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生物科技，真正的机会来了

撰稿｜张金巍

蒲公英创始人 

HKBMIA香港生物医药创新协会会董

上一篇文章，我写了《香港生物科技，别再错过这五年》，收到一些同行反馈，有人说：倡议书刚提出来，规划还没正式发布，会不会写的太早？

今天，《香港2026年施政报告》正式推出，逐字阅读，看的更加清楚了。

香港这一次，不只是要发展生物科技，而是在重新搭建一套“科技产业化”的基础设施。这与过去十年香港谈科创的方式不太一样。

过去香港的优势很明显：大学、科研、临床、资本、国际化环境，样样不缺。

但从科研成果走到真正的产业，中间始终缺几块关键拼图。现在，这些拼图正在一块一块补上。

香港开始真正补“产业化”这堂课

过去谈香港创科，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大学、实验室、科研人才。

但一个创新药从实验室走出来，需要什么？

需要中试，需要GMP，需要临床，需要监管，需要资本，需要产业空间，最后还要进入市场。

这恰恰是香港过去相对薄弱的地方。

这次从2026年施政报告来看，香港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已经不是单点补短板，而是开始把这些环节真正串成一条产业链。金融+科技，河套+新田，大学城+产业园，临床+监管，科研+制造——这些原本各自独立推进的板块，第一次呗放进同一个框架里通盘考虑。

这意味着一个很重要的变化：香港正在从“有科研资源”，走向“有产业链”。

这是未来五年最值得关注的地方。

比100亿更值得关注的，是“钱开始跟着产业走”

很多人看到100亿元创科产业引导基金，第一反应是：香港又要砸钱发展科技了。

100亿元本身不是重点，重点是背后的资金逻辑——政府希望通过引导基金撬动社会资本，同时进一步优化创科创投基金，并通过港投公司引入长期资本。

换句话说：政府不是准备自己把产业养起来，而是准备拿政府的钱去撬动市场的钱。

这个逻辑对于生物科技尤其重要，因为创新药不是能快速试错、快速迭代的互联网项目，一个真正有价值的创新药项目，从实验室到上市，往往需要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企业最缺的不是第一笔钱，而是愿意陪企业走过漫长研发周期的钱。

所以，“耐心资本”四个字，值得整个生物医药行业认真看待，不能当成一句政策口号。

未来香港生物科技能不能起来，很大程度上不是看能不能找到项目，而是看能不能形成：

政府引导资金＋产业资本＋长期资本＋国际资本共同参与的资本生态。

第二个变化，更重要：香港开始有“产业空间”了

过去香港发展科技，一个很现实的短板是：科研有地方，产业化没有足够的地方，这个局面正在改变。

河套香港园区已经开园，新田科技城规划210公顷创科用地，北都大学城三个大学城校园区约300公顷，连同周边科技区、产业区和生活社区，总体规划超过1000公顷。

这已经不是简单建几个实验室，而是在重新布局：大学—科研—中试—产业—人才—城市。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新田大学城，它明确把医学、生命健康科技、AI、机器人、微电子等作为重要方向，并与河套香港园区、新田科技城形成联动。这意味着未来香港北部，很可能不只是“大学城”，它更像是在形成一个新的科技产业集群，对于生物医药而言，这个变化非常关键。

真正的产业集群，从来不是靠一栋漂亮的科研大楼形成的。而是要有：人、实验室、中试、临床、企业、资本、医院和产业空间。这些要素开始在同一个地理范围内集中出现，产业才有可能真正形成。

最大看点：香港开始把“审批”当成产业能力建设

过去大家把监管理解成政府部门的事情。但对于生物医药产业来说，监管本身就是产业基础设施。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有没有自己的药械监管能力，直接决定它能不能真正参与全球医药创新。

这一次香港释放出的信号非常明确：已经成为PIC/S会员机构，并以观察员身份加入ICH，目前正在筹备成为监管机构成员。同时，今年内成立药械监管中心，并继续推进新药“第一层审批”，逐步建立医疗器械法定监管体系。

这意味着香港未来想做的，不只是：“让药进香港。”而是逐步形成：研发—临床—注册—监管—市场的完整闭环。如果这套体系真正建立起来，香港在大湾区生物医药产业链的位置会发生实质变化——它不再只是融资和上市平台。而有机会成为：国际研发、临床试验、药械监管和资本连接的平台。

“一所两园”正在从概念变成现实

香港做生物医药，最大的优势从来不是自身有多大，而是旁边有整个大湾区。深圳有产业链，广州有临床资源，东莞有制造能力，佛山、中山、珠海等城市也都有各自的产业基础。

香港则有大学、国际临床、国际资本、国际规则和国际市场连接能力。

过去这些资源是存在的，但没有真正形成一条产业链。现在河套“一所两园”“一所一中心”的推进，开始把香港和深圳真正连接起来。

香港做研发、临床、监管、国际化。

深圳及大湾区做CMC、中试、制造、供应链和产业化。

这可能才是香港生物科技真正应该走的路。

单点竞争没有意义，分工协同才有价值。

“中间层”正在形成

上一篇文章，我用了一个词：中间层。

今天通读施政报告，更加明确，未来香港生物科技真正需要补的，不只是实验室，而是实验室和产业之间的这一段：

• 科研成果出来以后，谁来做中试？

• 谁来做CMC？

• 谁来做临床？

• 谁来做注册？

• 谁来解决GMP？

• 谁来连接资本？

• 谁来帮助产品进入大湾区和国际市场？

这次香港正在补的，正是这些看起来不起眼、却决定产业能否走通的环节。蒲公英深耕制药行业十几年，服务上千家Biotech和Pharma，从中试、GMP到注册、供应链，几乎天天在处理这些“不起眼”的环节，越往产业深处走，越能体会这句话的分量。

所以，未来五年香港生物科技最大的机会，并不只是诞生多少个“明星项目”。

而是能不能形成一批真正服务产业的：平台、机构、企业和专业人才。这才是产业真正开始成熟的标志。

规划不是产业，落地才是

香港这一次的规划，方向已经越来越清楚。但生物医药产业有一个特点：写在纸上的产业链，和真正跑起来的产业链，是两回事。

• 药械监管中心能不能真正形成专业监管能力？

• 第一层审批能不能真正提高创新药进入市场的效率？

• 临床试验平台能不能真正提高项目启动速度？

• 伦理审查能不能真正实现跨境协同？

• 大学科研成果能不能真正走出实验室？

• 政府基金能不能真正撬动社会资本？

• 北都的土地能不能真正变成产业空间？

这些，才是未来三到五年真正应该观察的指标。

所以，规划要看具体的结果：有多少项目进入临床？有多少科研成果实现产业化？有多少企业真正留下来？有多少创新药械走向大湾区和国际市场？有多少社会资本真正被撬动？

这才是香港生物科技未来五年真正的答卷。

香港＋深圳，可能是一种新的产业组合

如果把这轮香港的规划和深圳未来的发展放在一起看，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香港正在强化：金融、科研、临床、监管、国际化。

深圳正在强化：产业化、制造、供应链、应用场景和创新企业。

两边如果各做各的，价值有限。但如果真正打通：香港研发/临床→深圳中试/制造→大湾区市场→香港资本/国际市场，这条链条，价值就完全不同了。

这可能是粤港澳大湾区生物医药产业下一阶段非常值得探索的一种模式。

未来五年的判断

香港过去最大的优势，是连接世界的能力。未来最大的机会，是把这种连接能力，变成真正的产业能力。

从金融到科技，从大学到产业，从河套到新田，从临床到监管，从香港到深圳——如果这些环节真正跑通，香港生物科技就不再只是“有几个好项目”。而是有可能真正形成一个产业生态。

上一篇文章，我说：香港生物科技，别再错过这五年。

这一篇，我想再补一句：这五年，香港真正要做的，不是再证明自己有多少科研资源，而是证明自己能不能把科研变成产业。

这，可能才是香港生物科技真正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