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童家巷:陈谞四十余载的感恩与牵念|“九十年九十人”

中国药科大学将迎来建校90周年华诞,“九十年九十人”专题报道栏目将寻访收集并推出杰出校友、校友创办或领导的企业等90篇成长故事,以此连接校友初心,为学子答疑拓界,展现药大人的成果与担当,为行业良性发展贡献中国药大思考。更通过这些故事折射中国医药行业发展历程、向全球传播中国药大声音、展现中国医药力量。

陈谞,中国药科大学(原南京药学院)1979级老校友,现为全国城市农贸中心联合会副会长。
为了这次中国药科大学90周年的采访,陈谞先给自己列了一份提纲,分别是“与药科大学的学习和工作缘”“与同学的感情缘”“与老师的感情缘”“与母校校园的情怀”,最后两项是“感恩母校”和“祝福母校”等6个部分。他对母校、老师、同学、学弟学妹们的深情告白,赤子之心,跃然于纸上。
毕业四十多年,在母校90周年之际,陈谞和记者聊得最多的,是1979年的童家巷,是有两个班的同班同学经历,是与自己一起做了四年实验的尼日尔留学生阿卜杜,是屠锡德和安登魁两位老师,还有一些发生在毕业许多年以后、却仍然与母校有关的往事。
这段关系始于1979年。那一年,年仅16岁的陈谞第一次离开浙江金华,到南京读大学。
此前十多年,他一直生活在浙江老家,平时更多说方言。去南京报到的列车上,他看见身旁一个年轻人也像是去外地读书的学生,犹豫了一下,第一次主动用普通话和陌生人搭话:“同学,你是不是也去读书?去哪个大学?”
对方回答:“南京药学院。”
“我也是。”
进校以后,两人才发现,不仅学校相同,还分进了同一个班;再分宿舍,又住进了同一间宿舍。四十多年过去,陈谞仍然能完整复述这段路上的偶遇。一个16岁少年的大学生活,就从这句并不熟练的普通话开始了,与大学同学的缘分也就悄然开始了。

1979年,恢复高考已经进入第三年。陈谞高中毕业时年龄不大,在79级大学生中属于比较年轻的一批。
那时,一个刚走出中学校门的孩子,对于学校、专业和未来能够获得的信息远不像今天这么丰富。选择药学,更多来自父母的建议。陈谞的父亲受过大学教育,从事与化学工程相关的研究,认为医药直接关系人的生命健康,是一门能够真正服务社会的专业;加上陈谞的母亲身体又一直不算太好,所以家里还有一个朴素的考虑:孩子懂一些医药知识,将来家人生病、用药,也能多一层了解。
就这样,陈谞进入南京药学院药学专业。
当年的童家巷校园很小,宿舍、教室、操场都挤在不大的范围里。冬天没有暖气,不少学生手脚会长冻疮;夏天没有空调,宿舍和教室常常闷热难耐。但也因为校园不大,几个年级的学生朝夕相处,上下届之间很熟悉。
恢复高考初期的大学校园,还有一种今天已经很难复现的景象:同一间教室里的学生,年龄和人生经历相差很大。像陈谞这样从高中应届毕业直接考入大学的学生不少,也有经历过上山下乡、已经参加工作多年以后重新走进考场的年轻人。陈谞所在的792班的班长就是一位年龄较长的老知青。在他的记忆里,这些同学更像“大哥哥、大姐姐”,既照顾年纪小的同学,也把一种强烈的学习紧迫感带进班级。
那些重新获得学习机会的人,对时间格外珍惜。他们希望把过去耽误的时间补回来,也希望真正学到本事。陈谞后来回看自己的大学四年,仍然记得那种学习气氛:“他们那种学习的渴望,对我们这些年龄小的学生,是很好的榜样。”
同学之间的照顾也落在许多很小的事情上。一位本校78级、同样来自金华的师姐,看他年纪小、生活自理能力一般,每年都会帮他洗一次被子和被单。那时没有洗衣机,一床厚重的被褥全靠手洗。四十多年后,陈谞还记着这件事。
他的本科四年又因为一次调班,多了一层同窗关系。前两年,他在792班;后两年转入791班。“四年大学,我有两个班的同学缘,这个的确很难得。”在陈谞的回忆里,母校首先是一群具体的人。
792班还有一段很特别的同窗经历。1979年入学时,班里有5名来自非洲的留学生,4位男生、1位女生。因为在1979年的大学校园里,外国留学生并不常见。为了帮助他们适应中文教学,学校特意为留学生安排中国学生作为学习伙伴。陈谞的搭档,是一位来自尼日尔、中文名叫“阿卜杜”的同学。
实验课里,两个人经常一起操作、一起完成学习任务。起初阿卜杜的中文和实验操作还不够熟练,陈谞会多做一些;等他慢慢熟悉以后,陈谞便尽量让他自己动手,自己在旁边配合。“不是我替他做,是两个人真的合作。”
今天再回头看,这段经历带着很鲜明的时代印记:1979年,一个刚刚离开金华的年轻学生,走进大学以后,已经开始和来自非洲的同学一起上课、做实验。毕业以后,他们逐渐失去联系,但陈谞一直记得阿卜杜的名字,也记得他来自尼日尔。
1979年大学入学不久,班里还因为几位非洲同学留下了人生第一张彩色合影。在那个年代,普通学生很少有机会拍彩照。照片里,陈谞蹲在第一排,穿着一件绿色的确良军装——那是考上大学以后,父母特意为他做的新衣服。如今照片已经泛旧,当年的衣服、发型和一群年轻人的神情,也把那一年的校园生活保存了下来。

同学之外,陈谞关于童家巷最深的记忆,还有两位老师。
每次回忆起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南京药学院读书的情景,陈谞常常会想到两位老师:屠锡德和安登魁。
屠锡德教授给他们讲药剂学和生物药剂学,也是陈谞毕业课题的指导老师。陈谞记得,他说话平和,慢条斯理。生物药剂学在当时还是一门比较新的学科,屠锡德不主张学生只是背概念、记结论,而是总要他们多想一层:一片药做出来并不意味着事情结束了,它还要崩解、溶出,最后真正被人体吸收,才完成了从制剂到发挥作用的过程。
很多这样的道理,陈谞说,自己是在毕业、工作以后才慢慢吃透的。
四十多年过去,他仍记得自己的毕业课题与对乙酰氨基酚酏剂的制剂工艺有关。很多技术细节已经淡去,一个生活化的片段却一直没有忘:那时糖还凭票供应,实验需要使用药用糖,同学知道他实验室里有糖,有时会半开玩笑地跑来问:“有没有糖?给一点尝尝。”屠锡德带学生做课题,也不是把题目布置下来便结束,而是一步一步教他们怎样做实验、怎样处理问题。
安登魁教授给他们讲药物分析,风格与屠锡德很不一样。陈谞记得他讲课很有精气神,更重要的是,他会纠正学生一种很容易形成的习惯:药物分析不是照着药典机械操作,做完步骤、得到一个数字,就算完成任务。
安登魁有一句话,陈谞和不少同学一直记得:“错的检验还不如不检验。”
在陈谞的理解里,安登魁真正想教给学生的,是继续往下追问:为什么要检验,杂质从哪里来,风险在哪里,方法本身又有什么局限。药品最终要到患者手里,药物分析所把守的,是进入这一环节之前的质量底线。
多年后再回看两位老师,陈谞觉得他们的课堂恰好构成了药学的两个方向。屠锡德关心的是药物进入人体以后会怎样,安登魁把关的是药物到达人手以前是否合格。“一位琢磨药进了人体会怎样,一位把关药到人手前好不好。”他说。
一静一刚,两位老师的教学风格不同,留下的影响却都远远超过了一门课本身。
1983年,陈谞毕业离开童家巷。作为南京药学院本科生的四年结束了。但十多年后,当他在人生另一个节点重新需要母校帮助时,最先站出来的,仍然是当年课堂上的老师。

1987年,已经参加工作数年的陈谞重新回到童家巷。
这一次,他再次成为学生,在母校参加国家医药管理局出国人员英语脱产培训,一学就是一年。
陈谞这一代学生在中学阶段缺少系统学习英语的条件,真正开始接触英语已经是在大学。本科几年下来,阅读一些专业资料尚可,但要真正用英语交流,是另一回事。1987年至1988年在母校的脱产英语学习,补上的正是这一块。
因此,陈谞后来回顾母校给予自己的培养和教育时,常常把它分成两个阶段:1979年至1983年的本科四年,让他打下药学理论和实验基础;毕业数年以后重新回校的英语脱产培训一年,则让他建立起更扎实的英语交流能力。
几年以后,这一年的英语能力积累派上了用场。
1994年前后,陈谞获得公派赴英国攻读学位的机会。原先联系的方向偏经济管理,由于他长期从事与医药行业管理的相关工作,所以自己仍然希望继续学习药学。但因为改变原来的学习方向,所以就需要自己重新联系接收学校了。
他再次找到母校。
中国药科大学当时与英国斯特拉斯克莱德大学保持着密切校际交流。得知陈谞的情况后,安登魁教授亲自出面帮助联系英方,并为这个已经毕业十余年的学生写了推荐信。因为中英之间存在时差,当年又没有今天便捷的即时通讯手段,据陈谞后来从学校老师处得知,近七十岁高龄的安登魁还曾在晚上专门爬楼梯到四楼的学校外事办公室,通过国际长途与英国方面联系,这让陈谞感动万分。
不久,录取通知到了。
陈谞一直记着这件事。十多年前,他只是安登魁课堂上的本科生;十多年以后,再回到学校求助,安老先生仍然愿意替他联系、写信、打电话。“一个毕业这么多年的学生回来找学校,老师还是愿意帮你。这才是让人感动药大师生情”。
到了英国以后,他发现真正的问题才刚刚开始。

陈谞再次到英国读学位的时候,已是离开本科实验室十多年了,专业知识、仪器和实验方法都在变化,厚厚的英文教材又增加了一层语言门槛。陈谞只好从头补课。他把需要重新学习的课程列成书单,请母校帮助寻找最新的中文教材,再从南京一本本寄到英国。先用中文重新把专业知识弄明白,再对照英文教材学习,完成实验、考试和论文。
今天在网上找一本电子教材只需要几分钟,当年却要经过寻找、购买、打包和跨国邮寄。陈谞记得,学校真的把一批批书寄了过去。
陈谞在英国读学位期间,中国药科大学的尤启冬老师,也是母校1978级的校友,正好来到斯特拉斯克莱德大学药学系从事博士后研究。尤启冬老师长期在高校科研一线,陈谞碰到专业上不明白的地方,又多了一个可以直接当面请教的师兄。他后来带着一点玩笑说,在自己留学最困难的时候,“母校又给我送来了一个现场辅导老师”。
母校的英语培训、安登魁的留学推荐信、寄往英国的中文教材、远在海外又遇见的药大师兄,这些事情发生在不同年份,彼此之间没有预先设计好的联系,却在陈谞今天的回忆里自然地连在一起。
“老师和学校在关键时候帮过你,你会记一辈子的。”陈谞回忆道。

多年以后,陈谞在陕西省安康市政府工作期间,正好在负责安康医药产业的发展工作,中国药科大学老师曾为安康市镇坪县一家制药企业提供技术和专家指导。这段经历也被他主动写进了自己的采访提纲:离开南京多年以后,因为母校在帮助镇坪药厂发展的同时,也等于再次帮助了自己工作。这一件具体的事,他又一次和母校的人走到了一起。
这种联系并不依赖频繁的往来。陈谞毕业以后,并不是一个经常回学校参加活动的校友,但专业训练、师生关系和校友情谊并没有随着毕业消失。1983年离开校园以后,他需要补英语时回到学校,需要重新学习药学时找到老师,到了海外仍然得到母校的帮助;多年以后,又在完全不同的地方遇见药大的人。
所以,当陈谞说“母校培养”时,他指的从来不只是本科四年。

后来,陈谞也去过中国药科大学江宁校区。
79级同学一次返校聚会时,大家还曾在江宁校区的校园里一起种下一棵桂花树。具体是哪一年,他已经记不准确了,但第一次看到新校区时的感受仍然很清楚:“真的是翻天覆地。”

宽阔的校园、更完善的教学设施、更好的住宿和生活条件,与他记忆里的童家巷已经很难相比。作为老校友,他为这样的变化高兴,也会羡慕今天的师弟师妹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中读书。
可如果问他最留恋哪里,答案仍然是童家巷。虽然那个时候童家巷校园的条件还比较艰苦,但那种纯粹的学习氛围,同学之间互相帮助的情谊,现在想起来都觉得特别温暖。
这些年到南京,有时经过童家巷附近,陈谞会自己走到老校门口看看,拍一张照片。他通常不会因此专门通知学校里的老师和校友,也不愿意因为自己回来,就给别人增加接待上的麻烦。站在门口看看,对他来说已经足够。
他在那里真正生活的时间前后不过五年:本科四年,后来英语培训一年。但那恰好是一个人最容易留下印记的年龄。第一次独自离家,第一次系统学习一门专业,第一次住集体宿舍、做实验、写毕业课题,认识两个班的同学,也是在那里遇到了后来会在关键时候再次帮助自己的老师。
江宁校区让他看见母校今天已经走到哪里,童家巷保存的则是自己最初从哪里出发。
中国药科大学迎来90周年时,陈谞已经离开本科课堂四十多年。值此母校90周年华诞之际,陈谞想对学校说:感谢母校给了我人生最宝贵的财富,祝愿母校越办越好,培养出更多优秀的人才!想对在校学习的学弟学妹们说:希望学弟学妹们珍惜在校的学习时光,因为这段青春岁月,将会成为你们一生中最珍贵的回忆!
同时,陈谞也希望学弟学妹们一定要先学好专业。年轻时把基础打扎实,对所学专业保持热爱,做事情认真、实事求是,这些并不会因为时代改变而失去价值。与此同时,他也特别强调人文积累。在陈谞看来,一个药学专业的学生当然需要专业能力,但文化修养、表达能力以及理解人与社会的能力,同样会陪伴一个人很久。
他把它概括为两个基础:“一个是专业基础,一个是人文文化基础。”
除此之外,陈谞更愿意谈“感恩”。
采访中,这个词出现过很多次。陈谞反复强调要感恩国家、感恩时代、感恩母校、感恩老师,也感恩同学和一路上帮助过自己的人。在他的理解里,一个人的成长不只是个人努力的结果。很多重要的时刻,都有人曾经扶过一把。
九十年的校史里,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大学生活。恢复高考初期的77级、78级、79级学生,也只是其中一代。陈谞希望把这些事情留下来,让后来的人知道,他们当年怎样走进童家巷,又怎样从这里开始各自的人生。
1979年北上的列车上,年轻的陈谞第一次用普通话问身旁的年轻人:“你去哪个大学?”
对方说:“南京药学院。”
四十多年以后再回头看,陈谞最想留下来的,还是学校、老师、同学和童家巷,以及那些在后来的人生里一次次重新出现的药大缘分。
“每次遇到困难的时候,母校都会伸一把援助之手的。”陈谞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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