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生物科技，别再错过这五年

文｜蒲公英创始人 

HKBMIA香港生物医药创新协会会董 张金巍

香港特区政府首个五年规划正在公众咨询，预计本月正式发布。

我之所以在这个节点写这篇文章，是因为上个月的一份倡议书，让我看到了香港生物科技产业化真正的问题所在。

上个月，香港生物医药创新协会联合中建国际医疗管理学院、民建联、香港生物科技协会、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家联盟等11个团体，在规划发布前共同提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生物科技产业发展政策倡议书》。

九项政策倡议，我认真看了两遍，感觉方向正确，问题找的准。

但对于生物医药产业来说，规划写得好不好，只是第一步。

真正决定香港生物科技未来五年的，不是文件写了多少条，而是能不能把这些政策真正变成平台、设施、人才、资本和产业项目。

因为生物医药最怕的，从来不是没有好项目，而是项目走到一半，没有人接了。

一、香港生物科技，真正缺的不是“科技”

香港的科研基础不用多说。

港大、中大、科大的生命科学和医学研究具有国际影响力；香港拥有一批优秀的临床医生和科学家；港交所18A为未盈利生物科技企业打开了资本市场的大门；香港在国际化、普通法制度、金融、人才和临床资源方面，也有自己的优势。

问题恰恰在于：这些优势没有真正形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

一个教授在实验室发现一个新靶点，做出了一个候选分子。

接下来怎么办？有没有地方做中试？有没有懂工艺放大的团队？有没有符合要求的GMP生产设施？临床试验由谁快速启动？患者从哪里来？数据怎么管理？到了临床中后期，几十亿港币的资金从哪里来？最后商业化以后，谁来生产、谁来注册、谁来销售？

这些问题，任何一个环节卡住，前面的科研投入都有可能变成“论文和专利”。

所以我认为：生物医药产业真正的竞争，不只是实验室的竞争，而是产业化能力的竞争。

香港今天面对的最大问题，就是从“0到1”的科学创新能力并不弱，但从“1到10”的产业化能力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二、香港现在最需要补的，是产业化的“中间层”

我看这份倡议书，里面有几个关键词特别重要：中试、GMP、临床平台、耐心资本、监管科学、跨境协作。

把这些词串起来，其实就是一件事情：补产业化中间层。

香港现在有很好的“上游”——大学、科研机构、科学家。

也有很好的“下游”——金融市场、国际资本、医疗体系、国际化平台。

但中间这一段相对薄弱。

而生物医药恰恰最烧钱、最专业、最需要时间的，就是这一段。

从实验室走到IND，从IND走到临床，从临床走到上市，再从上市走到商业化生产，每一步都需要专业团队、基础设施和长期资金。

没有中间层，科研成果就很难真正变成产业。

所以香港未来五年的重点，我认为不应该再简单理解为“多建几个园区、多引进几个项目”。

而应该回答一个更具体的问题：«一个香港大学教授今天拿到一个有潜力的创新药项目，能不能在香港完成从实验室到临床、再到产业化的关键几步？»

如果答案还是“不完全可以”，那产业链就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三、三件事情，我认为尤其重要

第一，CMPR不是再建一个监管机构，而是建立香港自己的产业规则能力

香港药物及医疗器械监督管理中心（CMPR），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事情。

如果未来香港能够逐步建立更加完整的药械监管体系，并在监管科学、技术审评、国际互认等方面形成自己的能力，它的价值远远超过“香港自己审批几个药”。

真正重要的是：香港能不能从一个国际金融中心，进一步成为国际生命健康产业规则连接的平台。

但这里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问题：监管机构不是有了办公室就有能力。真正稀缺的是人。

懂医学的、懂药学的、懂临床的、懂CMC的、懂GMP的、懂国际注册的、又懂监管科学的人，本身就是全球稀缺人才。

所以CMPR建设，更要把监管科学人才培养作为长期工程。甚至可以考虑建立香港自己的监管科学人才培养体系，与大学、医院、药企、国际监管机构形成长期合作。

监管能力起来了，香港才真正有机会成为连接内地、东南亚以及“一带一路”市场的重要节点。

第二，牛潭尾不能再做成一个“生物医药园区”

这一点，我特别认同倡议中提出的一个观点：产业贡献要大于土地价值。

香港土地贵，这是事实。

但生物医药园区如果按照传统房地产思维去做，很容易最后变成“办公楼+实验室+招商”。

那不是产业。

真正的生物医药产业园区，应该首先回答：这里有没有公共技术平台？有没有中试平台？有没有GMP设施？有没有临床转化平台？有没有专业服务机构？有没有产业基金？有没有企业愿意长期留下来？有没有企业能够从这里长出来？

园区的价值，不应该按照建了多少平方米计算，而应该按照从这里走出了多少家公司、多少个产品、多少项产业化成果计算。

如果牛潭尾能够真正围绕“第三间医学院+科研+临床+产业”形成集聚，它的意义会非常大。

但前提是：不能再用“园区思维”做产业。要用“产业运营思维”做园区。

第三，从“项目制”转向“平台制”，可能是香港最值得做的一件事情

过去很多地方发展生物医药，喜欢“一企一策”“一个项目一个补贴”。

但生物医药真正需要的，很多时候不是一笔补贴，而是一个能够反复使用的公共平台。

比如：企业不用自己花几千万建实验室，可以共享研发平台；不用自己投入巨资建设中试线，可以共享中试平台；临床试验不用一家企业自己从零开始，可以共享临床资源和患者招募平台；GMP能力不用每一家初创公司自己建立，可以通过专业平台完成早期工艺开发和临床样品生产。

这才是真正降低创新成本的方法。

政府花一块钱，最怕只能服务一个项目；如果一块钱可以服务100个项目，效率完全不同。

所以我非常赞成香港未来从“项目补贴”逐步转向“平台建设”。

尤其应该优先建设几个真正能用起来的平台：共享实验平台、药物中试平台、GMP试制平台、临床试验平台、数据平台。

平台建起来以后，再叠加资本、人才和政策，产业才会开始滚起来。

蒲公英这些年服务了大量Biotech和Pharma，从临床前到商业化，从国内到国际，积累了不少平台化服务的经验。比如在GMP试制、质量管理体系、注册策略、供应链管理这些环节，蒲公英有成熟的专家团队和实操能力。

香港建平台，蒲公英可以提供运营能力和专业人才输入。

这不是服务外包，而是把内地二十多年制药产业化的经验，转化为香港产业化能力建设的一部分。

四、香港还有一个别人没有的优势：背靠大湾区

这一点，我觉得还可以看得更大胆一些。

香港人口只有几百万人，单纯依靠香港自身的人口和患者资源，很难支撑一个完整的大规模生物医药产业。

但香港最大的优势，本来就不是“自己做完所有事情”。

而是：香港+深圳+广州+大湾区。

香港可以承担国际化研发、临床、注册、融资和国际市场连接；

深圳、广州以及大湾区其他城市，可以提供产业化、制造、供应链、患者资源和更大的市场。

真正值得探索的，不是简单的“一园两地”，而是：一条跨境生物医药产业链。

研发可以在香港，CMC可以在深圳，临床可以香港+大湾区联动，生产可以布局内地，融资可以连接香港资本市场，产品再从香港进入国际市场。

如果这条链真正跑通，香港的竞争力就不是和深圳比实验室、和广州比产能。

而是：成为整个大湾区生物医药走向国际的“接口”。

这个定位，可能比单纯发展香港本地生物科技产业更有价值。

五、但还有一个问题，必须面对：钱从哪里来？

生物医药最大的特点就是：前期烧钱，后期见效；研发周期长，失败率高。

18A解决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让未盈利生物科技企业能够进入资本市场。

但上市不是产业化的终点。

一家公司从临床前走到上市，往往需要持续多年投入。

尤其是创新药进入II期、III期以后，资金需求会突然放大。

这个时候，单靠政府补贴解决不了问题，单靠短期财务投资人也解决不了问题。

所以香港需要真正意义上的：长期资本。

我更赞成“里程碑+产业基金”的方式。

不是简单撒钱，而是围绕：IND、I期、II期、III期、上市、商业化……设置清晰的产业里程碑。

企业达到一个节点，政府资金跟进；产业资本跟进；长期资本跟进。

政府的钱负责降低早期风险，市场的钱负责放大成功项目。

政府不是替市场投资，而是帮助市场把最难的那一段走过去。

这才是产业政策应该发挥的作用。

六、人才，比钱更容易被低估

做了二十多年制药，我越来越觉得：生物医药产业真正稀缺的，除了科学家，还要把科学变成产品的人。

一个项目从实验室走出来以后，需要什么人？懂工艺开发的人。懂CMC的人。懂GMP的人。懂临床运营的人。懂注册的人。懂质量体系的人。懂产业化的人。懂投融资、懂BD的人。

这些人不一定有诺贝尔奖，但他们决定一个项目能不能往前走。

所以香港未来五年的人才政策，除了引进多少院士、多少教授。

还应该考虑：能不能培养和引进一批真正懂产业化的工程师、注册人才、质量人才、临床人才和产业运营人才。

科学家负责发现未来。

工程师负责把未来做出来。

产业人才负责让未来真正变成产品。

这三类人缺一不可。

七、规划，不要做成“漂亮的规划”

看过太多产业规划，规划写得很漂亮，产业基金也有，园区也建了，招商大会也开了。

最后几年过去，真正落地的企业和产品却没有多少。

所以：生物医药产业，最怕“规划很热闹，产业很冷清”。

香港这一次如果真的要抓住五年窗口，不要把考核指标主要放在：建了多少栋楼、引进多少企业、签了多少项目。

应该盯住几个最硬的指标：

多少个创新药项目从实验室进入临床？

多少个项目完成中试和GMP生产？

多少个香港原创项目进入大湾区产业化？

多少家Biotech真正活下来并成长起来？

多少个创新产品进入国际市场？

多少家企业从香港走向全球？

这些，才是产业真正留下来的东西。

八、香港真正不能错过的，是这五年

我一直认为，香港发展生物科技，并不是从零开始。

相反，香港已经拥有很多地方羡慕的东西：一流高校、一流医院、国际资本、国际人才、国际规则和背靠大湾区的巨大市场。

现在真正缺的，是把这些优势连接起来。

把科研连接到中试，把中试连接到GMP，把GMP连接到临床，把临床连接到资本，把资本连接到产业化，再把产业化连接到国际市场。

这条链一旦真正跑通，香港生物科技就不是有没有机会的问题，而是能不能形成自己的产业生态。

所以，这次五年规划，不是再提出多少个口号。而是五年之后，我们能够看到一些非常具体的结果：

一个教授的分子，真正走进了GMP车间；

一家初创Biotech，真正完成了临床；

一个创新药，真正从香港走向国际市场；

一支产业团队，真正把一家Biotech做成了Biopharma；

一批香港原创项目，真正通过大湾区完成产业化。

产业，从来不是规划出来的。

它是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做出来的，一条产线一条产线建出来的，一支团队一支团队熬出来的，一笔长期资本一笔长期资本投出来的。

香港有科研基础，也有制度优势，更有大湾区这个巨大的腹地。

现在缺的，是最后这一公里，也是最难的一公里。

未来五年，可能是香港生物科技真正建立产业化能力的关键窗口。

这一次，真的不能再错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