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叶刀·壹生时刻 | 外科RCT有多难?如何把临床困境变成可靠证据

“柳叶刀·壹生时刻”是柳叶刀与《中国医学论坛报》联合创办的学术专栏,旨在聚焦中国学者发表于《柳叶刀》系列期刊的原创研究。本期节目邀请到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樊嘉院士、孙惠川教授和朱小东教授,深度解锁TALENTOP研究;同时邀请到《柳叶刀》亚洲高级执行主编王辉,从期刊角度点评研究并分享专业建议;节目由中国医学论坛报社副总编辑郑桂香主持。我们将主要内容分享给大家。
Q:请问樊嘉院士:对于合并大血管癌栓的局部晚期肝癌患者,经系统治疗肿瘤降期之后,后续的治疗决策应如何选择?为什么要把这个问题设计成随机对照研究?
樊嘉:中国的肝癌在发现时大部分已属中晚期,比例约为70%。其中相当一部分患者合并门静脉癌栓,有的累及门静脉主干及左右支,有的是单侧受累。按照我国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的分期,这部分患者处于ⅢA期;若按巴塞罗那分期(BCLC),则属于C期。对这一类患者,过去通常不能手术,也就失去了根治的机会。
上世纪90年代,我们对中晚期、特别是合并门静脉癌栓的患者做过不少探索。那时缺乏系统的药物治疗,能做手术的尽量切除,不能手术的做介入治疗。癌栓术后容易复发,我们就设计了手术切除后置入化疗泵持续灌注化疗的方案,使这部分患者的1~3年生存率明显提高,部分患者获得5年生存,相关工作在2008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但能够手术切除的患者比例依然很低。近十年系统治疗发展很快,靶向治疗、免疫治疗以及联合方案,可使一部分患者的肿瘤明显缩小,重新获得手术切除的机会,其中部分达到部分缓解(PR),少数达到完全缓解(CR)。也正是在那时,一个此前全球没有明确答案的问题浮现出来:降期之后,是手术切除更好,还是继续用药更好?
临床上经常遇到这个抉择,患者也会追问,既然系统治疗已经使肿瘤得到控制、甚至完全坏死,为什么还要手术?正是这个问题,促使我们把系统治疗降期后的患者随机分成两组,一组手术切除并术后继续用药,另一组继续系统治疗,看哪种策略让患者获益更大。这项设计的出发点来自临床的实际需要,它既回答医生的问题,也回答患者的问题。就目前能检索到的证据而言,这是全球第一个针对中晚期肝癌、在系统治疗有效后比较手术与继续用药的高级别研究。
Q:请问王辉主编:从审稿人的角度看,编辑部重点关注、也提出疑问较多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以治疗失败时间(TTF)而非总生存(OS)作为主要终点,这一设计在评审中是如何被权衡的?
王辉:审稿过程中有两个问题比较突出,对国内同行也有参考价值。一是研究全部在中国完成,结果能否推广到其他国家和人群;二是在总生存数据尚未成熟的情况下,这项研究的价值在哪里。
这两个问题都提得合理。肝癌的病因和患者特征存在地区差异:中国和东亚相当比例的肝癌与乙型肝炎病毒感染有关,欧美一些国家代谢相关肝病和酒精相关肝病所占比例在上升;不同病因的患者在年龄、合并症和疾病自然史上并不相同,各国的临床路径、医疗条件和外科团队经验也存在差别。
有一点需要说明:对于一项仅在中国人群完成的研究,《柳叶刀》并不会因此认为它缺乏国际意义而拒稿。近年来,中国研究者牵头开展的高质量研究在《柳叶刀》上发表得越来越多,TALENTOP就是其中一例。判断一项研究是否重要,看的不是患者来自哪里,而是它有没有回答一个重要且尚未解决的问题,方法学是否可靠,能否为改善患者结局提供新的证据。中国肝癌疾病负担很重,一项研究如果能够回应中国患者的重要临床需求,本身就具有临床和公共卫生价值。研究全部在中国完成,结果能否推广到其他国家的确需要进一步验证,但这属于关于证据适用范围的科学讨论,不宜成为低估中国人群研究价值的理由。TALENTOP提出的问题并非只属于中国,用中国患者来回答这个临床困境,本身就说明了研究的意义。
关于总生存,我们同样关注。接受TTF作为主要终点,并不等于认为它已能可靠替代OS。同期发表的评论对这项研究做了综合分析,也坦率指出,在晚期肝癌中,TTF仍是尚未得到验证的生存获益替代终点,总生存、安全性、生活质量以及后续治疗仍然重要。这也是我们配发同期评论、帮助读者准确理解证据边界的原因。发表一项研究,不是宣布结论、一锤定音,而是让新的证据进入专业讨论,推动下一步研究。
Q:请问孙惠川教授:诱导治疗之后再手术,在安全性和根治性上表现如何?这样的结果放到临床实践中意味着什么?
孙惠川:在转化治疗领域,我国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开始探索,形成了比较独特的中国经验,但这套经验能否适用于全球肝癌患者,需要高级别证据。中国指南与国外指南在这方面一直存在差异,TALENTOP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起的。
研究之初,选择一个合适的终点非常关键:它既要反映临床获益,又要能比较敏锐地捕捉两种治疗方式带来的疗效差异。总生存是客观的黄金标准终点,但若以它为主要终点,同样会受到很多因素影响,很难敏锐捕捉差异;而且等到总生存数据成熟,研究结论可能推迟数年,这几年对于中晚期肝癌患者是宝贵的治疗窗口。
技术层面也有困难。手术组把肿瘤切除,通常以无瘤生存(RFS)作为评价指标;对照组带瘤治疗,一般以无进展生存(PFS)作为主要终点,如何把这两种终点放在一起比较,经过了反复考量。团队内部讨论了很多次,也存在不同意见,后来还征求了国际专家的意见,国际上同样没有现成答案。但这样的比较是有意义的:手术组治疗后失败的判定标准是肿瘤复发,对照组是肿瘤进展或出现新发病灶,至少要保证两个终点兼具临床价值、可以量化评估。所以,研究选择TTF作为主要终点,同时把总生存作为关键次要终点,后续会在方法学层面评估两种治疗模式对总生存的影响,我们期待在未来某个时间点达到预设分析标准时揭示这一结果。
外科安全性方面,需要承认手术属于创伤较大的治疗,给患者带来的风险相对更高,其中尤为关键的是死亡风险。投稿时,我们完整、公正地披露了接受外科治疗患者的相关风险,有两例患者的死亡可能与手术相关,目的就是说明在把手术作为治疗手段时,需要全面评估患者的获益与风险。就现有判断,如果国外患者也满足TALENTOP研究预设的手术标准,手术应当作为一项主要推荐;这套治疗模式能否外推至其他人群,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Q:请问王辉主编:这项研究最终发表在《柳叶刀》上,编辑部最终依据什么作出发表决定?
王辉:发表决定是编辑部在审稿人意见的基础上,综合研究问题的重要性、研究设计、研究初衷、数据质量、临床意义,以及作者是否公开透明地讨论安全性、研究局限性和国际读者价值之后作出的集体判断。
就个人而言,这项研究呈现了一条不同的外科成长路径。经常听到外科医生说,药物比较容易做随机对照研究,外科很难做RCT:很难设盲,手术在不同中心和术者之间存在差异,也存在学习曲线,患者未必愿意被分配到不手术的药物组。
外科随机对照研究不一定要照搬药物试验的模式,也不一定要找到类似安慰剂的对照,更关键的是从临床真正存在的问题出发,把一个重要的治疗决策变成一个可以严格验证的问题。这项研究把长期的临床问题和观察转化为研究假设,组织多中心,用随机对照研究这一证据等级较高的方法来验证。柳叶刀今年也创办了外科领域的专业期刊《柳叶刀-外科与麻醉学》,希望进一步推动外科领域重要研究证据的形成与验证;这个时代对外科医生提出了更高要求,既要解除患者的病痛,也要把临床经验转化为可靠的证据。
Q:请问朱小东教授:TALENTOP从筛查、入组到长期随访,涉及数百例患者,历时数年。全程参与这样一项研究,对您和团队都有哪些收获?
朱小东:参与这项研究,对我的能力锻炼很直接。以往我们更多参与企业发起的注册研究,而TALENTOP是研究者发起的研究(IIT),这意味着研究者要对患者管理和项目执行承担全部责任。
我们一方面负责研究的协调管理,一方面要保证方案被严格执行。各中心医生对方案的理解以及自身的临床实践,与方案要求并不完全一致,有时需要调整他们的做法;有些事情在过去看来理所当然,放进这套方案里就必须严格执行。研究设计再好,如果无法落地,也很难得到理想的结果。
此外还有比较细致的工作,比如患者管理。患者出于信任参加临床研究,我们既要做好治疗管理,也要为他们的就诊提供便利。这项研究方案本身比较复杂,同期评论也提到它涉及多学科之间的沟通,除外科医生外,还有系统治疗医生和影像科医生。另一个关键决策是要不要做手术,医生之间也存在分歧:有的倾向于给患者做手术,有的倾向于继续系统维持治疗。我们要与医生充分沟通,说明目前确实存在治疗选择的困境,需要通过随机化分组把方案执行下去。这个过程既把转化治疗这条路走通了,也锻炼了我们开展研究者发起研究、在项目执行中沟通协调的能力。
Q:请问孙惠川教授:这项研究需要协调全国20多家中心。怎样让这些中心的执行保持一致?“可切除”的标准又是如何确定的?
孙惠川:这项研究一共有410位在全部研究文件上签字的医生和护士,再加上200多位临床研究协调员(CRC)和大量支持人员,相当于一支数百人、接近千人的团队在运营。要让这么多人按照同一套方案推进,是很大的挑战。项目运行期间一共召开了159次双周会,固定在每周一晚上八点,解决研究中的技术问题和各类疑难问题;樊院士带领我们组织了16场线上线下研究者会,各中心的研究者、研究骨干及其CRC共同参会;还派我和朱小东教授走访各中心,把摸索积累的经验传递过去。这些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项目推进。
机制层面还有两点。我们组建了两个独立团队,专门监控核心关键环节。比如评估患者能否随机进入手术组:除本中心研究者和主管医生判断可以手术外,还必须在3天之内把患者信息提交独立评审小组,由小组评估肿瘤是否缓解、手术是否安全;几方全部确认之后,患者才能进入随机化流程。这套机制既保障了研究质量,也使执行标准保持相对统一,它在中国的临床环境下可以被多数临床工作者普遍接受,未来能否供其他国家的同行参考,还值得进一步探讨。
主要终点TTF的评价主体也存在差异:研究者评价与独立影像评价委员会的评价并不相同,一般来讲独立影像评价更为客观,评审人员不知道受试者的分组情况,只判断患者是否出现复发或进展。本研究的主要终点由独立影像委员会评价,同时结合研究者评价,两项评估同时达到预设目标,才认为结果具备可重复性。
Q:请问樊嘉院士:从学科布局的高度看,做成这样一件事需要一支什么样的队伍?您希望这项研究为学科里的中青年医生留下什么?
樊嘉: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最初设计时,我们并没有预计到会有这么多复杂环节、牵涉这么多人员和研究中心,各中心也有各自的想法。从研究设计、推进落地到每一步实施,包括系统治疗方案的制定、随机对照方案的设计、手术切除或继续系统治疗的选择,都有大量人员、多家中心、多个学科参与,全国共有24家参研中心。如果核心团队和24家中心的团队不能朝着同一个目标推进,这项研究无法完成。
我们和企业发起的注册研究不同。企业做注册研究,是为验证新药疗效而投入大量经费和人力;我们做这项研究,目的是改变肝癌、尤其是中晚期肝癌的治疗模式,取得更高等级的循证证据。这项研究能够在中国完成并保证质量,也要感谢国内肝胆肿瘤外科领域同道多年来的协作,这种协作包含两个层面。一是老一辈专家留下的传承,严谨治学、一切为患者着想。二是自2017年起,我们的团队牵头、联合全国100多位专家,其中包括十余位院士,编写《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以及一系列专家共识;该指南由国家卫生健康委颁布,每两年更新修订一次。同时,随着多款免疫药物、靶向药物及联合方案问世,国内多中心团队共同开展了多项研究,促成了为同一目标团结协作的氛围。
对于中青年医生,一方面是持续学习,一方面是在任务中历练。不断给他们布置有意义、有价值的研究工作,团队才能在实践中成长。多年前我们成立了中国中青年肝癌研究协作组(CLEAP),为中青年肝胆肿瘤医生团队搭建平台,一直由孙惠川教授担任负责人,持续组织研究者会议、牵头不同规模的临床研究、针对临床难点问题开展攻关。正因为有这样的积累,当要开展一项规模浩大的研究时,才能有序组织、稳步推进。孙惠川教授、朱小东教授推进24家参研中心的落地,实地走访了23家中心,贯穿整个研究周期,疫情期间也没有中断。这项研究的主力是中青年骨干,他们一面学习、一面实践,也获得成长。可以说,我们培养出了一支中国中青年的肝胆肿瘤团队,为今后继续攻克肝癌和肝胆肿瘤储备了力量。
Q:请问樊嘉院士:从这项研究扩展到肝癌诊疗领域,您如何评价近十年中国取得的成绩?距离真正的国际顶尖水平,还需要做些什么?
樊嘉:在肝癌领域开展临床研究,我们起步时间并不长。与国际上一些知名临床科学家、顶尖研究团队和研究机构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一是自主设计、自主推进临床研究、掌握临床研究规则范式的能力,还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二是需要与国际顶尖研究者、研究团队开展深度合作,只有深度合作才能推进真正国际化的多中心研究;三是要持续努力,争取参与乃至引领国际多中心研究。刚才王辉主编也提到,研究设计需要纳入东西方差异,包括不同人种、不同地域以及病因、疾病进展规律等影响因素;理解这些差异,才可能设计出高质量的国际多中心研究,让更多患者获益,不只是中国患者。
展望未来,随着靶向、免疫新药以及各类新技术不断涌现,仍有大量问题有待解决。需要继续深化基础研究,发掘新靶点,研发新型靶向药物,并把新药与现有技术手段科学整合;同时持续参与国际交流,争取与国际同行平等对话,并争取在部分领域起到引领作用,无论是临床研究、转化研究,还是提出原创理念并加以验证,最终把大量临床实践与研究充分结合,产出更高等级的循证证据。
王辉:对于中国团队如何持续在高影响力期刊上发声,我有一点不算成熟的想法:不要把目标设定为多发几篇文章,也不要从“什么比较容易发表”出发去选择研究问题;而是要回到初心、回到患者本身,回到临床医生和患者共同面临的现实难题,从中找到临床研究问题。论文发表应当是研究结果自然产生的结果,而不应成为研究本身的目的。能够改善中国患者结局的研究,本身就具有充分的意义和价值。
如果我们希望产生全球意义,下一步或许应当组织更多多国、多中心的研究,看看中国团队的结果能否在不同人群、不同医疗条件下得到验证。这不只是为了证明研究具有国际性,而是为了更准确地了解这套策略适用于谁、又不适用于谁。也期待中国团队产出更多连续性的研究,从基础到临床,再到随机对照试验和真实世界验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 。END
作者团队介绍
原文载于2026年10月29日《中国医学论坛报》B2-4,文字内容由 中国医学论坛报 胡岳整理。
DOI:10.1016/S0140-6736(26)012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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