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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中国消化内镜的十年破局与丝路共建 —— 孙思予教授专访
随着 “一带一路”倡议推进，我国消化内镜正实现从 “技术引进”到“体系输出”的关键跨越，“一带一路国际消化内镜学院”系列培训正是这一进程的实践载体。近日，该系列培训落地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中国医科大学长期深耕 “一带一路” 国际医学教育合作，作为学校直属临床基地，盛京医院赓续百年沉淀，在国产超声内镜技术的临床应用上勇立潮头。孙思予教授团队与开立医疗长期开展医工协同攻关，成功研发国内首套超声内镜系统，走出一条 “临床需求牵引、医工协同迭代、技术标准输出” 的自主发展道路。本次专访特邀中国医科大学副校长孙思予教授，围绕医工协同创新、国产内镜技术突破、国际培训体系建设等话题展开深度对话。
问题一：
“一带一路”倡议发起十余年，医疗领域的国际合作也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回顾这十余年，您作为亲历者和推动者，最大的感受是什么？这些医疗合作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专科能力建设，尤其是消化内镜领域，发挥了怎样具体的作用？
孙思予教授：
“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十余年来，已从宏伟蓝图逐步转化为深耕民生的务实实践。以技术交流为纽带、以人才培养为核心的医疗合作，持续夯实共建国家间的人文根基与专业互信；中国始终秉持平等互助原则，向全球共享成熟临床经验与诊疗方案，以实际行动践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贡献中国方案。
具体到消化内镜领域，“一带一路国际消化内镜学院”已成为 “健康丝绸之路” 的标杆实践之一。历经多年深耕，项目价值集中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精准补齐共建国家专科人才短板，建立标准化技术成长路径。项目持续践行 “理论授课 + 手术演示 + 动物实操 + 病例研讨” 四位一体教学模式，围绕核心技术开展系统化阶梯式培训，为共建国家培养大批中青年临床骨干。
二是为共建国家学科建设注入内生动力，实现技术与体系的双重传承。培训不止传授操作技巧，更输出规范化质控体系、学科建设思路与人才培养模式，帮助合作国家搭建自身的内镜诊疗与教学体系，推动技术能力可持续发展。
问题二：
超声内镜是公认学习曲线最陡峭的内镜技术之一，海外学员普遍面临本国培训路径不规范、病例积累不足的困境。本次沈阳站在课程设计上，您和团队最核心的考量是什么？在动物实操、病例选择或带教方式上有哪些独特的“盛京经验”？
孙思予教授：
超声内镜是消化内镜领域学习曲线最为陡峭的技术之一，要求操作者同步具备内镜精准操控、超声影像判读与实时介入操作三重能力。“一带一路” 共建国家的医师普遍面临两大现实瓶颈：一是缺乏系统化、标准化的培训体系，二是临床病例资源不足，难以支撑技术能力的系统进阶。
本次 “一带一路国际消化内镜学院”沈阳站课程始终以实战落地为核心设计原则，推动学员在有限培训周期内实现从理论认知到实操应用的实质性跨越。盛京医院作为教育部消化内镜微创诊疗技术工程研究中心依托单位，建有国内领先的内镜实验培训基地，年完成超声内镜诊疗数千例，积淀了覆盖胆胰疾病、消化道黏膜下肿瘤、超声内镜介入治疗的丰富病例，为培训提供了坚实资源支撑，也形成了可复制的 “盛京经验”。
病例选择上，培训聚焦亚太人群高发疾病，以真实病例呈现从影像识别、穿刺评估到介入治疗的全流程，重点强化疑难病例研讨与影像判读能力；实操环节全程采用国产超声内镜设备开展教学，学员同步掌握技术操作与设备应用，为后续技术与设备在共建国家落地奠定基础。
问题三：
您牵头研发了国内首套超声内镜。回看那段攻关岁月，当时这个领域完全被进口设备垄断，是什么样的契机和信念让您决定啃下这块硬骨头？
孙思予教授：
上世纪 90 年代末超声内镜进入中国时，设备多依赖进口，不仅价格高昂、维修周期漫长，核心技术与产品标准无法自主可控，行业发展与患者诊疗成本长期受制于人。
依托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支持，我们团队与开立医疗开展深度医工协同攻关，从核心部件与底层技术起步，最终成功研发国内首套超声内镜，使中国成为全球第二个具备超声内镜自主研发制造能力的国家，实现核心诊疗装备自主可控。同时，国产设备并非简单复刻，而是基于海量临床经验开展系统性创新：优化结构设计以降低交叉感染风险，改进管道系统以破解多器械协同操作的行业痛点，在安全性、操作效率与临床适配性上实现了换道超车。
从超声内镜设备到穿刺针、吻合支架、牵拉锚、蝴蝶夹等原创器械，再到ESD、ERCP、EUS等新技术体系的建立与推广，中国消化内镜已从技术跟随、设备进口走向自主创新与全球引领。
问题四：
您既是医院学科带头人，同时也承担高校校长的管理职责。结合院校教育与临床实践的双重身份来看，我国消化内镜人才培养是否已经形成了一套区别于西方的独特模式？在国际人才双向交流、专属学术平台建设方面，您又有怎样的思考与展望？
孙思予教授：
经过数十年发展，中国消化内镜领域已形成一套独具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西方培训体系侧重理论构建与分阶段考核，临床实操训练资源相对有限；而我国凭借庞大的患者基数、丰富的病种图谱与集中的优质教学资源，逐步探索出一条 “高效率、标准化、可复制” 的人才培养路径，形成了理论与临床深度融合的教学体系。
作为学校负责科研的分管领导，我始终认为人才培养不能止步于 “引进来”，更要主动 “走出去”，构建双向互通的国际人才梯队。依托“一带一路国际消化内镜学院”等平台，我们以骨干医师培养为核心、以点带面辐射区域发展，同时通过学术平台共享病例资源，破解海外学员临床病例不足的共性瓶颈。
未来，我们将依托中国医科大学与盛京医院的医教研双重优势，搭建集培训、学术会议、科研合作、青年医师交流于一体的国际交流平台，完善双向互访、联合进修、跨国病例研讨的长效机制，持续向全球输出中国消化内镜人才培养经验，与全球同道共同推动学科高质量发展。
问题五：
这次沈阳站的一大特色是中国技术与设备“打包出海”。在您看来，这套“中国方案”的核心内涵是什么？当它作为一个整体向“一带一路”国家输出时，与过去单纯引进国外技术设备相比，不同主要体现在哪里？
孙思予教授：
项目与医工协同，核心价值在于实现设备、技术、规范、人才培养的一体化输出，形成了消化内镜领域可复制、可落地的 “中国方案”。其核心内涵分为三层：一是完整的标准操作规范与质控体系，不止传授手术操作，更同步输出诊疗指南、质控流程与内镜中心建设经验；二是阶梯式人才培养体系，依托学院持续践行的 “理论授课 + 手术演示 + 动物实操 + 病例研讨” 模式，助力共建国家实现技术本土化传承；三是开放共享的学术交流平台，依托《Endoscopic Ultrasound》期刊、国际会议与长期线上协作网络，保障诊疗经验的持续迭代。
与过去单纯引进技术设备的模式相比，这套整体方案的核心差异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遵循 “平等协同共建”的合作逻辑，以帮助合作国家建立自主诊疗能力为目标；二是 “人才与标准先行”的发展路径，实现人、技术、器械协同适配，推动学科内生可持续发展；三是公共卫生价值与产业价值并重的价值导向，既惠及沿线民众健康，也推动国产器械国际化，形成医工协同良性循环。
我们希望以本次沈阳站为契机，持续输出经大规模临床验证、普惠可行的微创诊疗解决方案，为全球消化健康事业贡献中国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