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用途”时代的生物防御：重新思考国家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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笹川平和财团（Sasakawa Peace Foundation）网站8月26日发布文章指出，“全用途时代”（Omni-Use）认为生命科学的进步不再局限于实验室或医疗保健领域，而是在重塑社会的几乎各个方面。基于这一论点，文章考察了各国在“全用途时代”所需的制度基础，认为建设韧性不仅仅是政府的责任，它需要医疗系统、研究机构、工业界、地方政府和公民社会的共同努力。

将这种“全社会”（Whole-of-Society）方法付诸实践，需要协调发展五个相互强化的支柱：

（1）预警与异常检测

早期检测是有效生物防御的基础。传染病监测、基因组测序、数据分析和国际信息共享使得在异常生物事件升级为重大危机之前就能识别它们。这越来越依赖于将社会本身视为一个预警网络。废水监测、实时临床数据、病原体分析和人工智能驱动的异常检测，通过整合人类和动物健康、基因组数据以及流动模式等信息，可以揭示新出现的风险。

然而，仅有检测是不够的。信息必须快速共享并转化为及时的决策。这就需要制度机制，使地方政府、医疗保健提供者、研究机构、国家当局和国际组织能够基于共同的行动图景运作。

（2）响应能力

有效的生物防御需要相关机构在危机期间能够作为一个综合响应系统运作。有效响应取决于各部门明确的角色和职责、快速的信息共享以及危机发生前就制定的决策程序。这些安排使得不同机构能够快速协调并形成共同的行动图景——对正在发生什么、在哪里发生以及需要采取什么行动的理解，即使生物事件的性质和来源仍不确定。

（3）供应链韧性

在生物危机期间可靠地获取基本物资对于维持社会运转至关重要。政府需要了解关键药品、医疗用品和重要原材料的产地，供应是否过度依赖某些国家或地区，以及如果这些供应链中断，有哪些替代方案。多样化供应来源并维持关键物资的充足国内生产能力可以减少这些脆弱性。有韧性的供应链有助于确保医疗和其他基本服务即使在重大生物紧急情况下也能继续运转。

（4）风险治理与监管

生命科学的进步为医学、食品生产和环境可持续性带来了巨大益处，但许多也是双重用途的：同样的知识和技术既可用于有益目的，也可用于有害目的。人工智能与生命科学的融合正使这一挑战更加复杂，使得仅靠监管越来越难以跟上技术变革的步伐。管理这些风险需要多层治理，不仅需要规则和法规，还需要一种文化——使研究人员、机构和行业既考虑技术能做什么，也考虑应如何使用它。在“全用途时代”，治理必须与科学技术同步发展。

（5）科学能力与生物经济

生物技术不仅在改变医疗保健，也在改变食品和农业、先进材料、化学品、能源和环境管理。生命科学日益扩大的作用催生了生物经济的概念——利用生物技术创造经济价值，同时应对社会挑战。在“全用途时代”，强大的生物经济不仅仅是经济增长的引擎，和平时期建立的科学、技术和产业能力，可以成为国家危机响应能力的一部分。这使得生物经济成为现代生物防御的重要基础。

上述五大支柱有一个共同特征：没有哪一项能够仅靠政府建立或维持。预警依赖于医疗保健提供者、研究人员、地方当局和国际信息网络。有效响应需要跨多个机构的协调。供应链韧性依赖于产业界和国际伙伴，而风险治理需要研究人员和技术开发者的参与。科学和产业能力反过来又有赖于对研究、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的长期投资。

因此，现代生物防御需要“全社会”方法，将政府、医疗保健和公共卫生、研究机构、产业界、地方当局以及公民社会汇聚在一起。

资料来源丨Sasakawa Peace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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