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界对FDA试点QRI加速早期临床存分歧，仅个别药企反馈

*题图仅做示意用

为应对中国与澳大利亚在加速早期临床试验领域的竞争优势，FDA正在推进一项旨在加快首次人体（FIH）试验的试点计划，作为卫生部（HHS）“临床开拓者行动”一揽子计划的一部分。

该试点旨在连接临床试验申办者与合格研究机构（Qualified Research Institutions, QRI），以优化临床试验方案的开发与审查。QRI可以理解为FDA认证的第三方顾问或外包组织，主要工作就是帮药企预先梳理、修改和把关临床方案与申报资料，尽早解决问题，并切实推动试验更快启动。

然而从FDA收到的意见反馈可以看出，各方围绕QRI的资质、运作机制以及潜在的利益冲突存在显著分歧。

利益冲突与角色定位是学术医学中心与药企争论的核心。在实际运行中，QRI可能同时扮演多种角色，例如既是机构审查委员会（IRB），又是临床试验中心或试验中心网络。针对这种情形，安进（Amgen）在提交的官方意见中指出其可能引发利益冲突，认为QRI必须保持纯粹的咨询属性，并建议针对承担多重角色的机构建立“书面防火墙”（documented firewalls）与利益冲突披露机制。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同时具备IRB与临床试验中心职能的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MSK）则认为，在同一学术医学中心内包含这些职能与QRI进行客观审查并非不可调和。克利夫兰诊所（Cleveland Clinic）建议FDA允许申办者在多个QRI中进行选择，但QRI必须证实其独立性并披露冲突关系。此外，杜克健康（Duke Health）提出，QRI应由FDA明确定义，可涵盖合同研究组织（CRO）以及混合型学术研究组织，前提是其具备执行首次人体研究、开发临床产品、支持活性新药研究申请（IND）及初期监管递交的丰富经验。

尽管FDA预计将于9月开始接收试点申请，并在第四季度完成8至10个项目的遴选，但药企整体对该试点的参与热情似乎并未高涨。截至8月26日本文截稿，在FDA公开的115份反馈意见中，除安进外，未见其他跨国药企巨头的身影，反馈方大多数为临床中心与第三方服务机构，还有多个医生或临床从业者以个人名义提交评论。

大型药企对该试点似乎并不热衷的原因可能可以归结于：首先，QRI多重角色带来的利益冲突与审查客观性隐患，增加了申办者的合规风险与管理成本；其次，试点并未解决药企在早期临床递交中的核心瓶颈。

在药企看来，FDA能做且该做的还是优化自身流程。安进在反馈中表示，除了推行QRI试点外，FDA更需要加快对申办者的反馈速度，指导标准化的电子提交实践，并针对化学、生产与控制（CMC）建立符合阶段特征且基于风险的监管预期。对于后者，FDA近来已采取多项举措。

学术界与法律专家亦强调，FDA过时的监管指南也是关键障碍之一。南加州大学谢弗研究所的学者指出，FDA目前用于指导IND申请的指南发布于1995年，而针对安全隐患导致临床暂停的指南则出自2000年。这些数十年前制定的文件已无法反映当下的监管实践，迫切需要更新。对于药企而言，若底层监管标准与沟通机制未能同步现代化，仅靠引入第三方QRI，难以从根本上缩短早期临床的推进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