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文摘 | FDA 植物药监管再审视：对中药质量监管与证据评价的思考与启示——基于2026 年RFI 与FDA/EMA 联合研讨会

钱忠直，宋宗华.FDA 植物药监管再审视：对中药质量监管与证据评价的思考与启示——基于2026 年RFI 与FDA/EMA 联合研讨会[J].中国食品药品监管.2026.10（273）：18-27.

钱忠直

国家药典委员会

QIAN Zhong-zhi

Chinese Pharmacopoeia Commission

宋宗华

国家药典委员会

SONG Zong-hua

Chinese Pharmacopoeia Commission

2026 年9 月4 日，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发布《推进植物药产品开发：信息征询》，9 月25 日又与欧洲药品管理局（EMA）联合举办草药/ 植物药产品开发监管研讨会。相关活动再次将植物药固有的复杂性、批间变异、标准制定、复杂混合物研究设计及开发效率等问题置于监管讨论的重要位置。本文依据FDA、EMA 公开资料，结合复方丹参滴丸二十余年的FDA 申报实践，剖析近期国际监管动向及其对我国中药监管科学的启示。本文认为，复杂植物药质量监管应从单纯的成分表征和终产品检测延伸至深入理解产品、厘清质量形成规律与变异来源，并建立全过程质量保证体系；研究充分性应围绕具体监管决策、关键不确定性、证据覆盖范围、接受准则、剩余不确定性的管理及重新评价条件进行综合判断。我国近年来已形成源头质量、生产过程控制和生命周期持续管理的政策基础，下一阶段需将这些原则转化为可审查、可执行并可持续适用的技术判断规则。

On September 4, 2026, the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 published Advancing Development of Botanical Drug Products: Request for Information (RFI). On September 25, the FDA and the European Medicines Agency (EMA) held a joint workshop on regulatory perspectives for herbal medicinal and botanical drug product development. These activities have renewed attention to issues such as the inherent complexity of botanical drugs, batch-to-batch variability, standards development, study design for complex botanical mixtures, and development efficiency. Based on publicly available FDA and EMA documents, and drawing on the more than two-decade U.S. regulatory submission history of Compound Danshen Dripping Pills as a case study, this article analyzes recent international regulatory development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the regulatory scie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quality regulation of complex botanical products should extend beyond chemical characterization and end-product specifications to encompass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products, clarifying quality formation and sources of variability, and establishing an integrated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Evidence sufficiency should be evaluated based on the specific regulatory decision, key uncertainties, scope of evidence, acceptance criteria, management of residual uncertainty, and predefined triggers for re-evaluation. China has already established a policy foundation for source quality control, manufacturing process control, and lifecycle management. The next step is to translate these principles into technical criteria that are reviewable, operational, and consistently applicable.

植物药；中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欧洲药品管理局；监管科学；质量控制

botanical dru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European Medicines Agency; regulatory science; quality control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对植物药的监管已有二十余年历史。2000 年，FDA 发布《植物药指南（讨论稿）》（Botanical Drug Products: Draft Guidance for Industry）；2004 年发布首版《植物药指南》终稿（Botanical Drug Products: Guidance forIndustry）；2016 年形成修订后的《植物药开发指南》（Botanical Drug Development: Guidance for Industry，以下简称2016 版《指南》）。2016 版《指南》对植物药新药临床试验申请（investigational new drug application，IND）及新药上市申请（new drug application，NDA）开发中的植物原料控制、化学表征、生产控制、临床研究及既往人体使用经验等作出较为系统的规定，目前仍是美国植物药开发的重要监管指导文件^[1]。

2026 年9 月4 日，美国《联邦公报》（Federal Register）正式刊载《推进植物药产品开发：信息征询》（Advancing Development of Botanical Drug Products：Request for Information，以下简称RFI）^[2]。此次FDA 发布RFI并非针对某一具体分析技术，而是广泛征询植物药开发中面临的科学和经济困难，支持和加快开发的创新方法，在不影响安全性、有效性和质量前提下提高开发效率的路径，2016 版《指南》及其他材料是否需要更新，FDA 之外包括质量标准在内的标准制定机会，复杂植物混合物适宜的研究设计，以及既往使用资料、一般科学知识和真实世界证据如何用于促进开发等问题。此外，RFI背景部分还转述了此前外部圆桌会议参与者提出的若干建议，其中包括探索适宜的质量框架以处理批间变异并保证可重复性。需予以区分的是，这些内容属于外部参与者提出的潜在机会， 与FDA 正式征询的问题性质不同^[2]。

截至目前，FDA 已有4 个植物药产品按NDA 或生物制品许可申请（biologics license application，BLA）途径获批作为处方药上市，其中3 个为NDA产品，1 个为BLA 产品^[3]。这一数量仍然有限，说明复杂植物药通过现代新药开发途径实现上市仍存在较高的科学和开发门槛。

2026年9月25日，FDA与欧洲药品管理局（European Medicines Agency，EMA）联合举办草药/植物药产品开发监管研讨会（Regulatory Perspectiveson Herbal Medicinal/Botanical DrugProduct Development）。双方官方说明指出，FDA与EMA在草药/植物药监管方面具有共同的核心原则，但各自监管框架存在实质性差异；会议目的在于增进相互理解，并讨论此类复杂产品开发中的实际监管问题^[4-5]。截至2026年10月14日，检索FDA和EMA公开页面，尚未见独立的会后书面核心要点或完整会议文字记录公开。因此，本文主要依据RFI、会议官方资料及现行监管文件分析其反映出的监管问题，不将会议讨论内容表述为FDA或EMA已经形成的正式新政策。

这些连续行动至少说明，在2016 版《指南》实施近十年之后，复杂植物药如何在保证安全性、有效性和质量的前提下提高研发效率，仍是值得继续讨论的监管科学问题。

植物来源药物的复杂性具有其客观根源。植物物种、产地、生态环境、采收、加工和储藏均可能影响植物原料（botanical raw material）质量；进入制剂生产后，又可能经历提取、分离、浓缩、纯化及制剂等多个过程。许多植物药的药效也难以完全归结为单一已知化学成分。

分析技术的发展使我们能够检测越来越多的成分，获得更丰富的指纹和化学结构信息。这些进步显著提升了植物药质量研究水平，但分析信息的增加并不等同于质量控制问题已经解决。能够测量的属性，其质量或生物活性意义并不一定相同；观察到的差异，也不一定都需要转化为常规控制项目。

同时，尚未建立某一属性与安全性、有效性或质量一致性的明确关系，也不能反向理解为该属性不重要。对于已有证据提示可能具有重要影响，或者基于现有科学认知尚不能合理排除其质量风险的潜在关键质量属性、物料因素和过程参数，应根据风险和不确定性程度采取必要的研究、监测或控制，并随着产品数据与知识的积累持续调整其关键性判断。

复杂药物质量控制并不要求所有检测项目在初期都建立直接临床相关性。身份真实性、微生物控制、稳定性及其他具有明确基础质量或安全意义的项目，本身具有独立的质量控制依据。现代质量科学需要避免两个极端：既不能把“能够检测”简单等同于“必须控制”，也不能因为当前证据不足而过早排除潜在风险。

FDA 现行植物药监管采用“整体证据（totality of the evidence）”的思路评价不同批次之间的治疗一致性，将植物原料控制、化学检测和生产控制，以及必要的生物测定与临床试验数据综合起来判断，而不是要求某一种分析手段单独完成全部证明^[1,3]。RFI 背景介绍中，外部圆桌参与者建议以适宜的质量框架应对批间变异；而FDA 正式征询的问题则进一步涵盖标准制定机会及适合复杂植物混合物的研究设计^[2]。

由此，植物药质量研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更加突出：在复杂体系中，不仅要知道“测到了什么”，还需要判断哪些质量属性真正重要，主要变异来自哪里，哪些潜在风险尚不能合理排除，以及哪些因素需要进入相应的控制体系。

美国主要将植物药（botanical drugs） 纳入IND/NDA 药物开发与审评体系，通过专门指南解决植物药复杂性带来的特殊科学和监管问题。欧盟则建立了具有自身法律和历史基础的草药产品（herbal medicinal products）监管体系，在传统使用、既往使用证据及注册途径等方面与美国并不相同。

在质量领域，EMA 现行《草药/ 传统草药产品质量指南第三版》（Guideline on Quality of Herbal Medicinal Products/Traditional Herbal Medicinal Products -Revision 3）专门阐述了草药产品不同于化学定义明确的药品的质量特点，并对草药原料、制备、生产和质量控制等提出要求^[6]。

因此，FDA 与EMA 开展对话， 并不意味着两种监管制度在植物药监管上追求完全一致。联合研讨会官方资料明确承认双方存在实质性差异（meaningful differences）^[5]。与此同时， 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Harmonisation of T echnical Requirements for Pharmaceuticals for Human Use，ICH）关于药品开发、质量风险管理和生命周期管理的基本原则，可为复杂植物药提供重要的方法学参考，但其具体适用仍需结合产品特点和相应监管要求确定^[7-8]。

这一点对我国中药监管科学发展具有现实意义。中药有自身的临床使用历史、处方特点、生产方式和监管制度，没有必要机械套用美国植物药或欧盟草药产品的具体制度。国际规则对接更重要的是识别不同制度背后可以共享的科学原则。

对于来源复杂、组成复杂、具有天然变异并经历多步骤生产的植物药，无论采用哪一种法规体系和注册路径，都需要回答一些共同问题：如何认识产品质量，如何评价批间一致性，哪些原料和过程因素会影响最终质量，如何建立与风险相适应的控制体系，以及新增知识如何在生命周期中进入质量管理。监管路径可以不同，但复杂药物所面对的基本质量科学问题具有共通性。

我国中药企业尝试进入FDA的IND 及NDA 体系已有二十余年，复方丹参滴丸（T89）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复方中药品种之一。公开资料显示，T89 经过美国Ⅱ期临床研究后，于2012 年启动慢性稳定型心绞痛国际多中心Ⅲ期临床研究。美国临床试验注册平台（ClinicalTrials.gov）登记资料将第4 周运动平板试验总运动时间（total exercise duration，TED）相对基线的变化列为主要终点，第2 周和第6 周TED 变化等列为次要终点^[9]。该研究覆盖9 个国家和地区、127 个临床试验研究中心，相关研究的会议摘要发表于《美国心脏病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ollege of Cardiology，JACC）增刊^[10]。

需说明的是，T89 Ⅲ期研究未达到预设主要终点的统计学要求。根据2017 年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披露，第4 周主要终点点对点比较结果为P ＝ 0.06，未达到方案规定的P ＜ 0.05 统计学显著性要求；第6 周结果为P ＝ 0.02。在已有Ⅲ期研究基础上，企业需增补一项验证性临床研究，以进一步支持第6 周观察到的疗效信号并满足NDA 申报要求^[11]。因此，T89 后续追加临床研究首先属于临床有效性证据是否充分的问题，不能简单归因于植物药质量研究或化学、生产和控制（chemistry, manufacturing andcontrols，CMC）要求。

这一区分对于理解复杂植物药的开发逻辑十分重要。复杂植物药开发至少同时存在3 类相互关联但不能相互替代的证据问题：临床研究需要证明产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质量研究需要支持产生临床证据的批次与未来合格商业批次之间的质量和治疗一致性判断；生产和质量体系则需要保证这种一致性能够在商业化生产中持续实现。CMC 研究再充分，也不能弥补预设主要临床终点证据的不足；反过来，临床批次显示安全有效，也不能自动证明以后所有商业批次均具有相同的治疗表现。

在CMC 领域，复方丹参滴丸进行了长期而系统的研究。围绕天然原料变异、化学表征、生产过程、批次一致性和商业化生产，企业和研究团队积累了大量质量研究证据；公开研究中也可见质量源于设计、关键质量属性及过程控制等方法用于该产品生产研究[12]。近年来公开研究还显示，复方丹参滴丸相关质量研究开始关注化学表征与生物效应的关联。2023 年的研究尝试利用化学分析和蛋白质组学等方法探索与药效相关的质量生物标志物（quality biomarkers）^[13]。截至2026 年10 月14 日，在FDA 公开页面、企业公开披露及可检索学术文献范围内，尚未检索到FDA 针对T89 明确要求开展生物标志物研究的公开文件，因此本文不作此类推断。

根据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 年年度报告，T89国际临床研究仍处于Ⅲ期临床阶段^[14]。这意味着T89 至今仍是观察复杂中药如何进入FDA 新药体系的一个持续进行中的案例。

在此背景下，2026 年FDA在RFI 中提出的问题更具现实意义。RFI 询问如何支持和加快植物药开发，如何在不影响安全性、有效性和质量的前提下提高开发效率，并征询适合复杂植物混合物的研究设计和标准制定机会^[2]。这些讨论并不意味着可以降低临床有效性证明要求，也不能用质量证据弥补临床主要终点证据的不足。

真正需要回答的是：针对不同监管决策，各类证据需要达到何种程度才足以解决相应问题。复方丹参滴丸二十余年的开发历程表明，复杂中药进入现代监管体系需要分别建立临床有效性、批间治疗一致性和生产过程受控的证据，并解决这些证据之间如何衔接的问题。

FDA 在此次RFI 中正式征询：除FDA 之外，还存在哪些标准制定机会可以支持植物药研发与审评，并以质量标准（quality standards）作为示例^[2]。这一议题与RFI 同时讨论的复杂混合物研究设计、开发效率及既有知识利用等问题相互关联，值得我国中药监管领域关注。

我国长期高度重视中药质量标准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和国家药品标准体系在中药鉴别、检查、含量测定、指纹或特征图谱以及安全性控制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这些工作构成中药质量监管不可缺少的技术基础。

然而，终产品质量标准主要评价产品在规定条件下是否符合既定质量要求，但产品质量是在原料（包括辅料、溶剂等）、生产过程和中间物料等多个环节中逐步形成的。如果某项质量风险主要来自原料，或者某一重要质量属性主要由特定生产环节决定，仅依赖终产品增加检测项目，并不一定是最有效的控制方式。

复杂中药质量研究需同时处理两类问题：一是识别已有充分证据表明与安全性、有效性和质量一致性密切相关的关键质量属性，并依据证据建立相应控制；二是关注尚存在重要不确定性、目前不能合理排除其质量影响的属性和过程因素，根据风险程度采取适当研究、监测或预防性控制，并随着知识积累调整其风险等级和控制强度。鉴别、微生物、稳定性等具有明确基础质量和安全意义的项目，无需将逐一建立直接临床相关性作为实施质量控制的前提。

这并非弱化终产品检验，更非以过程研究替代法定检验，而是将终产品标准置于完整质量保证体系中进行考量。终产品质量标准与全过程质量保证应形成相互补充、彼此强化的功能关系：终产品标准用于确认最终产品的质量状态，全过程质量保证则通过源头与过程环节预防、识别和控制质量风险，二者共同支持产品质量的持续保证。质量标准仍然重要，但质量保证不能止于质量标准。

复杂植物药监管还面临另一个问题：产品越复杂，是否就意味着研究项目必须不断增加。现代分析技术、高分辨质谱、多组学、过程分析、化学计量学和生物效应评价均可为复杂体系研究提供重要信息，但这些技术首先是解决科学问题的工具，并不因为技术先进，就必然成为所有植物药开发的统一要求。具体研究路径仍应根据产品特点和拟解决的问题作具体判断。

FDA 此次RFI 在强调安全性、有效性和质量要求的同时，主动询问如何支持和加快植物药开发，以及如何在不影响上述要求的前提下提高开发效率^[2]。这并非降低标准，而是要求更加重视研究对于监管决策的实际支撑价值。

“研究应当适度”如果仅停留在原则层面，仍不足以形成可以审查的尺度。对于一项具体工作，首先应明确研究拟支持什么监管判断，例如，关键质量属性辨识、物料或过程关键性确认、工艺范围确定、批间一致性评价、变更批准，或者临床证据向商业产品的延续。不同监管决策面对的不确定性及所需证据并不相同。

研究充分性至少需要说明5 个方面：①针对拟作出的监管决策，还存在哪些可能改变该决策的关键不确定性；②现有证据覆盖了哪些原料、工艺、批次和质量变异范围；③依据何种接受准则可判断相关风险已得到控制；④尚存的不确定性如何通过监测、预防性控制或后续研究得到管理；⑤出现哪些变化或新增证据后，需要重新评价原有结论。

所谓“充分”，并不意味着全部化学成分、作用机制和影响因素均已被穷尽，而是现有证据已经足以支持当前决策，已知的重要风险已有相应控制，尚未完全解决但不能合理排除的潜在风险也有与其不确定性相称的管理措施。反过来，如果某一尚未解决的问题仍有合理可能改变对重要质量属性、主要风险、控制措施、批次一致性或者临床证据适用性的判断，那么即使已经开展了大量研究，也不能仅以研究数量证明证据充分。

证据充分性还具有明确的适用边界。原料来源、处方组成、生产工艺、设备、生产规模或控制方式发生重要变化，出现超出既有证据范围的质量趋势、偏差或新的安全性、有效性信息时，原先建立的判断需要重新审视。适度并不是“研究到此结束”，而是在明确证据边界、剩余不确定性的管理方式和重新评价条件基础上的阶段性充分。

由此，是否继续增加研究可以归结为一个更具有监管意义的判断：新增研究是否仍有合理可能降低关键不确定性，并改变当前质量或监管决策。如果继续增加研究仅是增加知识量，却不会改变关键判断、风险控制或证据适用范围，其监管增量价值就应当重新评价。

近年来，我国中药质量监管已经逐步由终产品质量标准向源头质量、生产过程和上市后持续管理延伸。2024 年，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发布《中药口服制剂生产过程质量控制研究技术指导原则（试行）》，明确提出原辅料质量控制、生产过程质量控制、成品检验等在内的全过程质量控制研究，强调质量源于设计、关键物料质量属性、关键过程参数、质量风险管理及变更影响等内容^[15]。

2025 年，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中药生产监督管理专门规定》 ，自2026 年3 月1 日起施行。该规定进一步把中药材质量评估、供应商审核、生产过程控制、稳定性趋势、质量回顾、偏差调查、上市后研究和风险研判等要求纳入中药生产监管体系^[16]。上述规定表明，我国已形成从源头质量、生产过程到持续管理的政策和技术基础。

因此，2026 年FDA 重新讨论植物药开发，对我国的意义并非引入全新的全过程质量管理理念，而是提供了重新审视已有原则如何进一步转化为具体技术判断的机会。在此过程中，并非要将技术评价责任完全交托于监管部门：企业应承担产品研究、证据形成和持续质量保证的主体责任；监管部门则需要在审评和监管实践中形成相对清晰、可审查且可持续适用的判断尺度。

7.1 基于监管决策的研究充分性评价

这一问题与第6 部分关于证据充分性的判断直接相关。针对具体品种，监管要求不应仅停留在“根据风险确定研究深度”的原则层面，还应明确：研究拟支持的监管决策、尚存的关键不确定性、证据覆盖范围、接受准则、剩余不确定性的管理方式，以及需要继续或重新评价的条件。

研究充分性也并不意味着所有尚未明确关键性的属性和参数均可排除。对于仍存在重要知识不确定性、尚不能合理排除其对产品质量产生实质影响的因素，应实施与风险相称的监测、预防性控制或后续研究，直至新增证据足以支持对其重新分类。

FDA 已批准植物药的公开审评资料也表明，不同产品所需的证据组合可以不同。例如，克罗非乐美（crofelemer，商品名Mytesi/Fulyzaq）的植物药审评文件在认可其整体质量控制方案的同时，建议进一步开发具有临床相关性的生物测定，尤其用于新原料采集区域或制造工艺变化时的质量控制^[17] ；对于以绿茶提取物为原料的赛儿茶素软膏（商品名Veregen），其审评文件则将其描述为来源相对单一、主要活性成分类别已有较充分认识的相对简单的植物药（relatively simple botanical）^[18]。二者不能简单概括为“一个要求生物测定、另一个因化学定量充分而不需要”，但说明证据充分性应结合产品复杂程度、已有知识和剩余不确定性进行个案判断，而不是要求所有植物药完成同一套研究。

7.2 临床批次与商业批次的衔接

临床试验证明的是特定临床批次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而上市后长期供应患者的是商业化生产批次。天然原料变异、生产规模扩大、设备变化和工艺优化，都可能使商业批次与临床批次之间产生差异。

FDA 2016 版《指南》将确保商业批次与Ⅲ期临床批次具有一致的治疗效应列为关键挑战，要求综合原料控制、CMC、生物测定及临床数据进行整体评价^[1]。对于我国中药新药，下一步需明确4 个核心监管问题：① 临床批次对主要原料和工艺变异的覆盖程度；②商业批次应维持的既有证据边界；③需证明可比性的关键质量属性或必要的生物效应指标；④当商业化生产超出既有证据边界时，需要补充的桥接证据类型。

7.3 变更管理中的既往证据延续与桥接边界

生命周期管理中的另一个现实问题是变更以后既往药学和临床证据还能适用到什么程度。FDA 2016 版《指南》指出，植物原料来源或生产工艺的变化可能影响产品特征和既有药理、非临床及临床数据的适用性；在存在不确定性时，可通过化学比较、生物测定或其他非临床研究等桥接方式，判断不同阶段产品是否足够相似，从而继续依赖既有证据^[1]。

对中药而言，需要建立更清楚的分层判断标准：哪些变化仍处于原有知识和控制范围内，可以通过药学比较及过程知识支持既往证据继续适用；哪些变化已经突破既有范围，需要增加更深入的药学、生物学或药动学等桥接研究；以及在何种情况下，差异已经大到不能合理外推既有临床证据，需要开展新的临床研究。明确原料和工艺变更后既往证据的可延续性及其边界，是减少不必要重复研究、同时守住质量和临床安全底线的重要技术问题。

7.4 全生命周期视角下的生产受控状态评估

全生命周期管理不能仅理解为注册批准后的持续合规，更重要的是利用商业生产不断产生的数据确认原有质量认知和控制策略持续有效。《中药生产监督管理专门规定》已明确要求，根据产品特性和稳定性历史数据制定合理的波动范围和异常趋势判定原则，发现异常趋势时及时开展风险研判；同时要求定期开展质量回顾、原料供应商质量评估，并对相关异常情形开展偏差调查和风险评估^[16]。

后续监管需重点界定4 个维度的判断标准：一是何种程度的趋势变化仍属于合理波动范围；二是何种信号提示过程能力可能发生漂移，即使终产品符合标准也需启动调查；三是何种偏差提示原有的物料或过程关键性判断需重新评估；四是哪些变化已突破既有证据边界，需重新启动研究。据此，可形成“持续监测-趋势识别- 异常或偏差调查- 风险判断- 纠正或变更- 必要时重新评价原有结论”的完整闭环，使“持续受控状态”成为可由持续数据支持和确认的状态。

7.5 生产过程控制与终产品质量标准的功能协同

我国已逐步强化中药生产过程质量控制，但开展全过程质量研究并不意味着将所有过程指标均转化为常规控制项目。研究范围可以较宽，而常规控制应基于风险和证据逐步收敛。能够在源头或过程中有效预防、监测和调节的风险，应在最适宜的环节实施控制。终产品质量标准则继续发挥鉴别、纯度、安全性、含量或效价及放行评价等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此过程中，同样需重视对未知风险的管理。对于尚不能合理排除重要质量影响的属性和过程因素，不宜因尚未建立直接临床相关性而直接放弃控制。可先采用适度监测或预防性措施，随着知识积累再作动态调整。水、微生物、鉴别、稳定性等具有明确基础质量或安全意义的控制项目，也无需以逐项证明直接临床相关性为前提。下一阶段真正需要解决的，不是过程控制与终产品标准孰轻孰重，而是二者如何形成清晰、互补并能够随证据更新的功能协同。

总体而言，我国下一阶段的重点不仅在于建立新的全过程质量管理理念，更在于将已形成的政策原则转化为一组能够支持审评和监管决策的判断规则：何时证据已充分，何时可延续既有证据，何时需要桥接研究，何时必须重新开展研究，以及如何用生命周期数据证明产品持续受控。

2026 年FDA 通过RFI 广泛征求意见，并与EMA 及其他相关方讨论植物药开发中的障碍和机会。这反映出，在保证安全性、有效性和质量的前提下，如何提高复杂天然药物的研发效率，仍是国际监管科学持续关注的问题。

我国已通过一系列技术指导原则和生产监管制度，逐步建立起涵盖源头质量、生产过程及全生命周期持续管理的政策框架。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已不再是理念的缺失，而是如何将其转化为针对具体产品可重复、可审查，并能够随新证据更新的科学判断规则。

对于一个具体产品，研发和监管需要共同回答一组相互关联的问题：在质量层面，哪些质量属性真正重要，这些属性如何形成，主要变异源自何处，哪些潜在风险尚不能合理排除，以及应在哪些环节实施与风险相称的控制。在证据层面，围绕具体监管决策，哪些关键不确定性已经解决，证据覆盖范围是否足够，接受准则是否明确，剩余不确定性如何管理，以及何种变化将触发重新评价。

由此，复杂植物药质量研究需要实现两个认识上的跃升：从“能够测量什么”跃升至“什么真正重要”；从“开展了多少研究”跃升至“现有证据是否已经足以支持决策”。复方丹参滴丸二十余年的FDA 申报实践也表明，企业需建立彼此衔接的临床有效性、批间治疗一致性和生产过程受控证据链，而监管科学则需要不断完善判断各类证据何时达到必要且充分水平的方法学。对于复杂植物药，未来如何在不降低安全性、有效性和质量要求的前提下，形成边界清楚、可持续更新的证据体系，可能是下一阶段我国中药监管科学值得持续研究的重要课题。

钱忠直，主任药师、二级教授，国家药典委员会。专业方向：中药质量控制、药品标准与监管科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