外资的独资公司，而且运作得非常成功，这很了不起，在全国范围内可能都是不多的。这在整个医药行业中，也是一段很显著、很特殊、很值得被记住的故事。”

被问及对于如今中国药科大学的年轻校友有何寄语，哥哥潘裕曙说有三条感悟可以分享：第一，基础要打好，第二，外语要学好，第三，先做人，再做事。弟弟潘裕坚说：“我再加上一条，要‘守正为基，创新为路’。”

本文为汇聚南药专访原创内容。

欢迎转发分享至朋友圈或社群。如需全文转载，

或有合作意向等事宜，敬请通过公众号留言与我们联系。

点击图片 跳转报道

喜欢我们文章的朋友点个“在看”和“赞”吧，不然微信推送规则改变，有可能每天都会错过我们哦~

视觉设计 | 李心悦    特约作者｜丁元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