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福成：在中国医药改革的深处 | “九十年九十人”

发布时间：2026-09-01来源：汇聚南药

中国药科大学将迎来建校90周年华诞，“九十年九十人”专题报道栏目将寻访收集并推出杰出校友、校友创办或领导的企业等90篇成长故事，以此连接校友初心，为学子答疑拓界，展现药大人的成果与担当，为行业良性发展贡献中国药大思考。更通过这些故事折射中国医药行业发展历程、向全球传播中国药大声音、展现中国医药力量。

1975年夏天，18岁的周福成高中刚毕业，毕业证还没有拿到，就成了近百号人的生产队长。这个生产队有近30户人家，人多地少，田地又贫瘠，小麦、水稻产量在大队里常常垫底；每到青黄不接，不少人家还得申请国家返销粮才能度日。

周福成想不通：农民天天种地，怎么会连饭都吃不饱？

那时农村实行集体劳动，男劳动力出一天工通常记10个工分，女劳动力8个工分，至于一天究竟干了多少、干得快还是慢，区别并不大。周福成上任后先动了分配办法：收稻、翻田、种麦，按照实际完成的劳动量计件，多劳多得。肥料不够，他又扩建生产队的集体猪场，选肯干的饲养员，增加生猪数量。养猪可以增加一些集体收入，更重要的是积有机肥。几项办法一起推下去，据他回忆，从第二年开始粮食产量明显提高，过去每年都要面对的返销粮问题也不再出现。

计件制很快惹来争议。有人把事情反映到乡里，说他是在“搞资本主义”，乡党委专门研究，还派干部到生产队蹲点。后来因为周福成的舅舅参加过抗美援朝，又在同一个大队当生产队长，乡里干脆请舅舅来做这个年轻外甥的工作，留下了一句半认真半玩笑的话：“娘舅管外甥，总归管得住。”几十年以后，周福成到中央党校学习，讲到改革问题时又说起这段往事，同学听完觉得他当年的做法“挺超前”。他自己倒没有给这段经历附加多少传奇色彩。

“想法很简单，就是让农民能吃饱饭。”

后来四十多年，周福成面对的问题从一个生产队的工分和收成，变成医药政策、药品分类管理、《中国药典》、执业药师制度和合理用药。事情越来越大，涉及的人越来越多，他说话时却经常落回几个很朴素的词：科学、合理、实用、可操作。说到最后，意思往往又归结为两个字——“管用”。一套办法、一项标准、一种制度，写在纸面上并不算完成，最后总得能解决现实里的问题。

周福成1957年出生在江苏常州武进农村。他的中学时代赶上特殊年代。初中时，当地筹建政平中学，他还和同学一起把杨家塘学校拆下来的砖瓦肩挑到新校舍。1973年，全县恢复统一升学考试，他考入当时的武进县重点中学前黄中学；到了高二，学校大量开展“开门办学”，学工、学农、学军，正规的课堂教学反而受到影响。

从家里到前黄中学往返要步行近8公里，他觉得“辛辛苦苦走到学校，却学不到该学的东西”，又想到政平中学高中部不少老师本来就是从前黄中学调过去的，于是主动申请转回政平中学，直到1975年高中毕业。毕业以后，他回乡务农，很快当上生产队长。1977年恢复高考，他参加了第一次考试，恰逢秋收秋种，白天还要组织生产，没有多少时间准备，成绩并不理想。第二年，他继续管生产队，也继续复习。

那时是先填志愿、后考试。周福成原先考虑的江苏高校里，南京农学院还排在南京药学院之前，正式填表时却“不知怎么”把南京药学院药物化学专业放到了前面。1978年，他被录取。多年以后回想这件事，他很愿意把它归结为一种缘分：“现在想想，还是跟南药有缘。”

从田间重新走进课堂，他最强烈的感受是珍惜。那一届学生的人生经历和教育基础差异很大，入学以后学校还组织过摸底考试，周福成后来进入了英语快班。为了把课学得更扎实，他和同学四处搜集其他高校同类课程的考卷。当年没有复印机，就到学生会、团委办公室刻蜡纸、手工油印，再分给同学练习。他至今能清楚叫出廖清江、华维一等老师的名字。在校期间，他一直参加学生工作，担任过院团委宣传委员、系团总支书记，也成为恢复高考后学校较早一批发展的学生党员之一，严永清老师是他的入党介绍人。

1982年毕业时，他到北京的国家医药管理局报到。一个从农村考出来、学了四年药物化学的大学生，当时大概很难想象，自己此后最主要的职业轨迹并不是做实验和研发，而是在中国医药管理体制不断变化的几十年里，一次次进入政策、标准和制度建设的现场。

周福成最初被分到中国药材公司科技二处，负责中成药科技相关工作。刚知道分配结果时，他心里并不太接受：“我是学药化的，为什么让我到中国药材公司？”领导专门找他谈话，把成绩单拿出来，说他的植物化学是“优”：“植物化学和中药有没有关系？”周福成只能回答，有。再加上他已经是正式党员，处里也希望年轻党员多承担工作，他就留了下来。

1983年，国务院准备召开全国中药工作会议，其中一个重要议题，是解决一批“老药工”的技术身份和待遇问题。这些人长期从事中药鉴别、炮制、加工等专业工作，有些人已经干了一辈子，实际经验和技术水平很高，却由于历史条件限制，学历普遍不高。随着技术职称制度恢复，一张文凭成了评价专业人员的重要门槛，不少老药工由此陷入尴尬：做了一辈子药，技术未必比刚毕业的大学生差，却可能连正常参加职称评定的资格都没有。全国各地不断有人反映问题，也有人直接给中央领导写信。

巧的是，科技二处当时就有三位同事是老药工出身。和他们一起工作，周福成听过他们自己的经历，也能理解那种失落和不平。因此，当各省医药管理部门把材料一包包寄到中国药材公司，堆了大半间房子时，在他眼里，那些已经放了几个月的材料并不只是一组待统计的数据，后面是一个个具体的职业处境。

任务最终落到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小周”头上。没有电脑，也没有成熟的模板，他先按省份拆材料，再把年龄、工龄、学历、原有技术身份、长期岗位等逐项手工制表，各地提出的问题重新归纳、合并。那时他单身，吃单位食堂，白天正常上班，晚上吃过饭再回办公室，经常一直干到十点多。原本给了近一个月的时间，他大约两个星期就完成了第一轮整理。

但统计清楚有多少人只是第一步，真正需要提交给会议和管理部门的，是“怎么办”。周福成根据资料提出，对于这些在特殊历史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专业人员，不能简单唯学历，而应该综合考虑从业年限、长期承担的岗位、实际技能和技术水平，研究与相应技术职务和待遇衔接的办法。报告很快进入中国药材公司和国家医药管理局相关部门的讨论程序。此后不久，他正式调入国家医药管理局人事司科技干部处。

很多年以后再回看，周福成觉得，这件事留给他的并不只是年轻时“干活快”的一段经历。在科技二处，他身边就有三位老药工；等全国各地的材料真正到了自己手里，他第一次如此具体地看到，一套人才评价办法落到不同的人身上，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学历当然重要，但对一批在特殊年代里成长起来、已经从事专业工作几十年的人来说，如果只用学历一项去衡量，也可能把他们真正积累下来的技术挡在制度之外。

后来，中国药材公司成立50周年举办大型展览，当年的老药工资料又从档案里被翻出来作为专题成果展出。老同事碰到周福成，还专门和他说：“你当年那套东西，怎么理得那么清楚。”从那几大包堆在库房里的材料开始，一个药化专业毕业生就这样进入了国家医药管理工作。

此后十多年，周福成先后在国家医药管理部门多个岗位工作，涉及科技干部、企业管理、市场管理、综合经济和政策法规。工作以后，他又系统补学经济和法律。在他看来，做医药行业管理，如果不懂经济、不懂法律，很多事情就看不清。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医药行业正经历从计划体制向市场化转轨的深刻变化，企业创新怎样鼓励，市场主体怎样进入，法律法规怎样建立，国家标准怎样统一和提高，几乎每一项都需要重新研究。

改革过程中，社会上曾经有过激烈的“姓资姓社”争论，也有人简单认为，民营药厂就容易做假药，民营医药公司就容易卖假药。周福成不赞成按所有制给企业预先贴标签。在他看来，道理并不复杂：药品是关系生命健康的特殊商品，同时也具有一般商品的属性；能不能办药厂、开医药公司或药店，关键应该看有没有达到法定条件，能不能按照法规和标准生产经营，而不是企业究竟是什么“成分”。

按照他的说法，这叫“有条件论，而不唯成分论”。

真正让他在行业里留下更清晰个人印记的，是处方药与非处方药分类管理。1990年代中期，随着医疗保障制度改革推进，镇江、九江开展“两江医改”，一个越来越现实的问题摆在管理者面前：如果所有常见病、小病都依赖医院，所有用药都由医疗保障体系承担，财政和医疗资源的压力都会越来越大；而国际上已经有相对成熟的非处方药制度。

周福成当时任国家医药管理局综合经济司计划处处长。据他回忆，一次春节前后的行业团拜活动上，卫生部和国家医药管理部门领导谈到要研究药品分类管理，这项当时国内还没有成熟经验的新任务随后交到综合经济司，最后落到负责“兜底”新工作的计划处。

“开始根本找不到多少中文资料。”周福成回忆。他把办公室和资料室里能找到的报纸、参考材料几乎翻了一遍，尤其留意国外医药市场和政策信息，看到与OTC、药品分类有关的内容，就剪下来做笔记、做简报，前前后后装了三本。1996年，他在《中国医药报》发表《从世界非处方药市场发展，看我国实施药品分类管理制度的可行性》，把国外非处方药市场、分类管理的基本逻辑和中国建立这套制度的必要性作了系统梳理。

文章发表以后，多家外资医药企业主动找到他。周福成记得，一位代表见到他时很意外：“我还以为研究药品分类管理的是一位老先生，没想到你这么年轻。”也有企业询问，能不能把文章翻译后送往海外总部。对于当时还缺少中文资料的中国医药行业来说，处方药与非处方药仍是一套需要从头建立认识的制度。

也是在那一轮研究中，周福成提出“大病去医院，小病到药店”，后来随着慢病管理的发展，又补充为“大病、急病去医院，小病、慢病到药店”。在他看来，药品风险不同，管理方式就不应该完全一样：需要医生诊断、处方并承担较高用药风险的药物，应当严格管理；适合公众自我药疗的非处方药，则可以在明确规则和专业指导下获得。

中国药品分类管理制度此后经历了多个部门和大量专家长期研究、协调和推进，不是任何一个人的个人成果。但周福成是这套制度早期系统研究和持续参与的推动者之一。2024年，中国非处方药物协会成立三十六周年时，周福成获“重要贡献奖”，以表彰其在处方药监管和非处方药管理等方面的长期工作。

这一时期另一个让周福成印象深刻的节点，是1997年底的全国医药行业管理工作会议。为准备会议，他参加过一次专题调研，从深圳、广州一路到杭州、上海、南京，看工业企业、商业企业和医疗器械企业。深圳的市场活力、民营企业的发展以及地方对改革的感受，都进入了他后来的思考。那次会议的主报告由他执笔。当时新的国家药品监管机构已经在酝酿，他在报告里提出，未来要加强药品监督管理理论和管理理念研究，加强法规制度建设，加强国家药品标准建设，同时加强监管队伍和专业人员培训。1998年新的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成立后，有原卫生药政系统的同志见到他，还告诉他，这份报告后来曾作为药政工作会议的学习材料。

对周福成而言，那是一个清晰的分界：过去更多是“行业管理”，未来药品治理要越来越依靠法律、法规和法定标准。

1998年，周福成调任国家药典委员会副秘书长，由此开始长达十四年的国家药品标准工作。他参与2000年版《中国药典》的后期审定，随后持续参与2005年版、2010年版和2015年版药典及国家药品标准建设，曾任第八、第九、第十届药典委员会委员、执行委员。2010年，凭借长期从事药品标准研究、制定和管理等方面的工作，他成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做标准越久，他越反对一种表面上很“先进”的倾向：把检测方法越复杂、仪器越昂贵、指标定得越高，等同于标准越好。在周福成看来，法定标准首先应该科学合理、实事求是，同时必须实用、可操作。标准研究选取的样品要有代表性，研究和复核验证程序要可靠，采用的仪器和方法还要考虑能否普遍实施。“不能为了提高标准而提高标准。”如果某个指标提高一点点，企业的成本和资源消耗增加很多，对安全性和疗效却没有实际帮助，这样的“高精尖”并没有意义。

山茱萸是他分享的例子之一。早期药典曾以熊果酸作为山茱萸质量控制指标之一，但熊果酸并非山茱萸特有，其他多种植物中同样存在。换句话说，如果一个标准选择的指标缺乏足够专属性，即使企业没有按照处方真实投入山茱萸，产品也可能在实验室里得到一个“合格”的结果。

周福成把这种情况形象地称为“合格的假药”。这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药品分类，而是他用来提醒标准制定者的一种工作语言：标准如果选错了指标，就可能留下可以钻的空子。产品按照现有方法检验是“合格”的，真实投料却未必符合处方要求。

山茱萸标准后来逐步采用更具代表性的马钱苷，又进一步增加莫诺苷等指标，周福成参与了相关标准的审定和协调推动。在他看来，检验单上的“合格”并不是终点，标准首先得有能力认出产品究竟是不是按要求做出来的。

独一味则让他看到，一项药品标准还可以一路影响到资源端。这种多年生药材主要生长在青海、西藏、甘肃等高海拔地区，随着用量增加，如果采药时总是连根拔起，挖一株就少一株。后来药典将相关药用部位调整为地上部分，同时完善质量控制指标，采药时只需割取地上部分，把根系留在土里，植物还能继续生长。对周福成而言，这正是标准的另一层作用：它不仅要让药厂按处方真实投料，也可以通过标准的改变，反过来引导中药材资源保护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他给“好标准”定下的要求一直非常具体：生产企业必须按照法定处方真实投料，必须使用合格的原辅料，必须按照批准的法定工艺生产；其中关键环节如果发生不当改变，标准应该有能力把它识别出来。多年以后，他仍然在公开场合谈中药材标准、绿色中药、资源保护，甚至把中药质量标准与更大的国家安全问题联系起来。但谈得最多的仍然不是检测手段有多“先进”，而是标准究竟能不能把产品的质量真正管住。

2012年底，周福成从国家药典委员会调任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执业药师资格认证中心主任。这个转岗不是他主动选择的，“我们是组织的人，有安排就去”。上任以后，他很快发现，这个领域要解决的问题同样不少：执业药师数量远不能满足几十万家药店的实际需要，报考学历门槛较低，“相关专业”的范围又过于宽泛，考试内容和真正的药学服务之间也有距离。更根本的是，社会虽然已经有了“执业药师”这个职业资格，却并没有完全回答一个问题：药师站在药店里，究竟应该做什么？

周福成到任后抓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考试和准入改革。他主张提高报考学历门槛，最初希望从中专直接提高到本科，经过协调最终提高到大专；同时重新审视过于宽泛的“相关专业”。采访中他讲过一个很有个人风格的比方：两个专业名称里都有一个“药”字，并不意味着专业训练真的接近。“一个重庆人和一个南通人见面，说我们是邻居，都住在长江边。那隔了多远？”在他看来，执业药师承担的是面对患者的专业责任，准入就不能只看专业名称是不是“沾边”。

考试内容也要变。他看到过一些旧题，问某味药材生长在哪座山上，便追问：“这对一个执业药师指导患者用药有什么帮助？”他更希望考的是一种药怎么用，哪些情况下不能用，药物之间有哪些相互作用和风险。修订考试大纲时，他要求参与讨论的不只是高校专家，还有县级医院、基层医药公司、零售药店的一线执业药师、省级药监部门和行业协会人员，“因为考试最终是为了执业，不能只在书本里自己转”。后来这一方向被概括成“以用定考，以人为本，以业为重，以用为先”。

队伍规模也在几年里迅速扩大。2013年，全国执业药师报考人数超过40万，是2012年的两倍多；2014年增加到80多万，2015年超过112万，创下当时的历史新高。周福成把“扩大队伍”和“提高素质”看作同一件事的两面：数量太少，执业药师制度无法真正覆盖终端；但如果只有数量、没有能力，药师也很容易重新退化成药店里的普通营业员。早在他上任初期，就明确提出“不能把药店当成药品卖场”，药店应成为满足公众健康需要的医疗保健延伸服务领地，执业药师则应该成为公众的健康使者。相关主张也见于他任职初期的公开文章。

学历提升因此也不是终点。到任大约一周后，山东大学分管继续教育的校领导带着药学院、网络学院、继续教育学院负责人来交流，周福成当场提出，希望共同建设一所“没有固定教室、没有校园院墙、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执业药师大学”。他并不是要真的再办一所实体大学，而是想把已有高校资源、网络教育、继续教育和岗位培训连接起来，让一个人取得执业药师资格以后仍然能够长期学习。“拿到一张本科文凭，如果不会做药学服务，意义还是有限。”后来中国药科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等高校也参与相关合作，“实施执业药师能力与学历提升工程，强化继续教育和实训培养”最终进入《“十三五”国家药品安全规划》。

周福成还希望，这支队伍能有更清楚的职业身份和成长路径。他主导参与了“中国执业药师徽章”的设计工作。圆形徽章中央是一个“师”字，外围由五片银杏叶环绕，整体设计的内涵被概括为“外圆内方、以师为心，中西融合、乾坤相应，银杏叶展、五色五行，引领健康、厚德杏林”。

更特别的是，这枚徽章从一开始就不只是身份标识。周福成当时设想，执业药师应该实行分级管理，专业能力可以随着学习、实践和考核不断提升，因此徽章也设计了五个等级：一级的五片银杏叶均为绿色，之后逐级加入蓝、黄、红、紫，到最高的五级，五片叶子呈现五种颜色。对应的并不是简单的资历，而是他希望建立的一条职业晋级通道——取得一次执业药师资格，不意味着此后的专业能力永远停留在同一个水平。

这套分级设想后来并没有完整成为现行的全国执业药师分级制度，但它能解释周福成当时反复思考的一个问题：执业资格解决的是进入职业的门槛，职业能力却应该继续成长。一个取得资格后持续接受教育、积累药学服务经验的人，与刚刚通过考试的人，如果永远只有同一种职业评价，在他看来也不尽合理。

2016年11月16日，中国药科大学80周年校庆当天，由执业药师资格认证中心、中国药科大学和中国医药物资协会三方共建的中国药科大学国家执业药师发展研究中心正式揭牌，周福成担任名誉主任。一个1978年从农村进入南京药学院的学生，三十八年以后，又把自己在行业里遇到的问题带回了母校。

同一年，认证中心联合中国药学会、中国医药物资协会、中国非处方药物协会和中国医药商业协会，修订发布《执业药师业务规范》。七章四十二条，从处方调剂、用药指导，到药物治疗管理、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健康宣教，把过去相对模糊的药师职责一项项写具体。文件开宗明义：“执业药师应当对公众合理使用药品负责。”截至2016年10月底，全国注册执业药师已经达到328208人，其中88.2%注册在社会药店和医疗机构。人越来越多，周福成关心的重心却已经从“有没有药师”转向“药师能不能真正提供专业服务”：能够审核处方、发现问题，能够给患者提供用药建议，能够理解药物治疗，并成为医疗健康团队里的专业成员，而不是站在柜台后面卖药的人。

2017年5月退休以后，周福成没有完全离开医药行业。他先在中国医药物资协会参与了两年左右的规范和专业工作，此后又参加“时珍科学咖啡馆”“未来药房发展大会”等专业活动。2022年，中国中药协会筹建新的专业委员会，最初有人提出的名称是“合理用药教育专业委员会”。周福成愿意牵头，却首先提出把“教育”两个字去掉：“合理用药的概念更大。”受疫情影响，筹备工作前后持续约三年，2022年12月18日，中国中药协会合理用药专业委员会正式成立，他担任首届主任委员。

专委会成立后，他依然延续过去做管理工作的习惯：“在其位谋其政。一个专业委员会如果只挂牌，不做真正有价值的工作，没有意义。”除了论坛、研究和公益活动，他提出做一套能够长期留下来的行业研究报告，由此启动《中国合理用药研究报告》蓝皮书项目。2025年12月，《中国合理用药研究报告（2025）：中药、民族药册》正式出版，内容包括总报告、药学、调研和专题研究等不同板块，第一册还选择浙江、甘肃作为区域研究案例；化学药、生物药册在此次采访时仍在推进。周福成希望它不是一年做完就结束的项目，而是每一版解决一批具体问题，地区和专题逐步轮换，几年以后回头看，能够留下中国合理用药发展的连续记录。

2025年谈到“未来药房”时，周福成仍在思考十多年前那个问题。他认为，未来药房不能只靠传统商品销售逻辑生存，而要用真正的药学服务建立自己的专业价值；“未来药房”和“未来药师”应该相向而行，药房要尊重药师，让优秀药师“引得进、留得住、干得好”，药师则要通过专业能力，让药房成为公众信赖的健康服务场所。退休多年以后，这些思考并不是突然换了方向。正如他自己所说，从药品标准到执业药师，再到合理用药，本来就是同一条链条上的不同部分。

回头看，从中国药材公司，到国家医药管理局，再到国家药典委员会、执业药师资格认证中心以及退休后的合理用药工作，周福成的岗位换了很多，工作对象也从企业、药品逐渐转向药师和患者。他自己更愿意把这些经历放在“大医药”里理解：先研究好药、生产好药、经营好药，再通过专业的药学服务，让患者真正用上安全、有效、放心的药。国家药品标准更多解决怎样把药“做好、管好”，执业药师和合理用药则继续回答怎样把药“用好”。

2026年，中国药科大学迎来90周年。从1978年那个把南京药学院“不知怎么”填到志愿前面的农村青年，到国家药典委员会原副秘书长、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执业药师资格认证中心主任、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再到今天仍然活跃在合理用药领域的行业专家，周福成的职业生涯与中国医药四十多年的制度变化一路交叠。谈到母校，他还记得当年刻蜡纸、油印试卷的学生生活，也希望今天的学生珍惜在校时间、珍惜老师，尤其到了硕士、博士阶段，要珍惜自己的导师。

他经常说几句话：“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用心去做每件事。”“师傅领进门，修行在自身。”还有一句，是他对自己几十年职业经历最朴素的解释：“在其位，就要谋其政。”

18岁时，摆在周福成面前的是一个生产队的工分、肥料和收成；后来，是老药工的职称、药品分类、国家药典、执业药师考试和合理用药。事情越做越大，他反复问的其实还是一件事：原来的办法解决不了问题，能不能换一种更合理的办法；一项新的制度立起来以后，又是不是真的能够落到现实里。

就像他谈药品标准时反复说的那样：

能把问题管住，才是好标准。

本文为汇聚南药专访原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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