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让情绪替代医疗判断

文｜蒲公英创始人 张金巍

最近，国家有关部门陆续出台加强医院法治建设、治理网络医闹、规范医疗秩序等相关政策。关于医疗纠纷、网络医闹和舆论监督的话题，再次引发社会关注。

作为一个长期身处医药产业一线的人，我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

医疗行业最大的难题之一，不只是技术问题，而是如何在患者权益、科学规律和社会情绪之间找到平衡。

一、医疗事件，首先应该交给专业调查

近年来，随着创新药快速发展，一些创新疗法进入临床阶段。

与此同时，围绕临床试验、不良事件、患者权益等问题的讨论也越来越多。

面对患者遭遇，公众产生同情，这是人性，也是社会温度。

但医疗问题有一个特殊性：医学不是情感判断题，而是一道专业分析题。

一次临床事件发生后，我们需要关注：

1.患者的基础疾病情况如何？

2.治疗方案是否符合临床方案要求？

3.试验过程是否经过伦理审批？

4.知情同意是否充分？

5.企业和研究中心是否按照GCP要求执行？

6.严重不良事件是否及时报告？

这些问题，都需要监管机构、医学专家、伦理委员会依据事实进行判断。

而不是通过几段视频、几篇文章、几句情绪化表达，就提前给一家企业、一项技术甚至一个行业定性。

尤其对于已经进入注册临床阶段的创新药项目。

按照GCP要求，从伦理审查、方案设计、风险告知、知情同意，到全过程数据管理，都有严格规范。

当然，严格规范并不意味着没有风险。

临床试验的意义，就是在人类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面前，通过科学方法不断寻找答案。

如果一种创新疗法没有任何风险，也就不需要临床试验。

有风险，不代表没有价值；有不良事件，也不能简单等同于违规。

二、同情患者，是社会温度；尊重事实，是社会理性

医疗行业有一个特殊矛盾：患者面对疾病时，往往处于弱势。

尤其是晚期肿瘤患者，他们承受身体痛苦，也承受心理压力。

任何一个家庭面对亲人离开，都会悲痛。

这一点，我们必须理解。

但理解患者，并不意味着可以忽略事实。

这些年，网络环境发生变化。

一个投诉、一段视频、一次情绪表达，很容易迅速传播。

如果事实没有调查清楚，舆论已经形成结论，那么最终伤害的可能不仅是一家医院、一家企业。

还可能是：

医生不敢承担风险；

医院减少高难度治疗；

企业不敢推进高风险创新；

投资人减少对早期创新项目投入。

最后受到影响的，依然是未来需要这些治疗方案的患者。保护患者，不应该变成阻碍医学进步。

三、不要把不同性质的问题混在一起

近年来，细胞治疗、基因治疗（CGT）成为全球创新热点。

任何新技术的发展，都经历过探索阶段。

CAR-T、基因治疗、RNA药物，有些今天看似成熟的技术，过去同样经历过大量失败、争议和安全挑战。这是科学发展的规律。

但在一些热点事件中，我们也看到一种不好的现象：

把不同性质的问题简单关联；

把正规注册临床试验与其他探索性治疗混为一谈；

把个别事件无限扩大为对整个CGT行业的否定。

这种做法，对于行业没有帮助。

真正负责的态度，应该是：

问题在哪里，就解决哪里；

风险在哪里，就完善哪里；

而不是因为一次事件，否定整个技术方向。

中国创新药产业走到今天，需要更多建设者，而不是更多情绪化的批评者。

四、今天的Biotech，需要的不只是科学能力

当然，任何一家创新药企业，也必须从事件中反思。

过去很多Biotech企业关注的是：

有没有好的技术？

有没有漂亮的数据？

有没有国际竞争力的管线？

这些当然重要。但企业发展到临床阶段以后，还必须补上一课：

如何面对患者？

如何进行风险沟通？

如何做好公众沟通？

一家企业真正走向成熟，不只是实验室能力成熟，更是组织能力成熟。

对于企业而言，面对监督，要保持开放和透明。

对于社会而言，也应该给予科学探索基本的理性空间。

五、创新药行业，需要更多理解和建设

过去二十年，中国医药产业发生了巨大变化。

从过去大量依赖进口，到今天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参与全球创新竞争。

这个过程中，不可能没有争议，也不可能没有失败。

但一个成熟产业，并不是没有问题。

而是面对问题时，能够用制度解决问题，用科学解决问题，用时间验证问题。

我始终认为：

同情患者，是人的善良；

尊重科学，是社会的理性；

支持创新，是产业未来。

三者并不矛盾。

真正健康的医药生态，不应该是谁声音大谁有理，也不应该是谁弱势谁一定正确。

它应该建立在一个基础之上：

让事实说话，让专业判断，让法律裁决。

对于每一家创新药企业来说，都应该敬畏生命。

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也应该保护那些正在探索未来治疗方案的人。

因为今天我们如何看待创新，决定了未来患者还能不能拥有更多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